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包文化史探源

在寂静的草原，默默地矗立于河川、原野的石堆是一道美丽而神圣的风景。转场的勒勒车或驼队远远地绕行敖包，每日清晨牧民都用新熬的奶茶向其行祭洒礼。若有行人路经这些石堆，必须下马并虔诚地为其添置石块或取一缕马鬃系在其挂满经幡与哈达的绳上，以求生活的幸福安宁。蒙古语称此石堆或堆状物为敖包（ Obo )。敖包是集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为一体的神奇的文化载体。敖包秉承了曾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石文化之脉，以其丰富的类型、神秘的布局与数量，展现着草原文化之悠久而纯朴的美。

敖包为游牧人提供了举行盛大宗教礼仪及那达慕的神圣场所。或许，在藏传佛教寺院广泛建立于蒙古高原之前，敖包满足着人们各类祭祀、聚会等公共行为的场所需求。除仪式时间外，在茫茫的草原，人们借助敖包确定方向、方位，划定游牧界域。可以说敖包是组织和保证游牧社会正常运行的一种空间坐标。关于敖包的种种传说、敖包神的想象均在见证着游牧人对草原、本土文化的热爱与认同。敖包成为蒙古人生产生活实践中不可缺少的场所。

敖包的考古学研究意义虽非同小可，但作为活态的信仰文化特质，始终保存了遮盖于其上的那层薄薄的神秘面纱。在20世纪的"文化大革命"中内蒙古地区的敖包几乎全部被拆毁或遗弃，时隔20余年，敖包多被修复，重新进入牧区的生活世界。因此，难以用实例说明某一未经修复而保持原有形态的敖包。然而，在牧民的记忆中敖包却从未消失，其简易的形制与材料容易使人迅速在原地修复重建，在这一点上敖包与草原上的固定建筑，如藏传佛教寺庙建筑有着明显的区别。敖包是一项技艺与材料都相对简易，而文化喻义却深刻久远的大众化、本土化的营造实践。

第一节 敖包文化史探源

敖包常以石堆形状为外人所认知。其材料与形状接近于遍布世界各地的石文化遗迹。敖包之所以神秘莫测，是因为其渊源与属性的难以确定。人们猜测敖包为祭坛、陵墓、山岳之象征及种种，但至今未取得使人信服的定论。有人怀疑敖包是否为本土文化产物，因16世纪之前的历史文献中无一敖包名称的确定记载。因此，绕过无尽的溯源而去探寻其活态的文化意义与功能成为一种有效的认知途径。

一、神秘的石堆——文献中的敖包

敖包或形似敖包的由人工堆砌的石堆遍布于蒙古高原以及欧亚大陆。敖包到底为何物？它与古代两河流域的祭坛（ Altar )、中原的社稷、青藏高原的玛尼堆、朝鲜半岛的社郎堂、日本的十三冢等石堆或石坛有无亲缘关系？虽不排除形似而意异的可能性，但它们是否在述说着远古的泛欧亚文化类型？石文化是世界远古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石堆、石墙、巨石碑、石人像等石文化遗存遍布于世界。筑于高山顶的石堆及向石堆添置石块的习俗见于欧亚大陆至菲律宾群岛的广阔区域。

（一）北方草原的石文化记忆

在内陆欧亚（ Eurasia )，除史前时期的石文化遗存外，有文字记载以来又出现石人、鹿石、石板墓等多种石文化类型。在分布与功能上石堆与这些遗存有着密切联系。如常见的赫列克苏尔墓（图6-1-1）就是一座庞大的石堆。

相继兴起于内陆欧亚草原的多支游牧族群是这些文化的创造者。那么文献中有无敖包或石堆信仰的相关记载？《史记·匈奴列传》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蹄林"。颜师古云"蹄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文献所载信息与蒙古族敖包形制、祭礼十分吻合。

关于匈奴、突厥等游牧族群祭拜天地的文献记载已十分接近敖包祭祀礼仪，关于朔方山川河流文献亦有详细记载，其中不乏值得考究的记载。明人庞撰《译语》 载："曰都斤山，突厥可汗常处于此，其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无草树，谓勃登疑黎，犹华言地神也"。然而，文献却无敖包或石堆名称的任何确切记载。

