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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次三经》仅有五山，走向为自西向东。其中第一山“敖岸之山”的相关记载中有“北望河林”，其余几山都有“北流注于河”的河流发源。显然，这一列山应在黄河以南。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这一列山的位置作出了判断。根据《水经·河水注》的记载，《中次三经》自西向东第二座山“青要之山”在新安县，亦即今新安县境。《河水注》中提到: “河水又与畛水合，水出新安县青要山，今谓之疆山。”显然，在郦道元的时代，新安县这座山通行的名称是“疆山”，而郦道元将它对应为《中次三经》中的“青要之山”。《中次三经》记载“青要之山”有“畛水”发源，郦道元也将“疆山”发源的河流对应为“畛水”。此后，受《水经注》影响，发源于新安县西北、注入黄河的这条河流就一直称为“畛河”，直到今天这一名称仍在沿用。根据《水经·河水注》的其他记载，《中次三经》中“青要之山”以东的“騩山”“宜苏之山”“和山”诸山的位置依次向东，直至今偃师市东北一带。因此，郦道元认为《中次三经》记载的是今洛阳市以北一带的山地。后世学者如毕沅、郝懿行直至当代学者基本上都持相同观点。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即可发现问题所在。

《中次三经》最东边一座山为“和山”，并记载“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根据《水经·河水注》，“和山”的位置在首阳山以东，即今偃师市东北。然而，就在《河水注》中，郦道元本人即说： “今于首阳东山，无水以应之，当是今古世悬，或川改状矣。”可见，《中次三经》记载“和山”有“九水”发源，但郦道元找到的首阳东山并无河流发源。对于这样的矛盾，郦道元只好解释为古今山水发生了变化。但是，历史上黄河在这一带并无明显改道，山水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郦道元这样的解释也很难讲通。因此，《中次三经》诸山的位置很可能并不在新安至偃师一带，而是另有其地。

今灵宝市以西的黄河支流沙河，发源于灵宝市西南娘娘山，娘娘山一带山地有十余条河流发源，出山后合为一水，即今沙河。古人言“九水”，即指河流众多之意。在今潼关至郑州一带的黄河南岸，只有娘娘山与沙河这一带的地理环境符合《中次三经》“和山”的“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的记载。此外，“和山”为《中次三经》最东一山，娘娘山的位置也恰好在其所在的山脉( 即今小秦岭山脉) 最东端。因此，“和山”所指的只能是今娘娘山山地。

由此，《中次三经》记载的应是今小秦岭一带山脉。《中次三经》五山自西向东分别为敖岸之山、青要之山、騩山、宜苏之山、和山。其中青要之山有“畛水”发源，騩山有“正回之水”发源，宜苏之山有“滽滽之水”发源。按照“和山”与其他诸山的相对位置判断，“滽滽之水”相当于今阳平河，“正回之水”相当于今枣乡河，“畛水”相当于今十二里河。宜苏之山、騩山、青要之山则分别对应于这几条河流发源的山地（图2）。

《中次三经》最西端的山为“敖岸之山”，并记载有“北望河林”。其位置当在十二里河以西，即今灵宝市豫灵镇东南一带山地。这一带山地在小秦岭山脉中位置也最为靠北，距离黄河最近，可以符合“北望河林”的记载。

因此，《中次三经》诸山描述的应是今灵宝市西南小秦岭山脉，自豫灵镇东南山地向东直至娘娘山的这一地区。

《中次五经》共有15座山，诸山整体走向基本上也是自西向东。在这15座山之中，从第一山“苟林之山”至第九山“槐山”，除第五山“条谷之山”与第六山“超山”相距十里外，每两座山之间的距离都在三百里以上。而第九山“槐山”以东，直至第十五山“阳虚之山”，每两山之间的距离都在二十里以内。此外，“槐山”以东诸山大部分都有河流发源，“槐山”以西诸山则都没有河流发源。以上这种种差异，使得后世学者大都怀疑《中次五经》西段诸山与东段诸山并不相连。毕沅、郝懿行等学者都认为《中次五经》东段诸山在华山附近的渭河、洛河流域之间，西段诸山则与此地区相距较远。由此，本文也暂不讨论《中次五经》西段诸山的地望问题，而主要对《中次五经》东段诸山进行研究。

