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嘉庆九年(1804年),时任贵州玉屏知县的张澍以父病告退回籍,回到了老家凉州(今武威),闲来无事,他就来到了附近著名的清应寺。
清应寺始建于西汉时期,虽历经两千余年,但历代都有大规模修缮,也是河西走廊著名的寺院之一,喜欢游历的张澍自然不会错过。

张澍
而在这次游览中,他无意间发现寺院中居然有一座被砖封起来的亭子,四周杂草丛生,已经很久没有人来的样子,好奇的他立马找来主持,打算拆掉封砖一探究竟,主持听闻后连连摆手,表示几百年来,这个亭子一直是这样封着,听说是镇压妖邪,贸然打开,恐有祸事。
几百年都封着没打开?张澍这下子更有兴趣了,一再要求打开。

碑文正面
毕竟张澍有官身,主持不好拒绝,就找人来撬开了砖墙,妖邪是没有,只有一座巨大的石碑立在其中,更令张澍惊讶的是,自己一个堂堂进士,居然全不认识石碑上密密麻麻的文字:“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字体方整与今楷书无异。”
直到他转到背面,才看到熟悉的汉字。

碑文背面
原来这个石碑是记载着修建护国寺和感通塔的事情,只是前面的文字为何看着像汉字,但为何一个认不出来呢?而且最后落款的“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的更是让他摸不着头脑。
“天祐民安五年”很明显是年号,但他苦思冥想,就是想不起来这个年号到底是哪一朝的年号,要知道张澍也是一位史学家,熟读史书,对于年号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想出来,但这个,他搜肠刮肚,就是想不出来。
回家后又遍查资料,最终在《宋史.夏国传》中才知道,原来“天祐民安”是西夏夏崇宗的年号,对应是北宋哲宗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距今居然有七百年历史。

西夏文,碑文拓片
此时的张澍明白,自己无意间,居然开启了一段尘封七百年的历史,也让一个堙没于历史许久的西夏王朝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张澍工于史学,想要寻些史书了解这段历史,却发现找不到对应的史书。
原来在张澍时代,大家对于西夏的印象和记载,仅仅局限于《宋史》、《辽史》和《金史》附属部分中,是的,脱脱在修史的时候,并没有为西夏作史。
“国亡修史”是中原政权的修史传统,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正统,但元朝修前朝历史的时候,却刻意忽略了这个和辽、金、宋鼎立二百余年的政权,似乎对这个政权有些歧视。
01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对于这个族群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似乎和汉化的羌人有关,在长期的战乱中,又和鲜卑人等游牧民族融合,到了唐朝初年,因不堪吐蕃和吐谷浑的挤压,他们选择依附大唐,被安置在西北宁夏一带,也是在这个时候,史书里开始出现“党项”的名字。
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党项人在西北形成了诸多部落,其中拓跋氏部落最为强盛,并逐渐统一党项部落。
唐末黄巢起义,朝廷号召天下兵马勤王,时任首领的拓跋思恭挺身而出,来报道大唐的恩德,也因此拓跋思恭被唐僖宗赐予了“李姓”,封为定南军节度使,统领夏州、银州、定州、静州、宥州五州,成为一方诸侯。

定难五州
党项人成为一方诸侯后不久,大唐就覆灭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五代乱世,位于西北的定难军自然成为了中原王朝努力拉拢的对象,不管哪个政权建立,党项人都选择称臣,因而到了后周时期,当时的首领李彝殷已经被郭威封为平西王了。
李彝殷是拓跋思恭的玄孙,历经整个五代,并且活到了宋初,活着的时候被宋太祖封为太保、太傅和太尉,死后更是追封太师和夏王,“三师”和“三公”,李彝殷就占了四个,这份荣耀,古往今来,估计也是独一份。
宋太祖这么重视党项人,自然是希望党项人归附,某次李彝兴的孙子李继捧来京朝见,看到京城繁华后就请求留在这里,宋太宗一看,这是让党项人归附的好时机,当即应允,让李继捧和族人住在开封,让和大宋关系不错的李克文继任其位置。
就在大部分党项人选择进入开封过优越日子的时候,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却不肯归附,带着少数族人逃到了斤泽,宋太宗大怒,命尹宪前去镇压,一战击破李继迁大军,连其妻子和母亲都被抓走,李继迁则侥幸逃脱。
逃出生天的李继迁蛰伏起来,趁着宋太宗雍熙北伐之际,卷土重来。

