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政道和杨振宁这两个名字，很多人脑子里蹦出的第一印象就是“诺贝尔奖”“物理学大牛”“华人骄傲”。没错，这两位华裔科学家在20世纪的科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联手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彻底颠覆了物理学界对对称性的传统认识，还因此在1957年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最早获此殊荣的华人。

可惜，天才之间的合作往往伴随着摩擦，他们的友谊和搭档关系在1962年彻底崩盘。2003年，李政道在一封公开信里感慨，他和杨振宁的分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

从相识到巅峰：一段传奇的合作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缘分得从1946年说起。那年，李政道作为中国政府派出的留学生，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准备跟着物理学大神恩里科·费米深造。当时杨振宁已经在芝加哥大学给费米当助教，比李政道大四岁，学术上也更成熟些。杨振宁的导师吴大猷托他帮忙照应新来的中国留学生，于是他就带着李政道等人找住处、办手续，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一开始，他们的关系挺像师兄带师弟。1947年夏天，李政道拿了奖学金，买了辆二手车，喊上杨振宁和另一个朋友凌宁，开车跑去美国西部玩了一圈。这一路上，他们聊物理、聊人生，感情迅速升温。

到了1949年，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李政道也在195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当助教。不过没多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反华情绪高涨，李政道在那边待得不顺心。杨振宁知道后，直接找到普林斯顿的院长奥本海默，推荐李政道过来。1951年9月，李政道带着老婆秦惠君搬到普林斯顿，两家住得近乎门对门，走动特别多。

到了普林斯顿，两人开始正式搭档干活。他们先在统计力学上发力，研究状态方程和相变问题。1951年秋天，他们接连发了俩重磅论文。第一篇叫《凝聚理论》，讲了怎么严格定义热力学函数；第二篇叫《格气和伊辛模型》，发现了相变时热力学函数的不可解析延拓性质。

这两篇论文直接把统计力学的研究推到了新高度，连爱因斯坦都注意到了。1952年，爱因斯坦请他们去聊了几个小时，对他们的工作赞不绝口，走的时候还特意握着李政道的手说，希望他以后在物理学上大放异彩。

真正让李政道和杨振宁名扬天下的，是1956年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当时物理学界有个大难题，叫“θ-τ之谜”。简单来说，就是θ和τ这两种介子质量、寿命都一样，但衰变方式却不一样：θ变两个π介子，宇称是正的；τ变三个π介子，宇称是负的。

这跟当时的主流观点——宇称守恒定律——撞车了。宇称守恒的意思是，物理规律在镜像世界里也得成立，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里没问题，但弱相互作用里没人认真验证过。

1956年4月，罗彻斯特高能物理会议上，大家围绕“θ-τ之谜”吵得不可开交，但谁也拿不出答案。李政道和杨振宁琢磨着，这里面可能有大文章。他们翻看了大量实验数据，发现弱相互作用里压根儿没证据证明宇称一定守恒。

于是，他们大胆猜想：弱相互作用里宇称不守恒。5月的一天，杨振宁从长岛开车到哥伦比亚大学找李政道，两人关在办公室里掰扯开了。杨振宁一开始不信，觉得这想法太离经叛道，但李政道拿出数据和逻辑慢慢说服了他。

接下来俩人加班加点干了两周，分析了β衰变、介子衰变、超子衰变，写出了那篇著名的论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论文是李政道执笔，署名“李政道与杨振宁”，提出了弱相互作用里宇称不守恒的假说，还设计了用钴-60的β衰变实验来验证。

1956年6月论文一发，物理学界炸了锅。1957年1月，吴健雄领着团队在国家标准局的低温实验室做了实验，结果跟他们的预测一模一样，宇称不守恒被证实了。

这事儿在当时就是一场地震级的革命。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把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时年李政道31岁，杨振宁35岁，成了科学史上最年轻得奖的组合之一，也让华人第一次站上了这个顶级舞台。

裂痕初现：决裂的种子

合作虽然风光，但问题早就埋下了。1951年那两篇统计力学论文，署名顺序就有点苗头。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与李政道”，杨振宁说自己年纪大，应该排前面，李政道虽然不太乐意，但也没多争。

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按国际惯例署名“李政道与杨振宁”，因为按姓氏首字母排序，李在杨前面。这事儿当时没闹大，但李政道心里多少有点疙瘩。

