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以南，南亚次大陆以东，由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与马来半岛组成，与我国有着悠久而紧密的联系。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常常将中南半岛部分地区纳入版图，设置诸如安南都护府、缅中行省、交趾承宣布政使司等地方行政机构。中南半岛各国也长期属于中国的藩属国，是中国“朝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中国并无“半岛”一词，更没有对中南半岛的整体性区域认知。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地理学影响下，中国地理观念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作为南洋附属概念的“南洋滨海各国”，到借用日本的主流译名“后印度半岛”“印度支那半岛”，再到中国自主建构的“中印半岛”“中南半岛”，近代中国对中南半岛地名的塑造历经百余年演变，在政治形塑与学术重构的双重作用下，最终以“中南半岛”之名沿用至今。“地名的产生是一个社会性的渐进过程”，透过掌握、分析名称的字义与其背后所属的文化脉络，往往有助于我们了解命名者系如何透过地名将地表空间赋予秩序，探索其中的地理、政治、学术诸要素。如今的中南半岛各国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的发展关系密切，但国内至今未有对中国“中南半岛”地名的溯源与变迁研究，仅有的相关记述多是对“中南半岛”这一地理区域的普及性介绍。

“半岛”是一个源自西方的地理名词，指“伸入海洋或湖泊，三面被水域包围的陆地”。中国古代并无“半岛”一词，在唐代撰修的《梁书》中，有“顿逊国，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的记载。据考证，顿逊国位于以缅甸丹那沙林（今缅甸德林达依省）为中心的马来半岛北部，因此“海崎”应特指沿崎岖海岸线延伸的陆地，已有“半岛”概念的雏形，但这一地理名词并未沿用下去。古代中国对今中南半岛的认知，仍主要集中于半岛上大大小小的族群与政权。

“南洋”一词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甚早，但近代意义上的“南洋”概念萌芽于明代而流行于清代。在不同时期，中国的南洋概念不尽相同，在大多数时期仅是对自身以南异域的一种模糊性“他称”与“想象”。正如中国南洋华侨史专家朱镜宙所言：“南洋二字，实为吾国所命名。盖当时碍于语言，既不知土人命名之用意，此外一时又无适当名词，可名各岛，且远在重洋，经营者不过夸张威武，欲留为历史上之点缀，以示后世。更无近代移民思想，自无政治上规划之必要。故就一时便利计，通称之曰南洋而已。”也正因如此，南洋是一个具有较强可塑性的区域，其范围也始终未能明确，甚至在晚清时期涵盖了中国的南部区域，成为中国的一种“自称”。自“南洋”概念兴起后，中南半岛作为南洋概念的延伸，成为南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雍正八年（1730），陈伦炯根据亲历与传闻，撰成《海国闻见录》一书，其中将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及巽他群岛各国统称为“南洋诸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以吕宋、荷兰、佛郎机、英吉利、布路亚五国纲纪南洋。其越南、暹罗、缅甸、日本四国，虽未并于洋寇，亦以事涉洋防者著于篇”。魏源的这一论述实际上是“把中西关系视为深入中国朝贡体系内部的关系”，对于“南洋”的界定主要着眼于西方对南洋诸国的殖民，而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缅甸虽然尚未被西方殖民，但亦与“洋防”息息相关，因此被纳入南洋范围内进行统一论述。与之相比，由徐继畲编纂、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的《瀛寰志略》，对“南洋”的界定则更偏向于地理层面。书中进一步明确了南洋的空间范围，以今中南半岛及马来半岛为界，“东为中国之南洋，西为小西洋”。可见，“南洋”可根据地理形态的不同划分为“南洋滨海各国”与“南洋各岛”两部分，前者主要指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三国，后者主要指今马来群岛各国。而对“南洋滨海各国”的划分标准则主要基于“滨海”的地理特征，南掌（今老挝）因地处中南半岛腹地而未被纳入“南洋”范围，仅是“今记南洋诸国连类及之”。

