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初，即将出国几个月的我，给她买了一本花面笔记本。

“这个干吗用？”她警惕地问。

“给你写日记啊。”我说。

“我从不写日记。就是小时候也没写过。”

“那就写别的。随便写什么……笔记啦……”

“我又不是作家。我能写什么呢？”

“1660年1月1日，塞缪尔·佩皮斯写道，他起床后穿上了一件礼服和一条宽大的长裤子，近来他都是这样穿的，1669年1月1日他写道，贝克福德船长送给他一个很好的暖手炉……”

“所以呢？……”

“佩皮斯还在日记里写自己要把假发送去除虱呢……他就是记最最平常的事，但今天看起来多有趣！”我说。

“我看不出哪里有趣，”她说。“没什么好写的！”她盖棺定论似的说，就此结束了这场关于笔记本的谈话。

我回国后发现她住院了。后来她病愈、出院，有一天，她递给我那本笔记本。

“给你。”她像交作业一样说。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碰那个本子的花封面。即便只是想起它也会让我心痛。然后有一天，我还是把它打开了。纸上的内容，在我心上那道依然敞开的伤口上，撒下了……盐。

我把句子修改得干净了一些，将修下来的边角与尘泥吐进手帕，用自己的唾液将它们洗净。

现在我的手心有满满一堆她误用的词汇（她把矿井写成矿筒；就像她有一次生气时本想说你们都不鸟我，却说成你们都不咬我），用错的后缀，错误的拼写……

我用句号和逗号抚平句子的节奏，移除用错的感叹号（母亲真喜欢用感叹号！），将西里尔文改成拉丁文（她总是用西里尔文写瓦尔纳），删掉经常出现却毫无必要的引号，把大写字母改成小写（她每写到长辈的称谓，必要用大写）。我留下了被她过度使用的很好一词，留下了诸如政治形势日趋紧张这样的她从电视上听来的套话，留下了那些叫我意想不到的诗意的表达，比如bonjour，无聊的生活；也留下了似乎是她对天气预报所做的那句可有可无的评价：我们需要大雨，需要它成河。

我问我自己，还能做什么？因为在这里，在我的手心里，堆放着她语言的壳儿，这是她的特色，是令人动容的她写错了的变音符号，是只有我能听到的语气，只有我明白的意义，是她随情绪改变的笔迹，是只有我能察觉到的她克制的笔触……

我思考日记该纳入哪种题材，想通过某种伎俩，让它呈现出文学效果，却因置身它痛苦的核心，如置身流沙般，无法脱身……

“有时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既然一个人会把一切都忘记，他活这一生是为了什么？”母亲问。

“记忆会背叛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最熟悉的人。它是遗忘的盟友，也是死亡的盟友。它是一张很小的渔网，只能网住很少的鱼，并且漏走所有的水。即使写到纸上，记忆也不足以重建任何一人。我们的百万脑细胞出了什么问题？帕斯捷尔纳克的伟大的爱之神，伟大的细节之神出了什么问题？人要准备好多少细节供选才算够用？”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哪怕是属于我的东西，只属于我一个

人的东西，我也只记得一点儿了……”母亲说。

“正常人不会记得自己早餐吃了什么。习惯性重复的事，注定会被遗忘。早餐如此；亲人亦如此。”约瑟夫·布罗茨基说。

“那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既没有未来，又无法指望过去……”母亲问。

“试图回忆往事与寻找存在的意义一样，二者注定都会失败。它们都会让人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想要抓住篮球的婴儿：球会不停地从手上滑走。”布罗茨基说。

“到了最后，生活会碎成一堆零星的细节，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这样也行，那样也好，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不知道在滑入虚无之前，还有什么东西是确实可以紧握的。”母亲问。

“记忆与艺术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都长于选择，偏好细节。虽然这样评价艺术，可以说是一种褒奖（尤其如果评价的是散文），但对记忆来说却是一种侮辱。不过这种侮辱是言之有理的。记忆确实只包含细节，而没有全景；只有高亮部分，而不是一整出戏。人类对自己记忆的全面性坚信不疑，这种信念是我们赖以存续的一大根本，虽然并无根据可言。如果非要说的话，记忆就像一座图书馆，杂乱无序，也收不齐任何人的全集。”布罗茨基说。

“我读过很多书，可以说是在书堆里泡大的……我读过的一切，现在看来都只不过是一大团混乱的词语。我努力回忆我的父母，我发现自己一点也不了解他们，这让我感到羞耻。然后我安慰自己，至少我了解我的孩子……当我发觉自己其实也不了解我的孩子时，我的心一阵发冷……”母亲说。

“有时我也困扰，但通常我只是看着他们，无法理解；我已经忘记了我们之间的信号，我们过去心照不宣的小习惯现在对我毫无意义。由于我的无动于衷，大家逐渐放弃了将我记忆唤回的信念。最终他们变得无话可说。而触动我最久的其实是他们的样子：我女儿把头发甩到脑后的样子，我儿子咬眼镜腿的样子，或者，我妻子疲惫时一再伸展后背的样子。那都是铭刻在我心里的样子。然而这些样子逐渐被新的样子，或是我未曾留意的旧的样子所取代。回想过去，我感到疑惑：我对他们了解得这样少，我们何以这样共度了一生？”哲尔吉·康拉德说。

