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坛群星璀璨，其中苏轼尤为耀眼。
他不仅才情卓绝、风骨独具，更以真挚的人情味打动后世，而他一生中留下的诸多动人篇章，有一首词尤其特别。
这首，源自他与友人王巩及其妾宇文柔奴的一次重逢，与此同时，这首词感动世人近千年。
那么，这段故事究竟如何展开？那首词又为何能感动世人近千年？
才子风骨
北宋年间的朝堂之上，有一个名字广为人知，他便是苏轼。
公元1048年，王巩出生在山东莘县，他自幼聪慧，博览群书，早在少年时便已声名鹊起。
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更是惊艳京师，连欧阳修也惊叹其才华“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但这位文坛巨匠的仕途却并不平坦，苏轼虽满腹经纶，心怀家国，却不愿随波逐流，也不肯阿谀奉承，他既不投靠新党，也不附和旧臣，只愿秉笔直言，以诗赋抒怀。
正是这份耿直，使他屡遭排挤，几度贬谪，足迹遍布黄州、惠州，乃至远在海南的儋州。
在他起落浮沉的仕途中，有一位始终不离不弃的朋友——王巩。
与苏轼不同，王巩出生名门之后，文采斐然，却从不争权夺势，他喜好书画，尤擅山水墨迹，虽仕途平平，但胸中自有丘壑。
王巩与苏轼的结识，不是在庙堂之高，也非文会之上，而是一次诗文酬唱的机缘。
王巩早闻苏轼之名，一纸书信，寄来自己的拙作，诚意满满地请教指点。
苏轼不以身份相拒，反而欣赏这位后辈的文风清新、情致淡远，自此，二人开始频繁通信，相约对诗论词，论道论画，渐成莫逆之交。
他们的友情，穿越了宦海沉浮，也不拘于身份高低，王巩曾在扬州任职，某次因公事北上路经汴京，便顺道拜访苏轼。
苏轼特设文宴，席间推杯换盏，言笑晏晏，两人纵论天下大势，又沉醉于风花雪月之中。
酒至微醺，苏轼起身吟诗，王巩挥笔作画，一时文气横溢、才情四射，令在座宾客皆自愧弗如。
然天不假年，两人的命运最终在一桩宫廷风波中被系于一线，那是乌台诗案发生之时，苏轼因诗讽政，被视为忤逆权贵之人。
王巩身为苏轼亲密友人，自然也难逃牵连，一纸诏书，将他远贬岭南，他没有申辩，也无怨言，只是淡然打点行装。
这样的人，这样的友情，在北宋那个礼教森严、权谋并起的时代，实属难得，苏轼后来在给好友的信中感慨：“自王巩去后，朝中少一知我者矣。”
这一句话，既是对朋友的思念，也是对世道的无奈，他始终记得那个在诗词中与自己神交的友人，那个在风雨中不离不弃的人。
而正是这段坚实友情，为接下来的故事埋下了伏笔。
因为有了这段交情，才有了那次岭南归来的相聚；也因为这段交情，苏轼才会在那一次宴会上，被柔奴一句话深深打动，从而写下那首流传千年的《定风波》。
一女子的深情不渝
岭南，古时人称瘴疠之地，山林密布、气候闷热，鲜有中原士人心甘情愿赴任此处。
可就在这个偏远蛮荒的角落，却上演了一出动人心魄的情感传奇，主角不是谁的夫人或谁的妾室，而是一位才貌兼备、心怀仁爱的女子——宇文柔奴。
柔奴既不是宫中贵胄，也非名门淑媛，命运最初更未对她温柔以待。
年幼时，她尚有双亲护佑，父亲是名医官，母亲亦是良家妇，奈何世事无常，父亲因官场风波蒙冤入狱，不久殒命；母亲悲恸成疾，未及守孝便随之而去。
柔奴瞬间成了无依之人，落入贪婪亲族之手，被贱卖入歌坊，从此命途急转直下。
可她并未被命运击垮，反而在那浮华之地磨砺出一身本领。琴音缠绵、舞步如云，她用才情换得片刻清宁；书画医理，她亦勤学不辍，不甘被困一隅。
之后，命运在她遇见王巩的那一刻，悄然转向。
王巩初见柔奴，并非在权贵府第，而是在一次雅集之上，柔奴应邀献艺，一曲未毕，众人称绝，而王巩却被她眉眼间的淡然与琴声中的悲悯打动。
他看到了一个女子在浮世中的挣扎与坚持，看到了风尘之中不染尘埃的心魂。
之后的相识相知，虽无惊涛骇浪，却逐步渗入心底，柔奴不问身份高低，只以知音待之。
王巩也未以身份束缚情感，而是将她迎入府中，先是称作歌伎，后逐渐以内眷待之，他曾说：“她不是我的妾，而是我心之人。”这份情义，柔奴铭记在心。
奈何，人生从不安稳，尤其是仕途中的风浪来得更急更猛，乌台诗案突如其来，王巩因与苏轼交好而被牵连，一纸调令将他贬往岭南最偏僻的宾州。
