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10日，蒋氏飞赴沈阳，召集东北诸将作新5军覆灭后的战后检讨。

在此之前，陈诚给蒋氏递话，这次新5军之所以覆灭，都是因为前线将领不服从命令所致，尤其是廖耀湘。

并恳请蒋氏同意，他要拿廖耀湘开刀，获得了蒋氏同意。

可谁也没想到，战后检讨上出现了罕见的一幕。

当陈诚指责廖耀湘对新5军全军覆没负有责任时，廖耀湘竟反唇相讥，认为陈诚根本就没有给他下过救援新5军的命令。

见廖耀湘竟然抵赖，陈诚又让在座的罗卓英作证。

罗卓英说，他确实给廖耀湘打过电话，让其出兵救援。

可廖耀湘仍矢口否认，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接到过罗卓英的命令。

要想搞清楚这件事其实也简单，那就查一下纸质命令。

可罗卓英却面露苦涩。

原来，他根本就没有给廖耀湘下过纸质命令。

没有纸质命令，就无法证实罗卓英和廖耀湘说的话谁真谁假。

陈诚无奈，只得自己吞下苦果，表示自己在新5军覆灭一事上应承担责任。

那么，廖耀湘到底有没有接到过罗卓英的命令呢？

此事说来话长。

1947年7月12日，陈诚以参谋总长的身份来到沈阳，召开了军事会议。

会议结束后，陈诚宣布要到铁岭去为新6军补授勋章，根本不顾一旁的熊式辉和杜聿明那难看的脸色。

因为在四平之战后，杜聿明曾请求授予坚守四平的71军军长陈明仁“青白”勋章、增援四平的第53军军长周福成云麾勋章。

之所以没给新6军授勋，是因为新6军未能完成任务。

而陈诚此次突然宣布要给新6军补授勋章，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陈诚要拉拢部队的举动。

熊式辉顿觉大事不好，这就是要替换自己的前兆。

因此，熊式辉连写7封辞职信，可均被蒋氏驳回，并不无安慰的回信，“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政东北，决不变更东北人事。”

得到蒋氏的安慰，熊式辉放下了心，既然不变动东北人事，那就整军备战吧。

可没想到，1947年8月初，熊式辉接到了南京命令，撤销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长官部机构与东北行辕合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行辕主任，郑洞国为副主任。

对于如何安排熊式辉，一个字儿也没提。

又过了几天，命令再次传来，撤销熊式辉职务，陈诚兼任东北行 辕主任。

临走前，熊式辉很是发了一顿感慨，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两句话，一是没想到老蒋会这么整他，二是东北的仗不是陈诚想的那么好打的，等着瞧他的好戏吧。

至于杜聿明，同样被老蒋和陈诚耍了一次。

在明知道杜聿明身体已经不堪重负，几次提出要离职治病的时候，偏要任命杜聿明为东北行 辕主任，这不是典型的明着卖杜聿明的好，暗地里给陈诚上位铺路吗？

熊式辉

1947年8月初，陈诚带着罗卓英到东北来了。

上任后，陈诚连做了三件大事。

一是抓贪腐，把倒卖汽油的、勒索钱财的、吃空额空饷的，要么囚禁，要么干脆拉到野外毙了。

二是清理留守处。

在沈阳城内，上至兵團部，下至连部，都设有留守处。

陈诚一检查，发现这些留守处的人员竟高达25000余人。这是一个军的编制。

他把这些留守处人员纷纷发回一线，充实了部队。

三是整军。

砍掉了大量的保安队，把保安队扩编为暂编师，又把苏北的第49军调入东北。

如此一来，东北的蒋军就由8个军增加到9个军了。

把第49军调到东北来，自有陈诚的小算盘。原来东北的8个军中，虽然在新1军和新6军中有14师和50师原属于“土木系”的部队，是当年他往驻印军中掺的沙子，但毕竟实力过弱。

把49军调到东北，就是为了增加他手中的砝码。

49军虽原属于东北军，但早已投靠了“土木系”，应该算作他的半嫡系部队了。

万事俱备之后，陈诚信心百倍，准备实现他在半年内扭转蒋军在东北不利局面的誓言。

对陈诚的所作所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魏德迈说，陈诚很好，无畏而正直，能干而廉洁，可惜去晚了。

李宗仁说，陈诚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

郑洞国说，在指挥大兵團作战方面，他是远不如杜聿明的。

可陈诚并不这么认为，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光有信心是不够的，还需在战场上检验。