到了1956年宇称不守恒论文，署名又是“李政道与杨振宁”，因为李政道主笔，国际上也习惯按字母排序。可到了1957年诺贝尔奖颁奖前，杨振宁提出按年龄顺序领奖，他先上台，他老婆杜致礼也得在晚宴上由国王陪着先进场，排在李政道老婆秦惠君前面。李政道觉得这没必要，但老婆劝他别计较，他就忍了。这次忍让，算是给后面更大的矛盾铺了路。

真正把关系推向悬崖的，是对宇称不守恒贡献的认知分歧。1962年，《纽约客》杂志登了一篇《宇称问题侧记》，回顾了他们发现宇称不守恒的过程。杨振宁看了觉得文章没突出他的作用，要求把署名改成“杨与李”，或者在提到“李和杨”时加个脚注，说署名顺序只是字母排序。

李政道觉得这要求挺无聊，没理他。结果杨振宁不干了，当晚打电话过去吵了一架，说了一堆情绪激动的话，李政道直接回了一句：“咱俩合作到此为止吧。”从那以后，两人就彻底散伙了。

2003年，李政道在公开信里说，他们争的核心是宇称不守恒这想法到底谁先想出来的。杨振宁1982年发文章说，突破性的灵感是他先提出来的。李政道则坚称是他先有这个思路。俩人各说各话，外人看着也迷糊，谁也拿不出铁证。

除了署名和贡献，他们的性格差别也是个大问题。李政道这人直来直去，讲原则，重公平；杨振宁更圆滑，精于算计，比较看重个人名利。这种差异在小事上还能凑合，碰到荣誉分配这种大事，就容易炸雷。

还有文化背景的因素。李政道生在上海，家境不错，受的教育偏西化；杨振宁是安徽合肥人，家里是传统书香门第，教育方式更中式。这俩背景一碰，有时候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决裂的经过：从争执到分道扬镳

1962年5月，《纽约客》那篇文章成了决裂的引爆点。文章出来前，李政道看了校样没意见，杨振宁却挑了一堆毛病，说有些地方“看了让人痛苦”。他跑去找李政道，要求改署名顺序，还想加脚注解释。

李政道觉得这没啥意义，不想搭理。第二天，杨振宁又打电话来，坚持要改，李政道还是不松口。电话里杨振宁情绪崩溃，甚至哭了，说还想继续合作，但李政道已经彻底失望，明确说不想再搭档了。

同年11月，李政道干脆递了辞职信，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特别惋惜，还说了句狠话：李政道该放弃高能物理，杨振宁该去看心理医生。这话虽然尖刻，但也看出这场分裂多让人遗憾。

散伙之后，两人没再合作，但关于宇称不守恒谁功劳大的争论没停过。1970年，李政道在意大利一个物理会议上演讲，说这想法是他先提出的。杨振宁1979年看到演讲稿挺意外，但没吭声。到了1982年，他发文反击，说突破是他想出来的。1986年，李政道又发文驳斥，说杨振宁的说法不靠谱。

2006年，美国物理学会搞了个宇称不守恒发现50周年会，两人又杠上了。主办方特意把他们的演讲分开，可李政道还是想插话，杨振宁直接掏出资料对质，场面一度很尴尬。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分手，对科学界来说是个大损失。他们搭档的时候，效率高得吓人，宇称不守恒这种大成果就是证明。分开后，俩人各自干得也不错，但谁都知道，要是他俩能一直合作，可能会搞出更多惊天动地的事儿。这事儿还让科学界开始反思署名规范和合作中的公平问题，算是敲了个警钟。

对华人来说，他们俩是民族骄傲。1957年拿诺贝尔奖那会儿，整个华人世界都沸腾了，觉得终于在国际上扬眉吐气了一回。可惜好景不长，分裂之后，大家看着这俩天才互相较劲，心里挺不是滋味。李政道2003年那句“中华民族的悲剧”，戳中了不少人的心窝。这事儿也让华人社会开始想，合作和竞争到底该咋平衡。

决裂对他们个人影响也不小。李政道回了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搞高能物理和统计力学，还弄了个CUSPEA计划，帮中国培养了一堆物理学人才。杨振宁1966年去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建了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规范场理论，后来回国定居清华大学，推科学教育。俩人都没闲着，成就一大堆，但那段分裂的阴影始终没散。

杨振宁晚年引用苏东坡的诗感慨，说羡慕苏轼兄弟的情谊，暗指自己和李政道没这福分。李政道在自传里用沙滩寻宝比喻，说时间模糊了记忆。听着挺唏嘘，他们的故事成了科学史上的传奇，也是个解不开的疙瘩。但不管恩怨如何，他们的成就已经写进了历史，那份对真理的追求，是值得我们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