《中次五经》东段诸山，自第十一山“尸山”起，有河流发源。其中第十一山“尸山”有“尸水”南流注入洛河; 第十二山“良余之山”有“余水”北流注入黄河，“乳水”东南流注入洛河; 第十三山“蛊尾之山”有“龙余之水”东南流注入洛河; 第十四山“升山”有“黄酸之水”北流注入黄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这些山的位置也进行了研究。根据《水经·渭水注》和《水经·洛水注》的记载，这些山的位置都在今华阴市西南的华山山脉中，后世学者基本上也都沿袭此说。然而，这种说法也存在较大的问题。

按照《水经·渭水注》的记载，“余水”与“黄酸之水”二水都是北流注入渭河。然而，《中次五经》原文却记载二水都是“北流注于河”。可见，此二水应是直接注入黄河，而非注入渭河。因此，“良余之山”与“升山”诸山的位置也不应位于渭河流域，而应在渭河流域以东。

潼关以西，发源于华山山脉北流的各条河流都属于渭河流域。而在今潼关县城以东，有潼河水系（上游为潼沟河、晋沟河二源）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再向东，由南向北注入黄河的是双桥河水系（上游为太峪河、西峪河等）。它们都发源于小秦岭山脉西段的山地中，这一带山脉以南又都属于洛河流域，符合《中次五经》中的记载。因此，“余水”应为今潼河，“黄酸之水”应为今双桥河。“良余之山”与“升山”则分别对应这两个水系发源的山地，具体而言，“良余之山”为今潼关县城以南山地，亦即今洛南县巡检镇北界山地。而“升山”则是今太要镇、豫灵镇以南山地，亦即今洛南县寺耳镇北界山地。

在《中次五经》中，“良余之山”除有“余水”北流注入黄河，还有“乳水”东南流注入洛河。根据上文所述，“良余之山”即今巡检镇北界小秦岭山地，因此“乳水”应是发源于这一带山地南坡的河流。考其地望，“乳水”应是今石坡河上游的支流上大河（亦称三元河）。

《中次五经》中，在“良余之山”与“升山”之间还有一座“蛊尾之山”，并有“龙余之水”东南流注入洛河。此外，“良余之山”以西为“尸山”，有“尸水”南流注入洛河。考其地望，“蛊尾之山”应为今巡检镇东北的玉皇岭，“龙余之水”应为今桑坪河上游的支流伍仙河西源。而“尸山”则是今巡检镇西北山地，“尸水”应是发源于此的石坡河上游支流甘江河（图2）。

如上所述，“尸水”“乳水”“龙余之水”分别为甘江河、上大河、伍仙河（也包括其下游桑坪河）。然而，这几条河流并不是直接注入洛河的。甘江河、上大河都注入石坡河的上游高山河，桑坪河也注入石坡河，这似乎与《中次五经》这几条河流注入洛河的记载相矛盾。实际上，这是由于《山经》作者认为洛河正源在今石坡河水系而造成的。

石坡河发源于今洛南县巡检镇西北，东南流经巡检镇、石坡镇，于柏峪寺镇以东注入洛河，是洛河上游的最大支流。如果从石坡河注入洛河之处上溯，石坡河干流长度仅仅略短于今天的洛河正源。在《山经》的时代，人们以石坡河为洛河正源的现象是极有可能出现的。由此，尸水、乳水、龙余之水分别注入洛河的记载就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了。

到郦道元写作《水经注》的时代，人们已经确定洛河正源与今天一致。郦道元没有考虑到过去人们可能以石坡河为洛河正源这一问题，因此他看到《中次五经》中的“尸水”等河流，只能用今天洛河上游直接注入洛河的几条支流来对应，也就有了《水经·洛水注》中的记载。这就造成这几条河流的位置比实际位置更加偏西，“良余之山”“升山”诸山的位置也移到了潼关以西。这样，“余水”和“黄酸之水”也就只能向北注入渭河，无法符合《中次五经》二水注入黄河的记载了。