“有些事我确实还记得，比如年少时的渴望。现在看来都很傻了。比如，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马，总梦想有一天可以骑马……连这个愿望我都没有实现。”母亲说。

“小时候，我是一个狂热的虎迷：不是美洲虎，也不是亚马逊丛林或巴拉纳河林岛上那种带斑点的虎，而是带条纹的亚洲帝王虎，只有沙场上骑战象的战士才敢与之相斗。我曾经常在动物园的虎笼前久久伫立；我看一本百科全书或自然史书好不好，只看它收的老虎漂不漂亮。（我还记得那些插图：虽然我是这样一个连女人的眉眼和笑容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的人。）童年过去了，虎老了，我对它们的热情也老了，但它们依然会不时出现在我的梦里。在潜意识的乱流中，它们依然举足轻重。于是当我睡眠时，梦境的幻象令我着迷，而有时我会突然间意识到自己在做梦。那时我就想：这是梦，完全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既然我无所不能，那就让我来造一只虎吧。

“但我实在做不到啊！我的梦从没能造出一只我渴望的虎。老虎确实出现了，然而它们或臃肿，或粗糙，或奇形怪状，或尺寸不符，或稍纵即逝，或有点像狗，或有点像鸟。”博尔赫斯说。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生都在渴望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我从不知道。一切都是那么模糊……”母亲说。

“渴望是一种激烈而持久的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本能冲动成了情感与信息处理的主要依据，然而，这种模糊的需要在其理性一面的对冲之下，往往不会导向实际行为动……”《哲学词典》如是说。

“细想之下，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东西，是恐惧。小时候，我很怕里外翻转的手套。这东西本身没什么出奇，却能在我心里激起极大的恐惧。”母亲说。

“实际上，我体会到的恐惧都是短暂的，与其说我感到恐惧，不如说我感到不真实……”彼得·汉德克说。

“你知道，我最怕的是变老……”母亲说。

“恐惧是遵循自然法则的：意识自带horror vacui……”彼得·汉德克说。

“这话我听不懂。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生来是个男孩，也许一切会有所不同……”母亲说。

“每个女人降生于这种环境，本质上都是极其危险的。但或许有一件事还值得庆幸：那就是无需再担心未来。我们教堂赶集时，集上算命的人只对年轻男性的手相有兴趣；谈女孩的未来就像开玩笑……”彼得·汉德克说。

“谁也无法接受自己的一生被当成玩笑。”母亲说。

“生活是井然有序的，但它就像一个装有各种必需品的工具箱，并非每个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说。

“可能我的问题真的在于生而为女人……”母亲说。

“人类女性是不可理解的。人类日常极其糟糕、无意义、迟钝、死板……”什克洛夫斯基说。

“这么说来，无论是男是女，我都会一点一点地失去一切……”母亲说。

“我请求墨水、羽毛笔，以及借由它们写下的文字来见证；请求黄昏与夜晚中朦胧不定的暗色，及其所复活的一切生命来见证；请求审判之日，连同悔过的灵魂来见证；请求时间，这万物的开始与终结来见证——一切人确是在亏折之中。”梅沙·塞利莫维奇说。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一生平淡得吓人。而有些人活得却像精彩的小说一样。我以前总是很羡慕那种人……”母亲说。

“生活总是在尽其所能地模仿小说，因此精彩的小说大可不必模仿真实的生活。”巴别尔说。

“现在，反正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

附记

最后那句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是我后来加的，1991年9月20日，母亲突然说了这句话。当时我以为这会是本文的最后一句话，这个我一直在尝试的题材可以就此打住了。这句话是在两次空袭警报之间加上的。

整个九月，我们往返于停电的家和防空洞之间，被警报的声音、电视上国破家亡的画面和心中的恐惧折磨着。每次去防空洞，我们都随身带着证件，以便万一炸死，别人能知道我们是谁。她在日记中曾天真而动人地希望上天不要让外面传的事发生，但那件事已经发生了，人们窃窃私中所说的那件事，已经发生了。

1946年，她来到战火蹂躏的南斯拉夫。她在战争即将结束时来到这里，错过了整个开头。如今，在她人生即将结束的此刻，她把这个开头补上了。她小时候最怕的是里外翻转的手套。如今，真假就像手套的里外两面，被彻底翻转了过来。

每次去防空洞，她都会带着……一个笼子，里面是她那只虎皮鹦鹉。她把她心中剩余的所有爱，都给了这只我一个月前不顾她反对给她买的鹦鹉。她好像并不担心她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甚至不担心她自己。她的整个人——这个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又属于谁的人——将最后一口气，倾注在了这只微型的天使身上。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她带进防空洞的东西只有两件：她的身份证和她的虎皮鹦鹉，在这小小的、天使的复制品中，一颗心脏正怦怦、怦怦、怦怦地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