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美国的动漫电影里说，人走了如果没人能想起，那才是那个人真正的死亡。这是电影，但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提醒。以前有人说祭奠先人是一种迷信，但我现在知道这样的追念很有必要，因为那些人在我们的生命历程里面留痕如此之深，我们甚至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他们集体的作品，或者他们是我们得以成就和进步的人生营养。很多人到了第三代后再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甚至有些人也知道自己的爷爷奶奶叫爷爷奶奶并不知道爷爷奶奶的名字，那么他们不在了大家还能记起他们么？

我是袁方教授生前带的最后一位博士生。他总是挺着清瘦的身板给我们学生说话，每次都会有一个重点，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对学生提出建议，在看起来好说话的当口提出某些有点挑战性的问题和思考。袁先生鼓励我考他的博士生，甚至希望我毕业以后也像他一样在学校教书，也许他有很多想深入研究的课题，期望他的学生能够去穿透或者突破。西政的硕士生导师王锡三教授对学生的阅读严格到列出书单、问问题问到具体页码、追究理论要能详列出不同主张，王老师也是挺着身板，只是他的身板比袁先生魁梧多了。而比较而论，龚祥瑞教授的身型则不那么突出，那先生的书架、英式绅士风度和红茶晤谈、论辩之道是我特别推崇的，前一阵路经中关园，想起曾经每周末来这里与先生和师母方备先生吃饭论谈的场景。那常去请教而今远去的亲爱的师长，还有南京大学的周元伯教授，他是最早令我对于诉讼法这样的程序性法律机制感兴趣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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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曾经的同窗，研究生时代的王青方、周健同学，大学时代的王建润同学，中学时代的同学郑剑豪同学，小学时代的同学祭仁兵同学，他们都曾经是自己青春年少时候的同行者，慨叹他们的英年早逝。

据说奶奶是在我四五岁的时候走的，但我没有记忆了。但外婆在我六岁去为她过80岁生日的时候还很健康，走的时候94岁。老爸老妈离开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们的墓旁新一年的油菜花开得灿烂，看他们在60多岁时候一起拍的照片，我还想起拿回照片的时候妈妈责怪爸爸没有事先跟她商量就要拍这么大的照片的表情。如今，温和的大哥、认真的四哥都和老爸老妈一起走了，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我中小学的教导主任六伯、我中学时代的校领导四伯、每年过年祭祖时候会在他家年聚的小伯、几位慈爱有趣的婶婶。在老爸老妈的辈分里，只有小姨和几位舅妈还在祖籍地的启东生活着，多少能寄托一点我们对父母辈的念想。我还记得在少小的时候就离开的球哥、侄甥辈的雪兰、仲庆、翠玉和更小辈的明星，夭折是留给家人心头的刺，也让我们对他们的思念里充满了遗憾。

我活着，我的思念里有他们。是他们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让我能超越那个时候的时空限制，生活在文学故事、历史知识、地理边疆和幻想世界里，在那里找到朋友、找到快乐、找到情节、找到梦想。是他们成就了我之为我，我之与他们的链接，我之与其他人和世界其他部分的链接方式。

人生也许就是九死一生。每个人多少都有些差点死掉的故事，很多人因为某些惊吓或者风闻就选择了平稳，也有些人不会因为这些风险和惊吓就不再闯荡。重要的是更多的人生活在社会的网络里，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帮人一把，或者得到一把帮忙，所以我们能够继续前行。站在生死的角度，人生并无真正的所谓得失，但却有很多得失的经验，当我们走过这些，没有或者很少遗憾也许是一种圆满的归宿，而在所有的圆满里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了我们援手和温暖，所以他们的音容笑貌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而更圆满的是这样的援手和温暖还在传递。那些在我思念里的人，是因为他们给过我太多援手和传递，而另外一些人提醒我人生在世还值得做更多的传递，彼此有爱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