（二)13世纪文献中的记载

关于蒙古高原上的敖包，13世纪的历史文献今中有着零星而模糊的记载。《蒙古秘史 》记载不儿罕合勒顿山为可捕猎的野兽繁多，且立有"不儿罕"的富饶的山。在近现代蒙古语中"不儿罕"意为神，因此，可以猜想那是一座立有祭神标记的圣山。欧洲、波斯、中原诸游客之见闻录作为历史生活场景的真实叙述，虽富有历史价值，但仍无一丝遍有关敖包名称的确定记载。

《长春真人西游记》 载，"及升高陵，又有祀神必之迹"的信息使人轻易地联想到高山上的敖包及祭官祀仪式遗迹。

然而，只有张德辉（1195-1275年）的记述最为贴切。其《岭北纪行》载："东北又经一驿，过隆石堠。石堠在驿道旁，高五尺许，下周四十余步。正方而隅，巍然特立于平地，形甚奇峻；遥望之若大堠然，由是名焉"。这说明13世纪的蒙古高原确所曾有石堆，且其位置在驿道旁。敖包有指示方位的功能，或许在无明确自然体的旷野修筑敖包是为了标示驿站的确切位置。至今在蒙古高原有一些体积庞大且无任何装饰的敖包（图6-1-2)。被考古学家鉴定为元代敖包的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汗乌拉敖包也位于古老的驿道旁。

图6-1-1赫列克苏尔墓（资料来源：《蒙古国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

图6-1-2卡伦教包(资料来源:《蒙古草原上的历史遗迹》)

关于敖包，13至17世纪的历史文献均无确定的记载。当然，有石堆不能说明那就是敖包，敖包是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复杂的文化载体。关于敖包至今仍然有很多未解之谜。或许打开草原文化之谜的钥匙就潜藏于敖包之中。

（三）清代文献记载

18~19世纪的清代文档中已有修筑敖包的若干记录。清康熙年间的诗人钱良择撰《出塞纪略》载："山有喇嘛处，叠乱石为坟，其高丈余，其上遍插旗枪，以木为之，类优人所执者"。"有乱石堆，高数十丈，其上器械如林……凡蒙古人过此者必携一物置其上，叩首而后敢行，闻归化城守土之官，春秋必以牲牢致祭"。

在清代方志、呈文中详细记载了作为划分游牧疆界的敖包名称与修筑时间，其时间多在雍正至乾隆年间。如"呼伦贝尔之地总律"及"五当召呈文"中对敖包名称、所处位置、修筑时间均有详细记载。在清代蒙古疆域志中，有着敖包、卡伦（哨所）、驿站等的详密统计。敖包是康熙至光绪年间国家一直用于标示草原界域的主要方法。一些边界敖包可以承担标示边界与行祭祀礼仪的双重功能。

察哈尔格什罗桑楚勒图木（1740-1810年）所撰传记中有修筑敖包的详细记载。察哈尔镶白旗查干乌拉庙之属庙八苏木庙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迎请察哈尔格什在巴嘎都音山顶修筑敖包一座，"在敖包下填埋宝瓶，在敖包正中竖立印有经文的木杆，其外插入柳枝与绘有鸟、日、月、三宝图案的风马旗，并在木板上刻写满愿金敖包"。在清代，僧人已负责修筑敖包、制定祭祀仪礼的各项事宜。

然而，敖包究竟是先于藏传佛教的本土文化形态或是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而盛行于蒙古高原的外来文化的问题，一直有两派人各持己见。梅日更葛根罗桑丹毕坚赞（1717-1766年）在其文中称："近来吾人常谈修筑祭祀敖包事宜，并称此为远古之俗，实乃此俗未曾盛行于此地。"然而，清末文人罗桑却丹（1875-？年）称："早先蒙古地区无召庙时地方官员视哪一山岳峻峭就在其上修筑敖包作为地方神灵"。总之，在18~19世纪，蒙古高原确曾有过修筑敖包的热潮，并多由僧人主持兴建。法国遣使会士古伯察（1813-1860）于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内蒙古察哈尔等地旅行，记载了"在鞑靼的所有地区，大家经常会遇到这类不成形状的建筑（敖包），它们遍布所有的山顶，蒙古人把那里作为经常性朝拜的目标"。之后的西方旅行家游记中多有关于敖包的记载。