《中次五经》最东一山为“阳虚之山”，在“升山”以东。考其地望，“阳虚之山”应是今灵宝市、潼关县、洛南县交界处的小秦岭主峰老鸦岔垴一带。按《中次五经》的记载，阳虚之山“临于玄扈之水”。靠近老鸦岔垴一带的河流，主要有西南流注入洛河的陈耳河( 下游称西峪河) 以及东流注入弘农涧河的董家埝河（亦称西弘农涧河）。根据《中山经》的其他记载，“玄扈之水”指的应是董家埝河（具体论证见本文第五部分）。

综上所述，《中次五经》东段，自“尸山”至“阳虚之山”，描述的应是今洛南县巡检镇、寺耳镇北界与华阴市、潼关县、灵宝市交界处的华山、小秦岭一带山脉。

《中次四经》共有9山，走向为自东向西，位于今洛河流域。

关于《中次四经》前七座山（自最东第一山“鹿蹄之山”至东起第七山“熊耳之山”）的地望所在，历代学者总体上没有太大争议。如“鹿蹄之山”有“甘水”发源，其地在今宜阳县以东；“熊耳之山”有“浮濠之水”发源，其地在今卢氏县东南。在这七座山的地望问题上，笔者也同意历代学者的观点。但是，对于《中次四经》的最后两座山“牡山”和“讙举之山”，还需要继续研究。

在“讙举之山”的相关记载中，有“雒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古代“雒”“洛”二字常常通用，例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中，洛阳县和上洛县即写作“雒阳”“上雒”，《汉书·地理志》中，洛阳县、上洛县和洛水也分别写作“雒阳”“上雒”“雒水”。由此，人们一般都认为“讙举之山”发源的“雒水”就是“洛水”，也就是今天的洛河。这样的看法，至少在《水经》成书的三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在《水经》中，关于洛河源头的记载为： “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需要注意的是，《水经》这条记载中的“讙举山”并非汉魏时期通行的山名，而是《水经》作者引用了《山经》的山名。《汉书·地理志》弘农郡上雒县：“《禹贡》雒水出冢领山，东北至巩入河。”可知当时这座山通行的名称应是“冢领山”。在本文第一部分中已经提到，根据黄学超的研究，《水经》在撰作之时，参考了《山经》《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等先代典籍的记载。当《山经》记载的河流源出之山与《汉志》《说文》相矛盾时，《水经》一律取《山经》之说。显然，《水经》作者看到《中次四经》中的“雒水”，认为它就是流经洛阳的“洛水”。既然《中次四经》记载“讙举之山”为“雒水”所出，《水经》作者自然也就认为“讙举之山”就是洛河源出之山。虽然《汉志》已经记载洛河源出“冢领山”，但《水经》作者仍然选择了《山经》的山名，也就有了“洛水出京兆上洛县讙举山”的记载。

汉代以来，人们已经确定洛河正源与今天一致，也就是发源于今洛南县西北草链岭一带。自从《水经》记载洛河源出“讙举山”以后，后世学者也都认为“讙举山”就是洛河源头的山地，也就是草链岭一带。从郦道元的《水经·洛水注》直至当代学者都持这样的观点。然而，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由于《水经》作者误读《山经》而造成的。

如上文所述，《水经》作者认为《中次四经》所载的“雒水”就是“洛水”。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中山经》原文，可以发现《中山经》对洛河流域山川的记载非常准确，并提到很多河流都注入洛河。在这些河流入洛的记载中，《中山经》使用的都是“洛”字，没有用过“雒”这一写法。虽然古代“洛”“雒”二字常常通用，但在同一部著作中，作者总会固定使用其中一种写法。就《中山经》而言，可以看出作者提到洛河时使用的是“洛”这种写法，不会使用“雒”字。因此，《中次四经》中出现的“雒水”，指的必定不是洛河，而是其他河流。