19世纪上半叶，虽然“南洋”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普及，但中国并不存在专门性的南洋研究，因此对于南洋的具体范围始终未有明确定义。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地理学在欧洲的迅速普及，以及中西文化互动的增强，西方地理学书籍被大量翻译并引进中国，“地圆如球”“日心地动”“五大洲说”等西方地理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和普及，而中国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夷夏观”“时局观”也在这一时期发生动摇与变异。中国学者翻译外国地理著作及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编写世界地理著作，抑或外国地理学家在中国的实践活动，使中国传统地理学在20世纪初开始逐渐走上现代化进程，中国学人对南洋区域的认知也随之发生转变，现代化的南洋研究逐渐兴起，对南洋地理范围的界定也更为明晰。

夏思痛于1915年出版的《南洋》一书，是中国最早以南洋命名的专题著述，书中将南洋的范围模糊地界定为北起台湾，南至澳洲，“包容全球四分之一”的广大地区，并强调中南半岛之“缅甸、安南、暹罗向本我之外藩，固无庸赘”。但亦有人明确反对将中南半岛纳入南洋。黄栩园利用西方地理学中的经纬度将南洋的范围界定为95°E-150°E和20°N-10°S之间，并强调“凡安南、暹罗、缅甸等处，各自有其独立之历史、文化，且其风俗，亦与南洋群岛不同，故不并入”。1941年，许云樵对“南洋”与“南洋群岛”的概念与范围进行了区分与界定，南洋包括“印度支那（Indochina）半岛和马来西亚（Malaysia）”；南洋群岛“只能指马来群岛（Malay Archipelago）”，不包括“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亚（Malaya）”。1943年，张礼千对当时流行的几种南洋界说进行了阐述分析：“有以经纬度分者，曰起自东经九十五度，止于一百五十度，又自北纬二十五度起，至南纬十度止。在此范围内者，统曰南洋，于是台湾与南海列入南洋之中矣。其说未妥也。有以地域别者，辄列举若干重要地名，混称南洋，尤为非是。至于日人，素怀恶意，别具用心，称其代管诸岛曰里南洋，称荷领、英领、暹罗等地曰外南洋，其意显欲自内至外，不问可知。”张礼千认为上述界定均“未臻妥善”，并提出“合马来细亚与中南半岛，定为南洋之限度是也”。虽然许云樵与张礼千对南洋范围的界定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甚至日本《地学杂志》也明确将中南半岛纳入南洋，但随着二战时期“东南亚”这一地名的兴起，南洋逐渐成为了一个留存于历史与文学中的区域概念。

综上可见，近代中国虽然有大量著作、文章将中南半岛纳入南洋的范围之内，将其视为与“南洋群岛”并列的“南洋滨海”区域，但部分学者着眼于“南洋”地名中的“洋”字，将中南半岛视为大陆的延伸而明确反对。按照划分标准的不同，近代对南洋区域的划分主要存在广义、狭义、中义三种。广义的范围包括今东南亚、南亚、大洋洲等地区；狭义的范围仅指代今马来群岛；中义的范围则主要包括今中南半岛与马来群岛，与今东南亚范围基本一致。对于南洋范围的多元化，正如恼世所言，“南洋二字，原非地理学上之固有名词，其范围常因研究者之目的而异”。又如朱镜宙所言，南洋范围的界定，“此不过就各人论点之不同，为一时便宜上之划分，以图说明之便利，实无确切之论据也”。虽然在许云樵与张礼千的界定下，中南半岛作为南洋概念之延伸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但这一定义也终非标准答案，对于中南半岛是否归属南洋这一争论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时期。如1963年，陈序经在《东南亚古史初论》中就再次对南洋范围的地理指向性提出了质疑，“在所谓南洋诸国中，不只包括了一些岛国，······而且包括了马来半岛，以及紧连着大陆的越南、老挝、柬埔寨、暹罗、缅甸等国家，所以南洋这个洋字，就有了问题”，因此提倡以“东南亚”一词取代“南洋”。