风波骤起后，府中人心骤散，往日宠爱他的妾侍纷纷请辞避祸，只留下柔奴独自站在厅前，不发一语。
王巩本欲劝她留在中原安稳度日，柔奴却只是淡淡一笑，说：“若你心甘处岭南，我便愿随你去。此生本无归处，有你之地，便是我的归宿。”
就这样，他们跋山涉水，踏入那片人迹罕至的岭南荒州，白日里她为他熬药抚病，夜晚便以琴声慰其心境；她不是一位娇养在深闺的女子，而是一位能与夫君共饮苦水的伴侣。
岭南生活艰苦，民众多病，医药奇缺，柔奴未忘父亲旧学，也不忘那年救她出苦海的陈太医所传授的医理。
在照料王巩之余，她每日走村串户，诊病施药，竹篾做担、草药成方，她的身影穿梭在岭南田间地头，成为百姓口中的“女先生”。
在柔奴的陪伴下，王巩也从未显出半分颓唐之气，他照旧晨读晚写，抚琴咏诗，仿佛身处蛮荒却不忘文雅之魂。
而这份笃定，很大程度上源于枕边那位女子所给予的力量。柔奴不仅是他的妻，是他的灯，是在黑暗中为他撑伞、点灯、铺路的那个人。
五年寒暑，一朝调令，王巩被召回京，荣归故里，也重见旧友。
“此心安处是吾乡”
相聚那日黄昏，苏轼府上，苏轼站在廊下，远远望见挚友的身影，心中泛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情绪——既是欣慰，又有一丝深藏多年的愧疚。
而且，他原以为贬谪岁月早已让王巩失却往日风骨，谁料眼前之人依旧神情从容，谈吐如故。
而更令人瞩目的，是那位随行的女子——宇文柔奴，她衣着素净、举止娴雅，面容未施粉黛，却有一种超脱尘俗的韵致。
宴席设在内堂，苏轼亲自斟酒，三人围坐，言谈间旧情重温，酒过三巡，谈及岭南风土，苏轼故作轻松地笑问：“宾州虽远，然四时不调，水土湿热，子定国可安否？”
此问表面寻常，实则暗藏关切，亦是想借机探柔奴一语之真情。
未等王巩作答，柔奴已轻启朱唇：“此心安处是吾乡”话音落处，室中一时静谧。
苏轼端着酒盏的手微微一顿，眼底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动容，他忽而觉得，这世间有些情感，不需张扬，不必誓言，却能在最轻微的语调中流露出深沉的分量。
王巩轻笑，顺势接话：“自岭南相携至今，柔奴未曾言苦，反教我知生活不在何处，而在何心。”
苏轼怔怔地望着眼前这一对风霜同担的伴侣，心中百感交集。
他虽文名赫赫，却也曾在数次人生低谷时孤身一人，或对月而泣、或临风而叹，世人羡其才情，称其豪放，然唯有他知，心中那片荒原，有多少时日无人问津。
而眼前的王巩，却在岭南风雨中，得一人相守，携手同行。
苏轼沉吟片刻，忽起身走至案前，提笔蘸墨，不加思索便在纸上落下句句词语。
不多时，一首《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跃然纸上。
那句“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被苏轼一字一顿写下时，空气仿佛也随之一静，柔奴听罢，眼中微湿，却是含笑。
此词无一字直赞，却字字情深，既描绘了岭南之梅的清冽风骨，也隐喻了柔奴坚韧温柔的品格。
那句“此心安处”，不仅是柔奴的一句回答，更被苏轼点化成千年流传的真情告白。
而这首词，一经流传，便悄然超越了时代的界限。
在那个讲究门第、名分的社会，一名妾室能被一代大文豪郑重其事地立词颂之，已是罕见，更不论其词意中毫无轻视，字字皆是敬意与钦佩。
这便是苏轼的伟大之处，他不以身分论贵贱，不以仕途定价值，在他眼中，情之真、意之深，远胜于身份与名分。
正是因此，《定风波》才得以穿越千年仍感人至深，它所歌颂的，不只是一个女子的温柔，而是一种人性的光辉。
更深一层，这首词也记录了苏轼对自己人生的映照，彼时的他，历经多次贬谪，心中虽千疮百孔，却仍能借他人之情抚慰自身。
此后，文人墨客无不对这句词生出无尽遐想与引用。
从宋代到明清，从民国到当代，多少人将它写进诗文，唱进戏曲。它被书家镌刻，被画家题跋，甚至成为不少人生信条的精炼表达。
它不是豪言壮语，却震撼人心；不是繁复典雅，却余味绵长。
这首词不仅成就了柔奴的千古流芳，也成就了苏轼的柔情一面，他用笔为一个女子立下了最温柔的纪念，也为世人留下了情感世界里最真诚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