此外，《中次四经》还记载雒水“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众所周知，洛河是注入黄河的，并非注入“玄扈之水”。《中山经》对黄河、洛河一带地理环境的记载非常准确，并多次提到河、洛、伊水、穀水等河流。《山经》作者自然知道洛河注入黄河这一事实，不可能写出洛河注入“玄扈之水”这样的记载。由此也可看出《中次四经》中注入“玄扈之水”的“雒水”并不是洛河。

对于“讙举之山”与“雒水”的地望问题，可以结合本文第四部分“《中次五经》东段诸山川与洛河正源问题”进行研究。《中次四经》在叙述最后两座山“牡山”与“讙举之山”后，还有一句：“此二山者，洛间也。”根据本文第四部分的论述，《山经》作者以石坡河为洛河正源。石坡河发源于今巡检镇西北，如果以此为正源，洛河上游的流向即从今巡检镇起，先向东南流至今卢氏县西南，再转向东北流，基本呈“U”字型。《中次四经》诸山走向为自东向西，第七山“熊耳之山”在今卢氏县东南，最后两山“牡山”与“讙举之山”的位置自应继续向西。从卢氏县东南的山地继续向西，正好跨过洛河，进入这个“U”字型的内部。这一带东、西、南三面都被洛河（包括石坡河）环绕，符合“洛间”这一描述。因此，“牡山”与“讙举之山”指的应是这一带的山地。具体而言，“牡山”应是今卢氏县城以西的钟嘴山一带山地，“讙举之山”则是今灵宝市朱阳镇西南山地，亦即今洛南县灵口镇北界山地。

按《中次四经》的记载，“讙举之山”有“雒水”发源，并“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玄扈之水”这条河流，在《中次五经》中也同时出现。《中次五经》记载阳虚之山“临于玄扈之水”，根据本文第四部分所得的结论，“阳虚之山”为今小秦岭主峰老鸦岔垴一带。靠近老鸦岔垴一带的河流，主要有西南流注入洛河的陈耳河（下游称西峪河）以及东流注入弘农涧河的董家埝河（亦称西弘农涧河）。陈耳河、西峪河水系并无较大的、东北流向的支流注入，无法与“雒水”的相关记载相合。因此，“玄扈之水”应是今董家埝河。

董家埝河（西弘农涧河）在今灵宝市朱阳镇西与南弘农涧河合流，南弘农涧河上游亦称白脸河，发源于今朱阳镇西南芋元村一带的山地之中，东北流至朱阳镇与董家埝河合流，与“讙举之山”和“雒水”的记载相合。由此，也可以进一步印证“讙举之山”即是今朱阳镇西南山地，“雒水”则是今南弘农涧河（图2）。

综上所述，《中次四经》描述的是自今宜阳县东南，向西经熊耳山脉至卢氏县东南，再继续向西跨过洛河，至今灵宝市朱阳镇西南一带的山地。

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次六经》东段诸山川与涧河水系”中，已对《中次六经》东起第十山“傅山”以东的山川地望进行了考证。在“傅山”以西，《中次六经》中还有四座山，即东起第十一山“橐山”、第十二山“常烝之山”、第十三山“夸父之山”和第十四山“阳华之山”。根据《中次六经》原文，“夸父之山”之北为“桃林”，“桃林”这一地名恰好在其他很多早期文献中也有记载。因此，要研究“夸父之山”及附近山川的地望，也就必须要搞清历代学者对“桃林”地望的研究情况。

（一）关于“桃林”的记载与历代学者的观点

《中次六经》东起第十三座山为“夸父之山”，关于“夸父之山”的记载中有“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等文字，可见，“夸父之山”与“桃林”和“湖水”这两个地名的关系非常密切。

“桃林”这一地名，在其他很多早期文献中也有记载。据说，周武王克商后，曾放马于“华山之阳”，并放牛于“桃林”附近。对这一事件，《礼记·乐记》中的记载为: “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史记·周本纪》记载为: “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为: “休马华山之阳，示以无所为”“放牛桃林之阴，以示不复输积。”此外，《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 “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可知，春秋时期晋国有“桃林塞”这一地名。