自晚清以来，在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影响下，中国逐步翻译并创造了一系列新的地理词汇，其中即包括“半岛”一词。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将英文地图中的“Cape”翻译为“地嘴”或“地咀”。“Cape”原意为海角，特指突出于海中的狭长形陆地，在晚清中国则与半岛概念相重叠。咸丰五年（1855），在《地理撮要》一文中，用“土股”来表示“三面有水环绕，一面与别土相连”的区域。光绪十七年（1891），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也对上述概念进行了阐述，指出，“或谓之土股，或谓之地嘴，以其三面临海，一面濒岸也”。基于此，邹代钧在《亚细亚洲疆域总说》中，首次将中南半岛命名为“亚细亚洲极南地嘴”。无论是“地嘴”“地咀”，还是“土股”，均是中国各学人的一家之言，未能达成地理名词上的基本共识。而此后在日本文化的冲击下，“半岛”一词最终成为中国的主流地理名词。

“半岛”一词翻译自英文“Peninsula”，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已开始将“Peninsula”翻译为“半地”。在咸丰四年（1854）出版的《地理全志》中，作者将“Peninsular”翻译为“枕地”。直到同治年间，罗存德在《英华字典》中首次将“Peninsular”翻译为“半岛”，后经日本译述返传中国，在20世纪的地理学著作中普遍流行。由此可见，“半岛”是一个源于西方，而翻译自中国，后经日本译述返传中国的地理名词。

新航路开辟后，中南半岛因毗邻印度，往往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方殖民者以印度为中心命名为“后印度”“远印度”等。明治维新后，日本也开始引用“后印度半岛”这一地理名词，并将其编入地理教科书中，如光绪十六年（1890）出版的《地理学教科书》，光绪十七年（1891）出版的《亚细亚地理》《近世地理学》等。在日本的影响下，梁启超也较早地在文章中使用了“后印度半岛”这一地名。至民国时期，随着中国地理学的快速发展，使用“后印度半岛”这一地名的地理、历史著作逐渐增多，如王桐龄的《新著东洋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传绍会的《南洋见闻录》，沈厥成、刘士木的《南洋地理》，李长傅的《南洋史纲要》等。除此之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开始编撰的《五洲地理志略》中，作者将南洋地区划分为“远印度半岛”与“马来群岛”，但“远印度半岛”的范围远较中南半岛为大。

中南半岛与中国云南、广西等省份接壤，历史上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族群等方面存在深入的互动，单纯以印度为中心的命名方式显然忽视了中国在该半岛的影响。虽然印度学者认为，这一命名主要在于“在西方统治之前，东南亚在文化和商业方面与印度联系密切”，但西方殖民者的命名方式实际上是出于殖民话语的一种习惯性表述，即印度作为西方之殖民地，“后印度”与“远印度”则同样被默认为西方之殖民地。因此，无论是“后印度半岛”还是“远印度半岛”，均带有鲜明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色彩。

与之相比，“印度支那半岛”的使用在中国更为广泛。印度支那半岛（Indochine Péninsule）一词源于法国人的命名，其字面意思为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半岛。广义的“印度支那”指地理层面的印度支那半岛；狭义的“印度支那”仅指政治层面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印度支那半岛”一词由法国地理学家马尔他布隆（Malte Brun）首创，他指出，“即以地理、宗教、风俗三种理由为出发点，泰、越、缅位置介于中国、印度之间，国民信仰佛教者占绝对多数，以风俗论，近中国之越南人，大部分尚保留着中国的习俗，地接印度的人民，则深受印度佛教礼仪的洗礼，位在两国中间的泰国人民，又受中国与印度两方面的影响”。“印度支那”因较“后印度”“远印度”更能准确反映半岛所处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特征，因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使用。正如英国著名探险家戴维斯所言，“作为一地理名词，用印度支那指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所有地区，这相当令人满意”。

