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不是又做什么丧事主持人的工作了？那种不吉利的事，我看你以后少沾点。＂妻子看着我一身黑衣从外头回来，皱着眉头说道。
＂不是，爸去世了。＂我放下手中的藤编提包，声音很轻，像是怕惊扰了屋里的什么。
妻子的表情一下子凝固了，手中洗到一半的菜也忘了继续。
我在工厂的宿舍楼前站了许久，1994年的春天，风里还带着刺骨的寒意，仿佛要穿透我那件发旧的灰色夹克。
手中握着一张皱巴巴的电报，上面只有简短的几个字：＂父亲病逝，速回。＂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父亲一生务农，是生产队里出了名的老实人，村里人都喊他老实黄。
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黄秀兰，二姐黄秀珍。
父亲把她们供到高中毕业，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村里人背地里都说老实黄是个＂重女轻男＂的主。
大姐嫁到了县城，丈夫在国营酒厂当车间主任；二姐嫁到了镇上，夫家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都还算滋润。
我则是在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省城的一家机械厂，原本以为这是条不错的出路，谁知道改革开放后，国企改制大潮来临，我们厂连年亏损，效益一天不如一天。
厂里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我靠着帮人修收音机和电视机勉强维持生计。
儿子上小学三年级，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翻我的口袋，看有没有零花钱买冰棍；妻子在街道工厂做临时工，月薪不过一百六十块钱，连儿子的学费都成问题。
回到村子的那天，天空灰蒙蒙的，仿佛老天也在为父亲的离世伤感。
村口的大槐树下，几个老人正坐在石凳上纳凉，看见我提着行李回来，纷纷叹息：＂老黄的儿子回来了，唉，老黄走得忒突然了。＂
我点点头，加快脚步走向家的方向，生怕眼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流下来。
父亲的遗体安放在老屋正堂，脸上覆着一块白布，周围点着几支蜡烛，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若有若无的檀香味。
掀开白布，看到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爸，儿子来晚了...＂我跪在地上，握着父亲已经冰冷的手。
他的手指还是那么粗糙，指甲缝里还有黑色的泥土，一双农民的手，一辈子都没停止过劳作。
村里的习俗是要办三天丧事，还要请道士做法事，摆流水席招待前来吊唁的亲友。
我匆匆赶回家中，本想着和两个姐姐商量办丧事的事情，却发现大姐和二姐早已经坐在堂屋里等着我了。
堂屋里的八仙桌上，摆着两杯已经凉了的茶，炕上放着姐姐们从城里带来的果篮和营养品，却再也用不上了。
＂你可算回来了，爸都走了一天了。＂大姐黄秀兰看到我就说，声音里带着责备。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的确良夹克，比我记忆中胖了些，手腕上戴着一块崭新的上海牌手表，眼睛红肿，显然已经哭过了。
＂火车晚点了，从站台到家又坐了三轮车。＂我低声解释，却只换来大姐的一声冷哼。
＂老三，咱爸的后事你打算怎么办？＂二姐黄秀珍问道，她比大姐瘦些，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穿着讲究，头发烫得卷卷的，一看就知道镇上生活的人。
我深吸一口气，犹豫着说：＂按照咱们这的规矩，请道士做法事要花不少钱，我...我厂里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手头实在紧张...＂
＂你什么意思？＂大姐立刻打断我，眼睛瞪得老大，＂难道想草草了事吗？爸养了咱们一辈子，临了连个像样的葬礼都不给办？＂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急忙解释，＂我是想说，能不能简单些，道士那块能免则免，其他该有的都有。＂