魏晋时期，学者对“桃林”的位置也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杜预注《左传》时指出“桃林在弘农华阴县东潼关”，认为“桃林”即潼关。《晋太康地记》作者则认为“桃林在阌乡南谷中”。稍晚的潘岳《西征赋》中，在叙述秦函谷关的一段文字之后，有“问休牛之故林，感征名于桃园”一句，再下一句为“发阌乡而警策，愬黄巷以济潼”。显然，“休牛之故林”叙述的也是“桃林”，而且，潘岳与《晋太康地记》作者一致，也认为“桃林”在阌乡一带。古阌乡城在今灵宝市豫灵镇北（清代至民国时期称阌底镇） ，由此可知《晋太康地记》作者与潘岳都认为“桃林”在今豫灵镇一带。东晋末年郭缘生《述征记》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也持有类似的观点。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引用了《晋太康地记》和潘岳、郭缘生的观点，但他本人则认为“桃林”在今灵宝市阳平镇一带。按照《水经·河水注》的记载，郦道元认为“湖水”即流经今阳平镇的阳平河，“夸父之山”即阳平河上游的小秦岭山地，“桃林”也在阳平河流域。

按照《中次六经》的记载，“夸父之山”以西为“阳华之山”，有“门水”发源，北流注入黄河。郦道元除将“湖水”对应为今阳平河外，还认为“门水”即今弘农涧河，“阳华之山”即今灵宝市朱阳镇西南山地，亦即今弘农涧河正源（弘农涧河正源即南弘农涧河）所出之山地。然而，这样的观点与《中次六经》原文之间也存在矛盾。

第一，根据本文以上几部分的研究，可知《中次三经》描述的是今小秦岭山脉，《中次四经》中的“雒水”即今南弘农涧河，“讙举之山”即今灵宝市朱阳镇西南山地，同时出现于《中次四经》与《中次五经》的“玄扈之水”即今董家埝河。如果按郦道元所言，“夸父之山”为阳平河上游的小秦岭山地，“阳华之山”为朱阳镇西南山地，这就与《中次三经》和《中次四经》中的山川重复。《中山经》对河洛地区各山脉、水系的记载非常准确，例如对洛河、伊河、涧河等水系的记载，自《中次二经》至《中次七经》的各条记载之间都完全契合，不会发生重复。因此，既然《中次三经》和《中次四经》已经描述了这两处山地，那么《中次六经》中的“夸父之山”和“阳华之山”必定不是这两处山地。

第二，《中次六经》自东起第一山“平逢之山”起，诸山皆在今崤山山脉。崤山山脉最西一段为东北—西南走向，从今三门峡市市区以南的崤山主峰甘山向西南经今卢氏县官道口镇、杜关镇，直至今杜关镇西南的冠云山一带，与弘农涧河以西的小秦岭并非同一山脉。《中次六经》自东向西叙述崤山山脉诸山，至甘山附近，理应向西南继续沿崤山山脉叙述。因此，“夸父之山”也不应在今小秦岭山脉。

可见，郦道元等学者对《中次六经》西段诸山与“桃林”地望的研究中也存在问题，需要重新考证。

（二）《中次六经》西段山川考

1．“阳华之山”与弘农涧河正源问题

按《中次六经》记载，最西端的“阳华之山”有三条河流发源，分别为“杨水”西南流注入洛河、“门水”东北流注入黄河、“姑之水”东流注入“门水”。此外，今本《山海经》在《中次六经》篇末尚有一句“门水至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清代王念孙认为此句为郭璞注误入正文，非《中次六经》原文，其说可从。既然已经记载“门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中次六经》不可能又有门水“入雒水”的记载，此句不应为《中次六经》原文。因此，在研究“阳华之山”的地望时，主要还应根据“杨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门水出焉，而东北流注于河”“姑之水出于其阴，而东流注于门水”这几条记载来进行分析。