李继迁
此时的北宋经历大败,政权不稳,宋太宗忙着安抚内部,尽管也屡次出兵征讨,但始终未能剿灭,反而让到了淳化元年(990年)的时候,让李继迁夺回了先祖的银州、夏州等地。
而在出兵中,李继迁明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而主动和辽国交好,辽国巴不得西边有军事力量牵制北宋,册封他为夏王,至此,李继迁有了盟友。
02
面对李继迁的骚扰,北宋剿又剿不动,只能选择安抚,打算将河西五州送给李继迁,换来他的臣服。
白拿五州,李继迁高兴死了,趁着和北宋有着短暂和平时机,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日后的国都,然后出兵打算扫平周边的吐蕃、回鹘人,控制整个河西走廊,进而控制整个西北,最终和辽国、北宋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谁知吐蕃战败后也学他诈降,冷箭伤人,强人李继迁就这么死了,由儿子李德明继位。
李德明在父亲的基础上再接再厉,拿下了整个河西走廊,至此,党项人已经坐拥十余州,成为辽和北宋都无法忽视的地方割据势力,也让李德明升起了称帝之心。
不过此时的李德明还没立即称帝,他想积累势力,一边和辽国、北宋互市贸易,壮大党项人的实力,一边寻找新的国都。
此前的西平府只是当时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但西平府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不符合国都不能被攻陷的需求,而且西平府处在夏宋边境上,完全没有屏障,选来选去,就选择了一个小城——怀远镇。
怀远镇背靠着贺兰山这个天然山脉,外有黄河屏障,背有沙漠,是天然的防御,不仅如此,附近还有塞上江南的宁夏平原,方便供养新国都,显然是国都的最好选择,李德明当即下令扩建怀远镇,改名为兴州,至此兴州成为夏国的新国都。

党项人
03
天圣九年(1031年)李德明去世,由儿子李元昊继位。
此前李元昊已经拿下了丝绸之路的重镇甘州,后拿下瓜州、沙洲和肃州,至此,整个河西走廊都被李元昊拿下,坐拥十八州,称帝时机已经成熟。
宝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升兴州为兴庆府,国号为“大白上国”。
此前北宋对于李元昊的扩张是一路装瞎,毕竟李元昊名义上还臣服不是?毕竟没有称帝不是?但现在李元昊称帝了,北宋不能装瞎了,而且李元昊称帝后立即进攻北宋立威。
北宋毫无准备,三川口、定川寨、好水川三次大战,北宋被爆锤。
但相对于北宋,党项人国力不支持长期大战,见好就收,以称臣的方式和议,算是给北宋一个体面的台阶下。
宋夏暂时和平后,李元昊将目光放在内政上,他要建立属于党项人的自信。
此前他就颁布了“秃发令”,命令党项人三日之内剃掉头顶大部分头发,戴耳环,改穿党项服饰,然后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模仿汉字结构创制西夏文,禁用汉文,同时还对党项人内部的服饰等级和礼乐制度都做了大幅度改动。

秃发令后的党项人
不仅如此,李元昊要求改为党项姓,带头将李姓改为“嵬名氏”,“元昊”改为“曩霄”。
李元昊这一系列行为看上去就是开历史倒车一样,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李元昊自幼通晓汉文,他的改革是因为现在党项人汉化严重,长期下去,党项人就彻底被同化了,为了恢复党项人的民族性,必须推行党项文化。

西夏文与汉字
根据日后的《文海》记载,四年时间内,李元昊下令创立的西夏文有六千余字,常用的则有两千余字。
而为了推广西夏文,任何人想当官,必须学习西夏文,同时还用西夏文翻译儒家和佛教经典,就是为了推广西夏文。