二姐把眼镜往上推了推，语气平静但目光锐利：＂老三，你知道我们村有个说法，死者的面子比活人的里子还重要。爸这一辈子过得清苦，就这最后一程，你还想亏待他？＂
厨房传来一阵锅碗瓢盆的响声，是村里的几位婶子在帮忙准备饭菜，她们的谈话声隐约飘进来：＂老三媳妇没回来吗？这种时候...＂
我无言以对，脸上火辣辣的。
父亲确实一生节俭，舍不得给自己买件像样的衣服，所有的积蓄都用来供我们念书。
印象中，他总是穿着那件补了又补的蓝布衫，下田干活，无论寒暑。
每当我们抱怨家里条件不好时，他就会指着墙上那台老旧的收音机说：＂你们看，咱家有收音机，能听新闻，比多少人家都强啊。＂
如今我连他最后的葬礼都办不好，实在是不孝。
＂是我不对，＂我低下头，＂可我真的手头紧张，还欠着工友李大海五百块钱呢，那是人家媳妇住院的救命钱啊。＂
＂那你打算怎么办？＂大姐板着脸问。
我鼓起勇气说：＂我能拿出三百块钱，希望两位姐姐能帮帮忙。＂
此话一出，姐妹二人的脸色顿时变了，仿佛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就三百？你知道一整套丧事下来要多少钱吗？至少得两千！＂大姐站起来，声音尖利，像是在批评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是他儿子，主要责任在你身上！我们女儿家出嫁从夫，已经仁至义尽了！＂
＂我也知道，可我真的...＂我感到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别说那些没用的，＂二姐冷冷地打断我，抿了一口杯子里已经凉透的茶，语气里带着一种市场上讨价还价的精明，＂你是独子，按理说爸的后事该你全权负责。我们姐妹已经出嫁，帮你是情分，不是义务。＂
我站在那里，感到一阵窒息，仿佛堂屋里的空气突然变得稀薄。
记得小时候，每当我和姐姐们因为一块糖果或一个玩具争吵时，父亲总会把我们叫到跟前，摸着我们的头说：＂一家人就要和和气气的，谁和谁啊。＂
如今父亲刚走，我们兄妹就为了钱起了争执，这是父亲想看到的吗？
我默默走到父亲的遗体前，看着他安详的面容，心里一阵酸楚。
房间的角落里，父亲的那台老旧收音机还静静地摆在那里，已经很久没有发出声音了，却是他生前最珍爱的物件。
每天吃过晚饭，他都会坐在堂屋的木凳上，一边抽旱烟，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新闻和戏曲，那是他最惬意的时光。
晚上，在村长李大爷的调解下，我们达成妥协：我负责主要费用八百元，两个姐姐各出六百，剩下的请乡亲们帮忙。
＂你们是亲兄妹，一笔写不出两个黄字，以后还得互相照应呢。＂李大爷语重心长地说。
我连夜找工友借钱，又联系了厂里的会计预支了部分工资，才凑齐了这八百元。
葬礼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村里的习俗很讲究，白事要有白事的规矩，这是对逝者最后的尊重。
父亲的棺木是用松木做的，村里的老木匠连夜赶工，还特意在棺材盖上雕刻了几朵祥云，说是让老黄一路好走。
灵堂设在正屋，周围挂满白色的布幔，灵前摆着父亲生前的照片，那是他六十大寿时我给他拍的，穿着一件浅蓝色的中山装，笑容腼腆，那是我记忆中父亲难得的体面时刻。
照片旁边，摆着一台他生前心爱的老式收音机，虽然早已不能工作，但我知道父亲会希望它陪伴自己最后一程。
丧事的第二天，父亲的棺木落了一半钉，这是村里的规矩，最后一半要等出殡那天再敲。
乡亲们陆续来吊唁，他们大多是父亲的老友和同村人，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真诚的悲痛。
＂你爸是个好人啊，＂王大爷拍着我的肩膀说，声音里满是怀念，＂当年你娘去世早，他一个人把你们仨拉扯大，从来没短过你们什么。＂
我点点头，眼泪又涌了出来，不禁想起母亲。
记得那是1976年的冬天，母亲因肺炎去世，那时我才十二岁，大姐高中，二姐初中。
父亲既当爹又当妈，每天天不亮就去生产队干活，晚上回来还要洗衣做饭，照顾我们的学习。
他不善言辞，很少表达感情，但对我们的爱却体现在每一个细微之处：长途跋涉去赶集给我们买学习用品，大冬天起早贪黑排队给我们买肉票，攒钱给姐姐们买新衣服过年...