郦道元认为“门水”为南弘农涧河，但是，根据本文第五部分的研究，南弘农涧河应是《中次四经》中的“雒水”，出现在《中次四经》和《中次五经》中的“玄扈之水”则为今董家埝河。这样，弘农涧河上游的南弘农涧河、董家埝河（即西弘农涧河）两大水系都已在《中次四经》和《中次五经》中描述。因此，《中次六经》中的“阳华之山”和“门水”就只能位于这两大水系以东。

结合《中次六经》中“杨水”注入洛河的记载，“阳华之山”只能是今卢氏县沙河乡以北的冠云山、石牛岭山地。“杨水”即发源于冠云山，西南流注入洛河的索峪河，“门水”即今灞底河。灞底河是弘农涧河最大的支流，其上游又称杜关河，发源于冠云山、石牛岭北坡，东北流经卢氏县杜关镇、官道口镇等地，向北流至灵宝市函谷关镇与弘农涧河合流。在《山经》的时代，由黄河流域进入卢氏的道路基本沿弘农涧河支流东涧河、灞底河及灞底河上游支流南盘水行进，人们极有可能以南盘水—灞底河水系为弘农涧河正源。根据《中次六经》中对水系的描述，可知“门水”指的应是南盘水—灞底河—弘农涧河水系。而“姑之水”应指今灞底河正源，位于今南盘水以西，符合《中次六经》中“东流注于门水”的记载（图2）。

冠云山、石牛岭山地位于崤山山脉西南端，其中冠云山海拔1866 米，是崤山山脉第二高峰，古代由黄河流域进入卢氏的道路必经此处山地，在灵宝、卢氏一带极为重要。《中次六经》自东起第一山“平逢之山”起，诸山皆在今崤山山脉。冠云山、石牛岭山地的位置与“阳华之山”的记载可以完全吻合，发源的河流也与《中次六经》的记载一致。因此，“阳华之山”即今冠云山、石牛岭山地。

2．“夸父之山”与“桃林”

如上文所述，郦道元等学者基本都认为“桃林”与“夸父之山”在今小秦岭地区。实际上，这都是受了“湖县”这一地名的影响。《中次六经》记载“夸父之山”有“湖水”发源，北流注入黄河。汉代以来，今灵宝市以西恰好有一个“湖县”。湖县县治亦称“湖城”，明清时期为阌乡县县城，在今灵宝市阳平镇以北，亦即阳平河入黄河处附近。由于“湖城”位于阳平河附近，历代学者便认为《中次六经》中的“湖水”应与“湖城”“湖县”有关，即今阳平河。这样，“夸父之山”与“桃林”自然也都在小秦岭地区。但是，如上文所述，如果“夸父之山”在小秦岭地区，就与《中次三经》《中次四经》中的记载发生矛盾。因此对于“夸父之山”与“桃林”的地望，也需要重新考证。

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以西有淄阳河北流入黄河，此河东岸的大营镇黄村东北有曲沃故城遗址。此城并非春秋时期晋桓叔受封之曲沃城，但亦有“曲沃”之名。潘岳《西征赋》中有“升曲沃而惆怅”之句，即指此地。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中解释为: “余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晋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处此以备秦。时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为积古之传矣。”可以看出，郦道元认为这个曲沃城的得名与詹嘉守桃林塞这一事件有关。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郦道元的观点，并且认为“桃林”的位置即在今淄阳河一带。

在上一节中，已经考证出“阳华之山”即崤山山脉西南端的冠云山、石牛岭山地，“门水”即今南盘水—灞底河—弘农涧河水系。因此，“夸父之山”应在今弘农涧河以东的崤山山脉中。淄阳河发源于弘农涧河以东的崤山山地，恰好与《中次六经》中“夸父之山”的相关记载相符。另外，根据《左传·文公十三年》的记载，晋侯使詹嘉守桃林塞，而淄阳河东岸的故城又恰好有晋国“曲沃”之名。由此可知，淄阳河一带即是《中次六经》中记载的“桃林”地区，而“湖水”即今淄阳河（图2）。