在1947年东野发起的秋季攻势中，蒋军暂编50师被打残，暂编22师几乎被全歼、刚从苏北调来的49军也在杨家杖子一战中被歼灭了一万余人。

虽然说，陈诚想要打通北宁线的做法在军事战略上没问题，因为只有打通了北宁线，关内、关外的联系才能恢复。

可在暂编50师和暂编22师已经被全歼或大部被歼的时候，偏要派49军出击救援，就有大问题了。

因为此时，东野主力集结在辽西地区，仅派49军的4个团去救援，那不是去送死又是什么？

可没办法，陈诚不听。

也可能陈诚太想给49军表现的机会了，太想证明自己指挥有方了，虽然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碍于诸将的压力，收回了派49军出击的命令，可会议结束后，陈诚还是下达了让49军出击的命令，结果造成49军4个团全军覆没的结局。

但陈诚认为这个损失是有价值的，因为打通了北宁线。

可这个损失也太大了点儿。

为了打通北宁线，陈诚共付出了近7万人、火炮1051门、各类枪8万支、各种枪弾276万发、手榴弾12万枚、汽车311辆的代价，而且还让东野把控制区域扩大了近4万平方公里。

在陈诚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东野的冬季攻势又开始了。

这一次，东野的出击目标是北宁线上的沈阳至锦州段。

因为这一段是蒋军与关内仅有的陆上联络线和输血管，也是蒋军素来薄弱的地区。

和东野交战多次，蒋军也变得精明起来，部队开始收缩，均龟缩在大城市中，这就给东野造成了一种没有小仗可打，要打只能打大仗的局面。

而要打破这种局面，只有进攻北宁线沈阳至锦州段。

这一段距离，属于蒋军的必救之地。若被东野切断，蒋军的后勤补给线将面临严重威胁。

1947年12月15日，东野全线出击。

2纵、10纵包围法库；7纵包围彰武；8纵包围新立屯；1纵、3纵、6纵进至法库、新民与沈阳之间；4纵逼近沈阳；9纵逼近新民。

东野的全线出击让陈诚震惊不已，他没想到，在秋季攻势刚结束不过一月有余，东野竟然能再一次发动冬季攻势。

陈诚立即下令，驻扎在铁岭的新6军新22师增援法库。

战机出现了。

陈诚

新22师是新6军的当家部队，若能将其全歼，新6军战力势必一落千丈。

因此，东野调集主力直扑新22师，并派出一部向新22师侧后迂回。

新22师也很狡猾，见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立即掉头向铁岭回撤。

见新22师有被歼灭的危险，陈诚再次下令从长春、四平、开原、辽南调集兵力增援。

东野等的就是陈诚这番举动。

敌人若不调动起来，龟缩在大城市内，除非调集重兵攻坚将无法歼灭敌人。

而敌军出动，正好给了我军施展运动战的机会，并且可以趁敌军兵力分散的机会进行拔点。

在东野此次出击的几座由蒋军控制的城市中，法库四面环山且工事坚固，属于“硬核桃”，而彰武则属于“软柿子”，成为了拔点的目标。

12月22日~27日，东野2纵、7纵用6天时间扫清了彰武外线的蒋军各据点。

28日，在66门火炮的支援下，以5个小时的战斗攻克彰武，全歼守敌万余人。

随后1纵、8纵、9纵继续向北宁路挺进。准备切断锦州至沈阳之间的交通联络。

12月30日，8纵攻克黑山，并向沈阳西郊逼近。9纵占领大虎山和台安，1纵转进至辽中地区。

根据战场态势，陈诚判断，从12月15日至30日，东野始终处于攻击状态，定然是损失惨重。

在这个时候若派出主力猛然一击，定会获得大胜。

因此，陈诚下令兵分三路向东野扑来。

右路为廖耀湘的新6军和新3军，沿沈阳、铁岭一线向西攻击前进。

新5军为左路，由沈阳向北推进。

71军和新1军为中路，由沈阳向西北推进。其部署是，从东起铁岭，西至新民，沿辽河两岸百余公里的正面呈扇形全线出击。

这一天正好是1948年元旦。

陈诚在其发表的“告东北军民书”中说，“目下我军已经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期已经过去。”

而事实恰恰相反，他的危险期不是已经过去，而是刚刚到来。

从陈诚的部署来看，明显是左路偏弱。

右路和中路都有“五大主力”的部队担纲，71军的战斗力也不俗。只有中路，仅有一个军不说，还是一支新近编成的部队，其战斗序列内，只有从第52军调出的195师具有战斗力。

陈诚部署中的弱点很快被林总察觉。

东野命令很快下达，以6纵阻击新5军，并诱其深入；2纵、7纵火速到新立屯以北集结待命；3纵插至新5军右翼，切断其向新民的退路；10纵、1纵、4纵和独2师共同切断蒋军右路、中路与左路的联系；8纵、9纵立即从辽中返回至新民以西待命。