19世纪60年代后，以“印度支那”为名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版，这些书籍多为游记、探险日志性质，亨利·穆奥（Henri Mouhot）的《在印度支那（暹罗）、柬埔寨和老挝中部的旅行》（Travels in the central parts of Indo-China（Siam），Cambodia，andLaos）（1864）、路易斯·德·卡内（Louis de Carné）的《印度支那与中华帝国游记》（Travels in Indo-China and the Chi-neseEmpire）（1872）、安邺（Francis Garnier）的《印度支那探险之旅》（Voyaged Explorationen Indo-Chine）（1873）、约翰·汤姆逊（JohnThomson）的《马六甲海峡、印度支那和中国，或十年的海外旅行、冒险和居住》（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and China，or，Ten Years Travels，Adventures，and Residence Abroad）（1875）等。除此之外，随着东南亚一词使用的逐渐普及，西方也有学者使用东南亚半岛（The Peninsula of SoutheastAisa）一词指称今中南半岛，但其概念与范围则颇有歧义。如米尔顿·卡茨（Milton Katz）所界定的东南亚半岛范围不仅包括缅甸、暹罗与法属印度支那，还包括印度的阿萨姆邦。

晚清中国对“China”一词并无权威性的翻译，或音译为“毡拿”，或意译为“中华”，因此对于“Indochina”一词的翻译也较为多元与随意。如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有时使用“印度毡拿”，有时又使用“印度中华”。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普遍使用“支那”一词指称中国。而随着日本对华影响力的增强，“支那”一词开始在中国大范围传播与普及，中国也逐渐将此一“他称”转变为了“自称”，正如清末文人文廷式所言，“今欧罗巴人称中国为毡拿，或为占泥，皆支那之转音”。

在“支那”一词的普及下，日本自然将“Indochina”翻译为了“印度支那”（イン下シ十）。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外务省公文中就已在使用“印度支那”一词。而在出版物中，“印度支那”一词也开始逐渐取代“后印度半岛”，如光绪十七年（1891）出版的《中等地理》。在日本的影响下，“印度支那”逐渐成为中国对中南半岛的主流名称。国人对于“印度支那”一词的借用，不仅在于“支那”一词在当时广泛的使用度与日本的文化输出，更在于该词在字面上抛弃了以印度为单一中心的地名建构，强调了中国对半岛的影响力，较“后印度”“远印度”更为“中立”。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书的《清经世文三编》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严复翻译出版的《原富》一书中，均使用了“印度支那”一词。光绪三十一年（1905），作为中国官报领头羊的《北洋官报》也开始使用“印度支那”一词，显示了该词得到了中国官方的认可。此后，“印度支那”作为一个指代今中南半岛的地理名词，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书籍甚至政府文件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使用。

“支那”一词最初并无贬义，自明治维新及甲午战争后，随着清朝的衰落与日本的崛起，该词的蔑视意味逐渐浓厚，但中国对于“支那”一词的借用显示了国人并未及时察觉到该词含义的转变。民国建立后，随着民族主义的传播，部分国人对于“支那”一词的使用也开始提出疑义。至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留日学生开始激烈反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公开揭露其所包含的民族歧视意味。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中指出，“这‘支那’两字，照日本话是什么意义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没有我们中国，所以不称我们中国为中华民国，而始终叫我们为‘支那’”，对“支那”一词进行了彻底否定。随着“支那”一词含义的转变，“印度支那半岛”一词的使用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对外的唯一国际通道，印度支那半岛更加受到中国学人的关注，部分国人也开始对此地名提出疑义。1940年，吴世华最早公开提出了应加强印度支那半岛与中国在命名上的关联性，指出，“印度支那半岛”一词虽然较“后印度”更为恰切，但也并不完全合适，从自然形势来看，这个半岛“明明白白地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最好是改称“外支那半岛”。同年，西南联大教授、“战国策”派代表人物洪思齐在政论中将“Inedo-China”一词翻译为“中印度半岛”，不仅修改了“Chi-na”的“支那”译法，更将顺序进行了调整，以显示中国对该半岛的影响力要大于印度。1941年，陈碧笙与于右任的争论，使学界开始热议“印度支那半岛”的更名问题。