至于清代敖包的形制，漠北蒙古画家希日布(1869-1939年）所绘《蒙古的一天》中有清晰的描绘（图6-1-3)。画面局部呈现了一幅祭祀敖包的仪式场景：敖包呈圆锥状，顶上插有柳条及红、白、蓝三色经幡，敖包位居山顶，僧侣与祭拜者围坐于敖包正前方，其所乘马匹拴于外围。场面集中紧凑，符合口述史记忆范围内的敖包仪式格局。

图6-1-3蒙古的一天(局部)(资料来源:《蒙古画》)

在学界，人们普遍持后一观点，即认为敖包原为本土萨满教祭祀神灵的场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之后将敖包信仰巧妙地纳入自己的教义体系，僧侣开始替代萨满巫师成为祭司，并渲染敖包的佛教礼仪色彩，创造刻绘具象的敖包神，编著敖包祈祷文。

二、敖包形态探源

关于神秘的敖包，人们一直追溯探源其原型。敖包是祭坛、陵墓、空间坐标、塔的雏形，使大地丰产的远古巫术，众说纷纭。其主要依据为敖包特有的形态特征。究竟敖包原初只是其中之一种，还是承担上述所有功能的建筑物，有待考证。

（一）敖包与祭坛

在形制、选址与祭礼等方面，敖包与祭坛最为相似。内蒙古地区的种常见的敖包形制为三层圆锥体敖包，其形态颇似红山文化遗址中的三重圆形坛（图6-1-4、图6-1-5)。以牛河梁第二地三号祭坛为例，祭坛的三重圆形台基逐层递收高起，直径分别为22米、15.6米、11米，其体积显然比三层圆锥体敖包宏大。以锡林郭勒盟巴嘎都音敖包（五苏木敖包）为例，直径分别为5.8米、4.5米、3.5米。并且该敖包的体积在同类敖包中是属于较大的。在选址方面，两者均选地势较高的山顶或沿河台地。在祭礼方面，两者均为祭奠天地、神灵、祖先的圣坛，其形制符合了摆放供物、装饰修葺等神圣的仪式性需要。

图6-1-4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二地点三号祭坛（资料来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

图6-1-5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东山嘴遗址祭坛（资料来源：《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

（二）敖包与墓葬

地处偏远牧区，也未经大面积修葺的古敖包周边常有石堆圈、石板墓遗迹。这使人容易联想到敖包与远古石文化遗存的同脉渊源。敖包似乎与石板墓、石人、鹿石共同成为匈奴、突厥等草原游牧族群的丧葬文化遗存。敖包所具有的纪念意义以及修筑敖包时需遵循的习俗佐证了这一属性。以某一历史英雄人物命名的敖包通常是为该英雄行祭奠礼仪的祭坛或陵墓。

虽有地方性习俗差异，但修筑敖包的过程大致由取地、压匈、修筑等三个阶段组成。取地是从自然界索取一块神圣之地，以备修筑敖包的行为，其具体仪式过程为，先从自然界选择合宜的地形，在选好的地方行鲜奶祭奠礼，再用藏羚羊角画一5哈那蒙古包大小的圆圈，在圈内埋一小袋金银。压匈是指在敖包立地中心挖洞穴填埋灵性物品，使敖包具备神圣属性的行为。

在民间有着将全副武装的勇士与良驹关在洞穴内或将身体硕大、带有络腮胡的异地人灌醉后关入洞内作为敖包匈的习俗记忆。其真实性虽有待考证，但民间记忆至少证明了敖包内部类似墓室的多样性结构。修筑敖包的习俗过程与蒙古族传统丧葬仪式十分相近。并且蒙古人常说的"敖包﹣邦康"( obo - boncon ）一词值得推敲。敖包之义已知，而邦康意为陵墓。这似乎说明了两种习俗的一种历史亲缘性。