而此时的新5军军长陈林达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走的是一条不归路，仍然在为陈诚派其元旦出兵表示不满。

他的观点与陈诚相同，都认为东野经过了半个月的战斗，损失肯定小不了，这一次新5军的任务只是做一个驱逐战罢了，只要将东野驱离沈阳周边，就算完成任务。

在他看来，有3天时间足可解决战斗。

因此，他把陈诚拨给他10天的弾药仅带走了3天的量，把其余的都留在了巨流河车站。

事后证明，这一点是新5军覆灭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由于把此战认为只是一次简单的驱逐战，新5军前锋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在1月2日就推进到公主屯，与东野6纵的阻击部队接上了火。

仗打到1月4日，战场形势发生突变，本来在新五军右翼，负责截断新5军新民退路的3纵加入战场，新5军前锋195师被击溃，撤退至安福屯，与新5军军部挤在一起。

1月5日，新5军被包围在公主屯及其西南地区。

鉴于此，陈林达向陈诚请求部队撤回设有坚固防御工事的巨流河车站。

陈诚赶紧召集幕僚开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赵家骧建议，出战的三部人马应立即进行收缩。

可陈诚犹豫再三，还是表示了拒绝，并给陈林达下令，“采取守势，在原地防御3天，以吸引东野主力”。

同时命令新6军变更行军方向，向公主屯靠拢。命令71军立即转向西北方向，支援新5军作战。

如果陈诚听了赵家骧的话，东野围歼新5军的计划很有可能会落空。

可陈诚却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若新5军能守住公主屯，待到新6军和71军赶来，定会将东野部队歼灭在公主屯周边。

林总希望看到的局面出现了。

从孟良崮之战开始，凡是蒋军采用这种战术，无一成功。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

陈诚下了固守的命令，陈林达自然也不敢抗命。

可是问题出现了，由于连日作战，新5军携带的弾药不多了。陈林达下令，把存在巨流河车站那7天的弾药赶紧装上汽车运往公主屯。

部下却来诉苦，弾药已经装车，可巨流河站通往公主屯的公路已经被东野截断，若把车开出去，那就相当于给东野送礼。

陈林达后悔不迭，若知如此，当时就应把10天的弾药全部带上。

见新5军招架不住，陈诚也动了撤退的念头。

可当他联络其他几个军的时候，得到的回复都是“顽强前进”。

陈诚再一次萌生了侥幸心理，只要新5军能再坚持一下，此役定可获胜。

可他哪里知道，其他几个军虽然嘴上说的都是在“顽强前进”，其实都在那里“磨洋工”。

就这样，新5军全军覆没了。

郑洞国

得知新5军全军覆没的消息后，蒋氏也很吃惊，他立即飞赴沈阳。

可陈诚要拿廖耀湘开刀的消息被郑洞国知道了。

作为在第5军时期、驻印军时期建立的关系，郑洞国不想让廖耀湘吃这个亏。

可他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无奈只得问计于跟随蒋氏而来的参谋次长刘斐。

刘斐听郑洞国说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告诉郑洞国，要想救廖耀湘，只能让廖耀湘和李涛二人对是否接到命令一事死不认账。

因为没有纸质命令，罗卓英是否打电话，廖耀湘是否接到电话，谁也说不清楚。

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在廖耀湘和李涛死不认账的情况下，陈诚和罗卓英也无可奈何，陈诚只能吃了个哑巴亏。

按理说，即便用电话下达了作战命令，但事后是要补发纸质命令的。

而作为戎马半生的罗卓英竟然犯了如此的低级错误，不得不说，蒋军从上到下的业务水平堪忧。

这件事一直到陈林达入功德林后，仍在和廖耀湘争论。

不出意外的是，廖耀湘仍以没接到命令为借口推搪。

实情是廖耀湘说不出口的。

难道会他会把新5军的3个师在历史上和他没有渊源，为了保存新6军的实力而故意不救新5军的实情说出来吗？

但这也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陈诚在东北的所作所为让杜聿明系统的将领心存不忿，总是想看陈诚的笑话，想要借着陈诚的失败，把他撵出东北。

事后证明，廖耀湘等人的作为奏效了。

廖耀湘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得到了蒋氏的百般安抚。

陈诚此时才知大事不好，开始与东北将领亲近起来。

可已经晚了。

用郑洞国在回忆录中的话说，“陈诚当初到东北时把持一切，凡事不容别人过问，现在却要我来证明这个证明那个，岂不可笑？”

蒋氏对这一切洞若观火，可他又能怎么样呢？

在得罪一个人和得罪一帮人的选项里，蒋氏选择了放弃陈诚。

1948年2月5日，陈诚黯然离开沈阳，他的军事生涯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