1941年1月5日，著名边疆研究学者陈碧笙在重庆《大公报》发文指出，“支那”一词系日本对中国的贱称，因此应将“印度支那半岛”中的“支那”改为“中国”，并将“中国”置于“印度”之前，称“中印半岛”。同时，陈碧笙对半岛范围进行了重塑，提出马来半岛在地形上为中印半岛的延长，在克拉运河未打通前应暂属中印半岛。而云南“无论就地势、山川、纬度、气候、物产、民族各方面言，皆已成为中印半岛的一部分”。陈碧笙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将云南纳入中印半岛的合理性：（1）地理上，云南南部与缅、泰、越北部同属于掸部高原区域，海拔相似、气候相同、物产类似，其中无高山大川以为阻隔，应属同一自然单位。（2）形势上，云南为半岛众山之祖、诸水之源。故云南一地实扼半岛之上游，控三邦之枢纽，其形势高屋建瓴，居高临下，足以控制全局而有余，欲讨论半岛之军事形势，决不能置云南于局外。（3）界务上，云南南部与缅、越交界处长达三千公里，犬牙交错，滇缅之间且有二段未定界区域。界务纠纷，势所难免。（4）族群上，滇、缅、泰、越延袤数千里间，其人种、语言、宗教、习俗无一不同，迁徙移动既繁，通婚杂居尤多，欲划一明显的界限，殆不可能。

1941年2月9日，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的于右任在重庆《大公报》撰文提出，改“印度支那半岛”为“中南半岛”“足以使国人纪念警惕，表示其地居中国之南部，亦指示半岛在中国与南洋之间”。同时对陈碧笙提出的将马来半岛纳入中南半岛表示认可，但对将云南省纳入中南半岛则表示明确反对，并从四个方面一一进行了驳斥：（1）地理上，云南地形以高原山地为主，远较中南半岛复杂，海拔亦较中南半岛更高；河流在云南境内落差较大，进入中南半岛后就逐渐平缓；云南气温、雨量也较中南半岛更低。中南半岛大部居于北纬十度至二十三度之间，而云南省大部则在北纬二十三度之北。进一步言，“半岛”以大陆凸出部分，三面环海者为限，云南深居内陆，因此不属于“半岛”。（2）形势上，新地理学认为“山”并无祖；且所谓中南半岛众山之祖、诸水之源，亦不在云南，而在西康与青海。西康、青海地势高于云南，就军事形势而论，又将如何划分?（3）界务上，自缅、越先后为英法所领，因有今日之界务纠纷，惟其纠纷，必须清划界线；如以云南归入“半岛”范围以内，是否即无界务纠纷?（4）族群上，云南各族早已一致同化于大中华民族。云南为中国之一部，而云南边界之各种族又同为中国民族之一部，一统河山，天然完整，今若划云南入半岛，而以种族复杂为缘由，不独有失正确，且恐流弊滋多矣。

由此可见，陈碧笙对“中印半岛”命名的基本逻辑仍源于“印度支那半岛”，而其对“中印半岛”的区域重塑，尤其是将云南纳入中印半岛的范围，则主要着眼于云南与中印半岛在界务、族群等方面的复杂性与地理上的连续性，并存在以云南控扼中印半岛的想法。于右任对“中南半岛”命名的基本逻辑则完全建立在中国自主的话语体系之上，强调中国对于半岛的实际影响，而其对“中南半岛”的区域重塑，尤其是反对将云南纳入中南半岛，不仅存在地理等客观因素，也存在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现实需求。

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的更名分歧，谢贻征指出：首先，中印半岛“是一个译名问题”，中南半岛“是一个命名问题”，二者所具有的性质不同。其次，从种族、文化、政治三个方面对陈碧笙、于右任的两种观点进行了述评，认为从种族角度而言，中南半岛最为适宜；从文化角度而言，中印半岛则较中南半岛适宜；从政治角度而言，中南半岛一词“虽仅系指出中国各该邦在种族、文化、历史、地理与对抗日寇的野心等各方面，具有休戚相关的这一种关系，但在泰国和其他友邦就难免不发生各种猜疑”，因此对于使用该词应再加考虑。任美锷虽然赞同改印度支那半岛为中南半岛，但对于于右任为“中南”二字赋予“中国与南洋之间”的含义明确表示反对，同时从地理位置、资源与贸易、移民三个方面论证了中南半岛属于南洋，并进一步提出将中南半岛称为“里南洋”，将东印度群岛及菲律宾称为“外南洋”。