敖包与石棺墓、石人的亲缘性为学界所关注。在今内蒙古中部乌拉特中旗、达尔汗茂明安联合旗境内的一些敖包周边有石棺墓遗址。虽然从敖包遗物内至今未发现人骨，但埋有石人的消息时有所闻。据牧民回忆，在今察哈尔右翼中旗境内的脑木更敖包下曾有一具石人像，"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挖出弃于野外，后牧民在20里处新建一座敖包将其运去，然不幸被人窃走。

（三）敖包与塔

敖包的外形如佛塔。无论从其选址、式样、结构、功能来看，两者均有一定的相似度。若敖包的原型确曾为墓葬形式，那么在渊源、原型上两者就更加相同了。

塔，梵文 Stupa ，起源于吠陀时代的印度诸王死后皆筑一半圆形坟，原义为坟、庙。可以试想遍布于内陆欧亚的石堆与最早的塔确曾为相似的文化现象。如排除文化独立发展的模式，以传播论范式思考，某一建筑文化的传播定与传入地本土建筑技艺与传统相结合。那么，游牧人以本土简易的方式仿造塔也就有可能了。同样，印度佛塔在传入中原后与本土建筑形制相结合，形成楼阁式塔。

然而，塔与敖包又是同处一个时代的建筑物。在今内蒙古地区有着多座辽代佛塔遗存，在藏传佛教寺院中亦有多座覆钵式佛塔。与建筑技艺高深精细的佛塔相比，石砌敖包更加符合民间社会的现实与需求。敖包位居山岳之顶与流水之旁，其形如塔，结构有建筑体与地洞之分，敖包亦有镇地功能。所有这些均与塔十分相似。

（四）敖包与山岳崇拜

敖包与山岳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蒙古人常称"敖包﹣海日汗"( obo - hairhan )，敖包有指称堆状物与山丘的双重意义，海日汗则为山岳之尊称。与此相似，藏区的玛尼堆亦称拉则（ lardzas )，其意为山顶或山峰。词义的关联说明两者的密切联系。13世纪的蒙古文献中确无敖包记载，但有丰富的山岳崇拜信息。

《蒙古秘史》有铁木真祭祀不儿罕合勒顿山的记载。波斯人志费尼记述了成吉思汗、拔都汗等领袖在征讨途中上山祭祀祈祷的事迹。除史料记载，在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中亦有相似的记载：江格尔的将领在出征讨伐敌人之前，登上江格尔所奉"不儿罕哈日"山顶，行祭祀仪礼后再出征进入敌人的领地，登上并休憩于敌人所奉"特日曼哈日"山顶。敌人败北逃至江格尔所奉山顶，江格尔的悍将追至山顶，将其擒获，避免其血沾染圣地，将敌人扔在山谷。作为一种文化记忆，史诗阐述了山岳与王权相同的象征喻义。那么，敖包与山岳有何关联？显然，为了标记或限定山岳祭祀空间，需构筑敖包。从敖包之选址、装饰而言，敖包更像是对山岳的模仿或象征。敖包常居山岳之巅，山岳有山石、林木、流水，敖包则下筑石阶，上插柳木，有仪式之先需祭圣水、圣树的相关仪式规定。

在蒙古地区，山顶上立有敖包的山岳几乎普遍被尊称为海日汗、汗、博格达，前者居多数。如克什克腾旗的五大海日汗为赛汗海日汗、陶高海日汗、嘎拉达苏台海日汗、巴音查干海日汗、准海日汗，五大海日汗之顶均立有敖包，山神被想象为战马配盔甲，手持利剑的兄弟五人。

（五）敖包与堆积石块的习俗

在平时或进行祭祀仪式时人们常从地下随意拾起一块石子扔在敖包上，以此作为特定的献祭行为。蒙古文化中素有"以其石子献其敖包"的习俗。其实，对于神圣的石堆（图6-1-6)——敖包而言，石子或石块便是最适宜的祭物。这是一种非常朴实而悠久的献祭行为。在固定的祭祀日牧民常以全羊、羊背或羊尾等特定部位作为祭品，摆放于祭台之上，然后顺时针方向绕行敖包三周，边行边从地上拾起石子扔在敖包上。而在平时，途经敖包圣地的牧民常以随身携带的少量食物、所乘马匹之其意鬃毛作为祭品或捡石子添在其上。