西夏文“首领” 铜印
只是党项人使用汉文多年,风俗习惯也不是立刻就能改变的,因而李元昊改革期间,充满了杀戮,也在强制推行下,党项人恢复了原先的生活习惯。
当然,李元昊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修建皇陵。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晓汉文化的李元昊自然知道皇陵的重要性,此前李德明就打算修建皇陵了,甚至派遣工匠主动参与宋真宗第二任皇后的皇陵修建,学了不少技巧。
宋陵是仿造唐陵的,而唐陵又是依山起陵,最终李德明打算将皇陵修建在贺兰山东麓。
但还未动工,他就去世了,修建皇陵的重任就交给了李元昊。
皇陵事关重大,也是党项人第一座皇陵,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李元昊特别上心,采用秦直到的熟土经验,修建皇陵。

青铜峡西夏一百零八塔
而在修建皇陵的同时,李元昊还融入了佛教风格,毕竟当时党项人对佛教特别推崇,李元昊自己不仅命人翻译佛经,更在皇陵附近修建陵塔,甚至在墓室里绘制佛教的壁画,形成了独特的西夏皇陵。

彩绘擦擦(位于佛塔内部)
只是没想到皇陵修建没多久,李元昊自己就“住”进去了,原来李元昊生性残暴,对内完全靠杀戮震慑百姓,且好色无度,尤其是对宽仁的太子宁明不满,多次斥责,导致宁明郁郁而终。宁明死后,李元昊选择次子宁令哥为太子。
某次李元昊看上了大舅子野利乞遇的夫人没藏氏,暗中私通,引起皇后野利氏不满,野利氏让没藏氏出家为尼,谁知道李元昊居然跑到寺庙里幽会,并且为其生下一个儿子李谅祚,然后交给哥哥没藏讹庞抚养。
除了大臣妻子,李元昊还看上了儿媳妇,强行将太子妃没移氏纳入后宫。
而没藏讹庞看出了太子和李元昊的不和,借机撺掇,让宁令哥弑父,自己拥立他,谁知道宁令哥弑父后,没藏讹庞直接将其抓住,以弑君之罪处死他,扶持外甥李谅祚继位。

李元昊
李元昊如此强人,最终因好色送了命,实在可惜。
05
李元昊之后,西夏又延续了百余年,期间辽国和北宋先后被灭,但西夏始终屹立于西北,直到遇到了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
此时的西夏已经没有往日的辉煌,面对蒙古大军,只有节节败退的份,而在西夏准备投降的前一年,成吉思汗死于军中,因成吉思汗死于征讨西夏途中,蒙古为了报复,屠戮劫掠一番。
至此享国一百八十九年,共十帝的西夏王朝就此灭亡。
元至正三年(1343年),入主中原近百年的元朝终于想起来为前朝修史了,就下诏让丞相脱脱为宋、辽、金三国修史,但诡谲的是,这次修史,却单漏了西夏,有人说了是脱脱因成吉思汗的原因,而不为西夏修史,我想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并非全部原因。
别看党项人在西北立足二百余年,但本质上,先后当过辽、宋、金的藩属国,即便称帝,但还是向宋朝称臣议和,接受“国主”封号,而非“皇帝”称号,所以在脱脱眼里,西夏,始终是称霸一方的地方政权而已。

西夏,始终是称霸一方的地方政权而已
毕竟要是为西夏写史,那么大理国、高丽国这些藩属政权,是不是也要写史呢?
其次就是大量西夏典籍毁于战火,蒙古攻灭西夏后,将西夏的宫殿、皇陵付之一炬,这其中自然有西夏的实录、谱牒等重要的典籍等等,而且西夏人也本身就不注重修史。
比如在俄国探险队在黑水城挖掘西夏文献的时候,不仅没有西夏实录、国史,也没有相关历史著作,大部分都是佛教著作,少数是汉文和其他文字的书籍和文卷,很显然,西夏政权不注重修史。
实际上在西夏《杂字》和《西夏官阶封号表》里,几乎没有和史官相关的官职,很显然,西夏根本不重视自己的国史。
且更令人意外的是,西夏遗民们也不喜欢修史,尽管党项人在元朝初期地位很低,但到了中期之后,地位提升,不少党项人后裔都位居高层,且出了不少文人,但这些人,始终没有打算为自己的先民留下一部史书传世。