总体而言，对于陈碧笙与于右任的两种观点，国人虽持有不同意见，但于右任的观点显然更符合全面抗战时期国家的现实需求、云南的具体实际与国人的心理预期，因此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但主流意见也对于右任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修正，抛弃了“中南”模棱两可的含义，将其明确为“地居中国之南部”。而对于云南不应纳入中南半岛则同样达成了基本共识，但对于马来半岛是否应纳入中南半岛则仍存在分歧。如姚栅指出，应将马来半岛“包括在马来西亚（Malaysia），比较合理些”。而蔡文星则指出：“中印半岛名称可以只包括泰、越、缅无疑，因为英属马来半岛的文化、种族及古代的历史，根本就与泰、越、缅漠不相关，无一相同之处，将其摈弃于中印半岛范围之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若果以地理、经济，和百年以来的历史来看，我们称泰、越、缅及英属马来半岛为中南半岛，是绝无不合理的地方。”

自于右任提出“中南半岛”一词后，很快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著名史地学家何天行公开表示，对于中南半岛一词，“除完全信佩以外，还望教育当局能正式改正”。以“中南半岛”取代“印度支那半岛”的工作率先在教育部门展开。1941年7月，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议决通过了《确定史地学科民族立场案》，指出：

过去支离破碎之学风，与直接间接染受帝国主义麻醉之毒素，宜亟藉此时机，一为厘廓。最近于院长右任主张，改印度支那半岛之旧名为中南半岛；又本部边疆教育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亦议决此后本国历史教科书中，勿再沿载华族驱走苗族之无稽传说，皆为同一方向之良好措施。甚宜普遍改革，奠定新基，使今后中国国民所习之史地学科为兼合于科学真理及民族需要之学科，而白鸟库吉、勒乡得诸氏有意造作之“尧舜禹抹杀论”“中国人为白种黑种之混血”等等谰言，得以永绝根株，藉以加强自信，巩固团结。

该案以法定形式明确了在教育系统中以“中南半岛”一词取代“印度支那半岛”。这类“印度支那半岛”等舶来词汇被打上了“帝国主义麻醉之毒素”的标签，显示了此一名称的变革蕴含了反帝主义、反殖主义、民族主义等多元内涵，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救亡图存、独立自强意识在文化层面的反映。至二战结束后，“印度支那半岛”一词“已经是陈旧而不通用的了”，中国的“专门著作及学校教本均已废止印度支那半岛，而改用中南半岛”。张礼千将“中南半岛”从地理概念建构为政治概念，提议“中南半岛各政治单位，应合组一联邦政府，其名称即名中南半岛联邦”。1947年，他更是将其1943年出版的著作《倭寇侵略中之南洋》更名为《中南半岛》。

“中南半岛”一词虽然得到了包括中国官方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但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明令禁止使用“印度支那半岛”“中印半岛”等地理名词。因此，虽然“中南半岛”一词成为主流称谓，但因历史之惯性与学术立场之差异，国内仍存在使用“印度支那半岛”“中印半岛”等地名的情况。

二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南洋”等地名的使用开始受到质疑甚至批评。南洋华侨一直是维系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核心，但战后南洋华侨与南洋土著民族之间的关系却趋于恶化。这一方面在于“华侨与当地土著民族的关系不够深切”，另一方面更在于“帝国主义宗主国的直接压迫”。而这一压迫集中体现在西方国家所大力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之中，西方甚至宣称，“中国比印度，对于东南亚要有更大的潜在威胁”。西方媒体也指出，“华侨与菲列宾、印度支那、暹罗、马来、印度尼西亚本地人之间的摩擦，是中国欲在亚洲领导的困难因素”。西方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进一步激发了东南亚人民的反华情绪，而这直接影响了中国学人对于“南洋”“中南半岛”等地名的使用。