＂我记得七九年大旱那会儿，你爸把家里仅有的一袋小米分给了村东头的老刘一半，说人家有小孩子，不能饿着。＂王大爷接着说，眼角有些湿润。
＂是啊，你爸就是太实诚了，＂站在一旁的赵婶也插话道，＂记得八十年代初开始分田到户，有人钻空子挑好地，你爸却主动要了那块靠山的薄地，说年轻人干得动，把好地让给了村里的老弱。＂
听着这些话，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虽然一生清贫，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和爱戴，这大概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吧。
就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看看，黄老实的儿子办的什么丧事，连像样的纸人都没有。＂张婶子大声说道，语气里满是鄙夷，＂听说连请道士的钱都没有，这不是折寿吗？隔壁刘家上月办丧事，那场面，啧啧...＂
我站在灵堂前，手足无措，脸上火辣辣的。
确实，我们没有按照最隆重的规格办丧事，但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何况父亲生前节俭朴素，从不铺张浪费，我想他会理解的。
＂嘴巴放干净点！＂村长李大爷突然呵斥道，＂老黄一辈子为人正直，帮了多少人，现在说这些闲话，良心不会痛吗？＂
张婶子被说得面红耳赤，悻悻地走开了。
晚上，我一个人守在灵前，屋里只剩下蜡烛微弱的光和檀香袅袅的烟。
望着父亲的遗照，泪水不停地流下来，仿佛要把积攒多年的情感一次性释放出来。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九岁那年，我发高烧，父亲半夜背着我走了十里山路去镇医院；十五岁时，我因贪玩差点溺水，是父亲不顾一切跳进河里救了我；高考失利那年，父亲默默坐在院子里抽了一宿的旱烟，然后拍着我的肩膀说：＂没事，咱家的娃不怕重头再来。＂
那些平凡却温暖的片段，如今只能存在于记忆中了。
＂爸，对不起，儿子没本事，连个像样的葬礼都给不了你。＂我轻声说着，仿佛父亲能听见似的。
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皱巴巴的烟袋，是父亲生前常用的，里面还残留着他喜欢的劣质烟丝的气味。
犹豫了一下，我从里面抓了一些烟丝，学着父亲的样子卷了一支旱烟，笨拙地点燃。
呛人的烟雾让我咳嗽不止，眼泪更是止不住地流，却不知是因为烟雾还是因为思念。
第二天一早，我发现灵堂前多了几对纸人和纸马，还有一套做工精细的纸扎房子，甚至还有一台纸糊的收音机。
正当我疑惑时，村长李大爷拄着拐杖走了过来，他今年七十有六，腿脚已经不太利索，但为了父亲的后事，这两天一直忙前忙后。
＂是村里的老人们凑的，＂他解释道，＂大家都记得你爸的好处。当年水灾，你爸把家里的口粮分给了好几户人家；那年小林家闹病，是你爸背着他走了十里山路去镇医院...这些事，村里人都记着呢。＂
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对着村长连连鞠躬。
李大爷摆摆手：＂不用谢，人活一辈子，名利都是虚的，就看人缘积的怎么样。你爸积了一辈子德，咱们村没有不敬重他的。＂
就在我以为事情会平静下来时，大姐和二姐又找上门来了。
她们看到灵堂的布置后，脸色更加难看，仿佛这些村民们的心意对她们而言是一种嘲讽。
＂就这？＂大姐指着灵堂，语气里满是不满，＂父亲一辈子的积蓄都给了你，供你念书，现在你连个像样的葬礼都办不起？邻村李家上个月办丧事，光是孝子钱就发了一千多！＂
＂我真的尽力了，＂我苦笑道，感到一阵疲惫，＂咱爸生前最讨厌铺张浪费，他要是在天有灵，肯定不希望咱们这样...＂
＂别拿爸说事！＂二姐打断我，语气冰冷，＂明人不说暗话，我们今天来就是告诉你，这样的葬礼我们不满意，头七我们也不去了！让村里人笑话你吧！＂
这句话如同一把刀子，直接插进我的胸口。
头七是大事，是村里人认为亡魂回家的日子，如果连亲姐妹都不来参加，那在村里就真的抬不起头了。
我站在那里，又气又难过，却无计可施。
为什么父亲的离去不能让我们更加团结，反而把我们之间本就脆弱的感情撕扯得更加不堪？
两个姐姐扬长而去，留下我一个人愣在原地，耳边回响着她们离去时的冷笑。
＂没事，＂村长在一旁安慰我，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姐妹闹点别扭很正常，过几天就好了。＂
但我知道，这次不一样，我们之间的裂痕，已经很难弥合了。
回到灵堂，我坐在父亲的遗照前，点了一支烟，是父亲生前最爱的大前门。
父亲生前爱抽旱烟，那种劣质的烟丝裹在报纸里，味道呛人，但他总说习惯了改不了。
我从未想过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陪＂父亲抽烟，就像小时候我看他坐在门槛上吞云吐雾的样子。
＂爸，您看到了吗？您费尽心力抚养的子女，如今却为了钱闹得不可开交。＂我自言自语着，眼泪滴在手背上，留下一道咸涩的痕迹，＂是不是很失望？＂
就在这时，我听到门外有动静。
抬头一看，是村里的王叔和几个老人，他们带来了几箱散装二锅头和一些熟食，还有几盘街上买来的馒头和咸菜。