余阙,党项人后裔,元朝文学家,官至江淮行省左丞
这么一来,就算脱脱想要为西夏修史,但找不到典籍和实录,总不能瞎编吧,这也是辽、金、宋三朝史书里的西夏传里都没有采录西夏实录和国史典籍的原因。
没有史学的传承,加上西夏文晦涩难懂,党项人的西夏文化随着时间推移,渐渐消失在茫茫的荒漠中了。
到了明朝初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西夏这个政权已经相当陌生了。
史载庆王朱栴的封地在宁夏,在宁夏时期,他打算修《宁夏新志》,在宁夏各地走访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座座不明所以的建筑,当地人告诉他这是西山昊王坟。
西山即当地人说的贺兰山,至于昊王是谁,当地人也说不清,但自幼熟读史书加上对于宁夏的了解,他意识到这是李元昊的皇陵,因而在《宁夏新志》里记载了这件事:“李王墓,贺兰之东,数冢巍然,即伪夏所谓嘉、裕诸陵是也。其制度仿巩县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无一物。”

朱栴看到的,应该是这个样子
不过他没有继续探查下去,等下次发现党项人的足迹已经是几百年后的事情了。
06
1908年4月,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听了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的传说,打算来黑水城寻找宝藏。

科兹洛夫
黑水城是西夏北部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如今已经是一片荒漠。
根据传说,黑水城破之前,当地守将将金银珠宝倒在一个深至八十丈时的井内,城破后,蒙古大军将黑水城洗劫一空,但始终没有找到这个财宝,而后这个传说在当地流传开来。
科兹洛夫此行就是找这个财宝,一开始他打算找当地的土尔扈特人去黑水城遗址,但当地人不肯,最终找到了当地蒙古王爷达西,一番贿赂后,这才得以前往黑水城遗址。
很快他就到达了黑水城,他欣喜发现,这里遍地都是文物,轻轻松松就挖掘了十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大量宝贵的文物,然后迅速运输到圣彼得堡。

出土的西夏文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复制品,原件在俄罗斯
圣彼得堡为这些精美的文物而震惊,要求让他立刻返回黑水城,不惜一切代价挖掘,经过九天挖掘,将附近三十多座塔挖掘一空,然后全部运走,一些不便运走的则直接埋在附近,此后美国、日本人也来这里进行文物掠夺,但始终未透露挖掘信息。
至于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进行考察,而在考察之前,中国其实是先发现西夏皇陵的。

黑水城遗址
1971年,兰州军区打算在贺兰山下修建军用机场,意外挖掘了一些带有文字的古代陶制品,就选择了上报,很快,当地文物部门就来考察,经过一番挖掘科考,发现了诸多不少类似汉字却又不是汉字的文字,当即断定,这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也意识到这里有西夏遗迹。
经过翻阅典籍和探查,终于在1972年发现了西夏的皇陵,甚至在七号墓找到了文字,根据翻译,这里记载的是:“大白高国护城,圣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
圣德至懿皇帝即夏仁宗,相当于直接确认,这就是西夏的皇陵,至此,沉睡几百年的西夏皇陵就此重见天日。
可惜西夏皇陵早已被盗掘一空,毕竟西夏皇陵和中原皇陵不一样,大大咧咧的暴露墓口,不被盗掘才怪,而文物的损失也让考古工作者颇为遗憾。

西夏三号皇陵
随着西夏皇陵被发现,考古工作者打算探查其他地方,并于1983年对黑水城遗址进行考察,可惜这里早已被俄国人盗掘一空,留下的仅有三千多页的西夏文献残页,很显然,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都在圣彼得堡。
为了寻求西夏的秘密,1987年,中国学者奔赴圣彼得堡的东方研究所,看到千年前的西夏文物,在场的学者无不震惊,可惜啊,这么有价值的资料都在圣彼得堡,日后想要研究西夏,都必须来这里。
回过头来再看李元昊恢复党项文化,对于李元昊来说,学习先进的汉人文化,意味着党项人和汉人的融合,最终丧失民族的独立性,而坚持民族独立性,又意味着长期落后,做一个部落族长,他必须做出抉择,最终选择了保持民族独立性。
但历史的走向并不是个人能阻挡的,李元昊死后,他的子子孙孙依然能将这个民族的精华一致延续下去吗?
事实证明,西夏覆灭后,他们的文化也随之覆灭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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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吴广成(撰)、胡玉冰(校注):《西夏书事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
【清】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一九《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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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铁木执导:《神秘的西夏》,纪录片,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