1948年，南洋问题专家高事恒在《南洋论》一书中，强调南洋为“与吾中国实不可分离之地域”“就其资源而言，可助我国内之经济建设；就其市场言，可供我工业品之海外推销；就其华侨言，更为我在国外争取外汇，开拓市场之好国民”。这一观点与民国时期南洋研究的主流观点并无太大区别，但却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响。部分学者对“南洋”一词的使用提出明确批评，指出“南洋”一词“是因袭错误的历史观点而来的，是汉、唐、元、明、清以来，各王朝对落后民族国家的一种不平等的称谓，如东洋、西洋、南洋等。这里面含有‘番邦'与‘臣属’的意义。民国时代，尤其是以后，跟随着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高涨，‘东南亚'这个名字已经从帝国主义第二次大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罅缝中喷射出来，占有历史议程中重要的地位了；然而我们中国那些否认或忽视历史前进的学者们，仍坚持着旧有的反动的观念——称为‘南洋’，而始终不愿意称为东南亚。这是多么没有新史地的概念啊”。部分中国学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将“东南亚”一词视为“新史地”概念，将中国传统的“南洋”一词视为“旧史地”概念，并打上“旧有的反动的观念”的标签，不仅是西方地理观对中国传统地理观的重塑，更是在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对“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反应。这一批评虽然过于片面，且仅为一家之言，但实已预示了“南洋”一词在此后的“边缘化”。

“中南半岛”作为“南洋”的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同样对经营“中南半岛”抱有极大的热情。如1945年，普梅夫在《云南的国防价值》一书中，强调云南高原，“内控川黔桂，外控缅泰越”“云南是中国南方的安全保障与前进的基地，中南半岛又是云南安全的藩篱”。1947年，中国地理学家洪级在《重划省区方案刍议》一文中，提出将云南景东、镇沅、宁洱等滇南十七县合建为“中南省”“本省居中南半岛之顶，据湄公河之上游，地广人稀、物产丰饶，设省以利垦殖，并以为经营中南半岛之据点”。而早在1941年，谢贻征就提出，使用“中南半岛”一词，“在泰国和其他友邦就难免不发生各种猜疑”。二战后，在西方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与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的交织下，“中南半岛”一词的使用同样显得不合时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政策下，中国在政治、学术、教育等层面逐渐使用“印度支那半岛”“中印半岛”等地名取代“中南半岛”。

在政治层面，越南等国家逐渐将“印度支那”一词从“他称”转变为“自称”。早在1930年，为统一与领导印支三国的独立斗争，越南共产党人沿用“印度支那”这一名称，建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Đang Cộngsan Dông Dudng）。1939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更是在一届六中全会与翌年的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共和国”的政治路线。1951年，虽然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但党纲中仍有“越南人民必须与老挝及柬埔寨人民密切团结，······以完成印度支那的解放”的表述，显示了越南仍然沿用“印度支那”的概念与范围。1954年，潘光诞（Phan Quang Dan）明确指出，“印度支那是东南亚半岛的地理名称，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亚和缅甸。但通常人们谈到印度支那时，他们只涉及它的东部，由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组成，以前被称为法属印度支那”。新中国坚决支持印支三国的独立斗争，早在1950年，就成为第一个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国家。新中国自然也尊重印支三国的命名选择，转而使用印支三国共同使用的“印度支那”一词。

在学术、教育层面，因“支那”一词含有蔑视意味，国人则更倾向于使用“中印半岛”作为“中南半岛”的替代词。不仅作为“中印半岛"一词首创者的陈碧笙始终坚持使用“中印半岛”，而且在1947年还积极倡导使用“中南半岛”一词的任美锷，在其1951年编著的《东南亚地理》中也改用了“中印半岛”。1955年，钱今昔在《东南亚》一书中，同样使用了“中印半岛”一词，并在括号内标注“又译作印度支那半岛”，有选择性地省略了“中南半岛”一词。作为中国地图出版权威机构的地图出版社，在1958年编制的《世界地图集》中同样使用了“中印半岛”一词。不仅如此，在国内教科书及普及读物中，也大多使用“中印半岛”一词。