历代学者往往认为《中次六经》之“湖水”与“湖县”有关，实际上，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湖县原名胡县，汉武帝时才更名湖县。此外，在本文第二部分“《中次六经》东段诸山川与涧河水系”中已经论述，《中山经》中各条支流的名称应是《山经》作者独立命名的结果，与其他早期文献中记载的地名往往并无直接关系。不能因为“湖县”与《中次六经》中的“湖水”都有“湖”字，就认为它们一定相关。因此，也就不能据此判断“湖水”一定是阳平河，而应主要根据《中山经》原文所载的各山川相对位置来进行研究。根据上文的研究，《中次六经》中的“夸父之山”应是今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以南的崤山山地，“湖水”即今淄阳河，“桃林”即今淄阳河流域地区。

3．“常烝之山”与“橐山”

在《中次六经》中，“夸父之山”以东的两座山分别为“常烝之山”和“橐山”。“橐山”有“橐水”发源，“常烝之山”有“潐水”和“菑水”发源，皆注入黄河。郦道元在《水经·河水注》中，将“橐水”对应为流经今三门峡市市区的青龙涧河，“潐水”和“菑水”分别为青龙涧河以西的苍龙涧河和淄阳河。郦道元以后，人们一直沿用他在《水经注》中的观点，例如今天淄阳河这一名称即与“菑水”有关。然而，这与《中次六经》原文也并不相符。

按《中次六经》记载，“菑水”和“潐水”同出“常烝之山”，“菑水”的流向为“北流注于河”，“潐水”则为“东北流注于河”。今苍龙涧河的流向为自南向北注入黄河，与《中次六经》中“潐水”的流向并不一致。此外，今苍龙涧河源出崤山山脉主峰甘山北坡（现有甘山国家森林公园），淄阳河则源出甘山西北侧山地，与苍龙涧河源头并非一山。这样，也就不能将今淄阳河和苍龙涧河对应于“菑水”和“潐水”。

发源于甘山北坡的河流，除苍龙涧河外，还有青龙涧河。青龙涧河及上游几条支流自甘山北坡发源后，基本符合“潐水”东北流的流向，东北流至今三门峡市陕州区菜园乡转为西北流，注入黄河。结合《中次六经》的记载，可知“菑水”和“潐水”应分别为今苍龙涧河与青龙涧河，“常烝之山”即今甘山。

《中次六经》中的“橐山”还在“常烝之山”以东，有“橐水”北流注入黄河。以地望推之，“橐山”应是今三门峡市陕州区硖石乡南的雷震山，“橐水”则为今硖石河（图2）。

由此，可以把郦道元落实的《中次六经》西段诸水与今定诸水的位置对照列出，如表2所示。

通过以上的研究，基本上已经重新考证出了《中山经》河洛地区诸篇中所载山川的位置，也可以看出历代学者在《山经》地理学研究中的各种失误之处。其中，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观点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今天很多山地和河流的命名都受其影响。它们都与《水经注》中的结论一致，却与《山经》原文记载相差较远。

具体而言，郦道元对《中次三经》诸山和《中次五经》东段诸山的研究工作错误最大，考证出的山川地望与《山经》原文相差最远。《中次三经》描述的是今灵宝市以西的小秦岭山脉，郦道元则将其对应于今洛阳市以北的山地。《中次五经》东段诸山，既有河流向南注入洛河，又有河流向北注入黄河，应是今潼关县以南的华山、小秦岭山脉，郦道元却将其对应于今华阴市西南的华山山脉。这些观点都造成了很大的偏差。

对于《中次四经》与《中次六经》诸山，历代学者对其整体位置的判断基本正确，但对于其中具体山川的判断仍有各种失误。

从本文所附的两个表格中，即可看出这些问题。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除考证《中山经》山川地望以外，还涉及了其他很多问题。例如人们对洛河正源的认识问题、对弘农涧河正源的认识问题、古代交通路线问题、涧河的不同名称问题、《中次四经》中的“雒水”问题等，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地理学各个领域、各种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今后的历史地理学研究中，也应充分注意各种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得出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