＂你爸生前对我们不薄，这点事我们还是懂的。＂王叔拍拍我的肩膀，语气里满是朴实的温暖，＂来，我们帮你一起守灵。＂
那一晚，屋子里挤满了人，老式煤油灯的光照在每个人脸上，映出一片黄晕。
村里人七嘴八舌地讲述着与父亲有关的故事，有的温馨，有的搞笑，还有的令人潸然泪下。
＂记得那年春节，你爸包了一屋子的饺子，请咱们村的孤寡老人一起吃团圆饭。＂
＂是啊，还有那次生产队分红，他把自己那份麦子借给了张家，说人家有病人要用钱。＂
＂八五年那场雹灾，你爸二话不说，把自家的粮食分给了几户受灾严重的人家。＂
＂你爸啊，人老实，从不多说话，但心里装着的全是别人...＂
我仿佛通过这些故事，认识了另一个父亲——不仅仅是我记忆中那个严肃寡言的长辈，还是村里人眼中那个乐于助人、正直善良的黄老实。
第三天，出殡的日子到了，天空放晴，阳光温暖地洒在大地上，仿佛是老天爷也在送父亲最后一程。
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家家户户都来送行，场面比我预想的要隆重得多。
我穿着白色的孝服，走在灵柩前面，心情复杂至极，既有对父亲的思念，也有对未能办好后事的愧疚，还有对姐姐们态度的失望。
让我意外的是，大姐和二姐也来了，她们穿着孝服，眼睛红肿，像是哭过。
见到我，她们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站在队伍中，脸上的表情复杂难辨。
我也没有上前，只是点了点头示意，然后继续带着队伍前行。
送葬的队伍缓缓行进，穿过村庄，走向山坡上的墓地，队伍足有一百多人，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
沿途，洒纸钱的声音沙沙作响，仿佛是给先人铺路；村里的几位老人吹起唢呐，那凄凉的调子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让人心中一阵酸楚。
一路上，我听到乡亲们的议论，大多是对父亲一生的评价和对葬礼的看法。
＂老黄的葬礼虽然简单，但挺有尊严的。＂
＂是啊，人死后不在乎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心意到了就行。＂
＂你看那么多人来送行，就知道老黄一辈子没白活。＂
＂他儿子虽然条件不好，但能把这么多人请来，也算是尽孝了。＂
听着这些话，我的心里既感到安慰，又充满愧疚。
父亲的一生朴实无华，他的葬礼也应该如此吧，可我还是希望能给他最好的告别。
到了山坡上，阳光更加明媚，远处的田野一片新绿，春天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
入土仪式很简单，但每一步都按照传统习俗进行，村里的几位老人主持着仪式，庄重而肃穆。
我跪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然后是大姐、二姐依次跪拜，整个过程没有人说话，只有春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
村里人帮忙填土，不一会儿，一座新坟便矗立在那里，父亲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融入了这片他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
收拾停当后，人群散去，只剩下我和两个姐姐站在坟前，谁都没有先开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尴尬和哀伤。
沉默良久，大姐终于开口了，声音里不再有之前的尖锐和责备。
＂老三，我们...我们不该那么说你。＂大姐的声音有些哽咽，＂昨晚村长来找我们，说了很多爸生前的事，还有你的难处...＂
二姐接过话头，她摘下眼镜，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我们知道你厂里情况不好，只是心里有气，觉得爸一辈子节省，最后连个体面的葬礼都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望着远处的田野，那里麦苗正在茁壮成长，绿油油的一片，让人联想到生命的延续和希望。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我平静地说，声音低沉但坚定，＂但爸生前最看重的不是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而是我们兄妹和睦。他要是知道我们因为葬礼的事情闹得不可开交，肯定会比没有体面的葬礼更难过。＂
大姐和二姐低下头，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像断了线的珠子。
春风拂过，带来远处油菜花的甜香，山下的村庄炊烟袅袅，这样的景象父亲曾经看了一辈子，如今却再也看不到了。
＂我记得小时候，爸总说＇一家人就是要齐心＇，＂我继续说道，声音有些哽咽，＂他一辈子勤勤恳恳，不求回报，就希望我们好好的，一家人和和气气的。＂
大姐点点头，擦了擦眼泪：＂你说得对，爸要是看到我们这样，肯定会难过...是我们太自私了。＂