20世纪70年代后，在学术与政治发展的要求下，“中南半岛”逐渐再次成为主流地名。在学术层面，“印度支那半岛”与“印度支那”存在语义混淆的问题，而“印度支那半岛”与“中印半岛”则存在语义重复的问题，半岛地名需要得到厘清与统一。在政治层面，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尤其是中泰、中缅关系的改善与中越关系的恶化，中国开始重视与半岛上非“印度支那”国家关系的发展。1970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其中将柬埔寨右派集团发动的反西哈努克亲王政变，视为美国“妄图把印度支那和整个中南半岛地区，作为它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重要军事基地”。这一声明不仅显示了中国政府在官方层面再次使用“中南半岛”一词，而且将其与“印度支那”的地理与政治边界作了清晰的划分，“印度支那”仅指政治层面的印支三国。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强调，“印度支那位于亚洲大陆东南部的中南半岛地区。我们通常所说的印度支那，就是指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1971年，《国际资料》刊文，对“东南亚、中南半岛、印度支那”三个名词进行了解释，强调了“印度支那”仅指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并明确了“中南半岛”作为该半岛的主流称谓。1972年，在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中也将“中印半岛”一词改为了“中南半岛”。1977年出版的《辞海·地理分册》中，分别列出了中南半岛、中印半岛与印度支那半岛，并对中南半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而印度支那半岛与中印半岛则仅标注为“即中南半岛”。这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学界承认这三个地名均可用于指称该半岛；另一方面又明确了中南半岛作为该半岛的主流称谓。

越南战争结束后，越南在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的同时，却妄图背靠苏联，重构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将地区霸权主义施加于柬埔寨与老挝，同时蚕食我国的南海诸岛，并在中越陆地边境频繁挑起武装冲突。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中南半岛”一词最终取代“印度支那半岛”成为该半岛在中国的主流地名。虽然中国学界继续沿用“印度支那”一词，但仅保留了其狭义的用法，特指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如1979年广西社科院相继建立了印度支那研究所与印度支那研究会，并创刊《印度支那》，专门研究印支三国的历史与现状。至20世纪末，虽然以“印度支那”为名的学术机构多已改名或重组，但对于半岛的名称，国内至今仍呈现以“中南半岛”为主导，“中印半岛”与“印度支那半岛”兼有使用的局面，而后者几乎都限制在历史、文学、学术等范畴之内。

地理因素虽然是区域概念形成的基础，所有的命名均建立在一定的地理基础之上，但命名是一项社会性活动，因此地名的产生也蕴含了命名者的主观表达。自19世纪下半叶起，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兴起、传播，以及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推动了中国域外地名的建构与重构，而直接翻译或借用西方、日本的地名，成为近代中国域外地名形成的重要方式。因此，近代中国域外地名的演变深受西方影响，中国传统的“南洋”“南洋滨海各国”等概念被西方建构的“东南亚”“后印度半岛/印度支那半岛”等概念所取代，即是西方话语重塑中国话语的典型例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域外地名的形塑完全由西方所主导。近代以来中国“后印度半岛/印度支那半岛一中南半岛”地名的演变，清晰地体现了中国学人以客观地理为基础，综合国际局势、政治环境、学术争鸣等因素对域外地名的主观建构，反映出中国话语对西方话语的重塑。“中南半岛”如今已成为中国人常识性的地理概念，其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塑造历史，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中国域外地名形成与演变的基本逻辑与一般规律，至今仍为我们对特定区域的地名建构与重构提供历史借鉴。

作者：黄丰富

来源：《南海学刊》2025年 第2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刘 言

校对：朱 琪

审订：贺雨婷

责编：杨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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