＂头七那天，我们会来的。＂最后大姐说，语气里带着一丝承诺和歉意，＂不管有什么过节，我们毕竟是一家人。＂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站在山坡上，看着父亲的新坟，谁都没有再说话，但那种隔阂似乎在慢慢融化。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活着不容易，但咱们黄家人再难也要硬着头皮挺过去，咱不能服输。＂
是啊，生活艰难，但总要继续，这大概就是父亲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品质——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不服输的精神。
＂你记得爸那个收音机吗？＂二姐突然说道，＂以前每次我回家，他都会得意地说那是全村最早的一台。＂
＂记得，＂我笑了笑，＂他每天晚上都要听，从不错过新闻联播，说要＇了解天下事＇。＂
＂其实那台收音机是坏的，＂大姐说，＂去年我回来，发现它已经不响了，但爸还是每天晚上坐在那里，假装在听，说不想让你们担心。＂
听到这话，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无法呼吸。
头七那天，不仅大姐二姐如约而至，连带着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也都来了，还带来了不少祭品。
阳光明媚，山坡上的野花开得正艳，我们一家人站在父亲的坟前，向他献上鲜花和水果。
我还特意带了一包大前门香烟，父亲生前舍不得抽的＂高档货＂，插在了坟前的土里。
＂爸，我们来看您了。＂我轻声说着，仿佛看到父亲在微笑，那种罕见但温暖的笑容，就像他把我们喊到跟前时一样。
回村的路上，大姐提议：＂老三，你厂里不景气，要不来县城吧，我让我家那口子在酒厂给你找个工作，那好歹是国营单位，比你那个快垮了的厂子强。＂
＂是啊，＂二姐也说，语气里带着之前没有的关切，＂或者来我们镇上也行，小卖部虽然挣不了大钱，但养家糊口没问题，顺便还能照顾照顾爸的坟。＂
我看着她们真诚的眼神，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仿佛冬日里的一缕阳光，驱散了心中的寒意。
四月的田野里，麦苗正在茁壮成长，远处的杨树抽出了新芽，一切都显得那么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谢谢你们，＂我说，感觉喉咙有些发紧，＂等我把厂里的事情安排好，再考虑吧。毕竟还欠着工友的钱，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走在乡间小路上，春风拂面，远处农田里的农民正在忙碌，村庄里冒出袅袅炊烟，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亲切。
我突然明白，父亲给我们留下的，不是金钱财产，而是这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和面对困难时不低头的勇气。
这些品质，比任何物质财富都要珍贵，是我们一生的财富。
有人说，人这一辈子，活着时有多少财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开时有多少人为你送行。
父亲一生清贫，但却赢得了全村人的尊重和爱戴，这也许就是最成功的人生吧。
回到家中，我从抽屉里取出父亲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那是他六十大寿时拍的。
照片中，他微微笑着，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那双曾经粗糙有力的手安静地放在膝盖上，一生的辛劳就写在那双手上。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从柜子里拿出一瓶白酒，倒了两杯，一杯放在照片前，一杯自己端着。
＂爸，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我轻声说着，举杯一饮而尽，酒液灼烧着喉咙，但心里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力量。
窗外，春风拂过院子里的梨树，洁白的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像是天空中飘落的祝福。
父亲走了，但他的精神和教诲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指引我们前行。
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仿佛在歌唱生命的延续；远处传来孩子们嬉戏的笑声，充满了无忧无虑的快乐。
生活还要继续，我想，父亲若在天有灵，一定希望看到我们活得坚强而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