图6-1-6元上都遗址某建筑遗迹上的石堆

以石块献祭的习俗也见于日常生活中。牧民若在野外见到骏马的头颅，必在其上堆砌一些石子；草原上散落的石人、石龟、石柱等远古文化遗迹上常有牧人添置的石子或系于其上的哈达（图6-1-7)。在旷野中常会遇见不知其缘由的石堆，或许这些石堆只是牧民随意堆砌的东西而已，但不能排除这些石堆所暗含的某种远古文化喻义。

图6-1-7石龟额头及背上的石子（资料来源：《富饶的鄂尔浑盆地》)

除上述观点之外，也不乏其他玄妙的想象。如有将敖包之形态想象为扣压的锅、生殖器等的巫术曼哈论，敖包是依照地脉之枢纽特意修筑并用于祈雨的格尔地脉论，敖包是模仿星斗之列而排列布局的天文说等。有学者亦从词义学角度，推断敖包如同带有" b "音的"敖包格"（氏族）、"阿布"（父亲）等蒙古语，暗含着父系血缘关系的意义。敖包究竟为何物？与其对历经数千年的神秘石堆进行无尽的溯源，不如探究解读其活态的文化意义。

三、敖包——草原时空坐标

在蒙古高原，凡在山丘、河流、湖泊、泉水等地势险要、风景独特之处均立有敖包。其数量之如克多、形态之丰令人叹为观止。仅以当前的大致统海日计，内蒙古中西部各旗平均每旗有近百座敖包。草海日原何以承袭曾经遍布于世界各地的石堆文化形态？或许，大草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游牧文化是传承这一文化形态的根本原因。尽管上述关于敖包原型的种种猜测各有其耐人寻味之处，但敖包所具有的空间坐标功能被众人所认可。在空旷无际的草原上，敖包可以划分空间、指示方向。敖包也为顺着自然节律，逐水草而牧的游牧人提供了"时间表"，敖包成为"敖包钟"。

（一）界标敖包与巡境仪式

图6-1-8清宣统二年绘鄂尔多斯右翼中旗地图（资料来源：《蒙古族萨满教祭祀祭典研究》)

一些立于旗界的敖包由土地接壤的两旗民众从各自的方位共同献祭或错开时日轮流祭祀，并通过仪式及竞赛加强各自的群体与地方认同。清代蒙古地区盛行一种被称为"转甘珠尔"的巡境仪式，即由旗札萨克王委派僧人与箭丁用骆驼驮载甘珠尔经（大藏经）某卷，在旗敖包祭祀仪式结束后绕旗境巡游，每隔一段距离鸣枪诵经，以求全旗民众的幸福安宁。此时，每一座疆界敖包是其必经的空间点。如今，在内蒙古地区也有很多位于盟界、旗界甚至苏木界、嘎查界的敖包。也有敖包立于接壤的三旗之界。

在清代，土地相连的两旗每年各派一名官员共同巡视旗界，勘查并清点敖包方位与数量，并呈文上报调查结果。以归化城土默特旗为例，依据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一篇呈文，该旗与茂明安旗交界处共立有新旧70座敖包。据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一篇呈文载，土默特与四子部落旗商定按照已呈报形制、数量共同修葺界标敖包的事实。这说明敖包的数量、形制均有规定。不仅各旗以敖包为此，扩建、界，一些召庙也以敖包作为界域标示，严防外从侵入 圣界。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一篇呈文中详细记录了筑于五当召四界的69座敖包的名称。

界标敖包的间距与数量视地形、社会势态而有别。清末民初，政府放垦蒙地，耕地逐步渗入游牧疆界。各旗、召庙的敖包勘查工作日益频繁，敖包间距逐步缩小，数量明显上升。如五当召的界域敖包从原有26座上升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的69座。至咸丰八年（1858年）五当召界域敖包几乎保存完整，只是一些地方已有耕地侵入迹象。界标敖包的方位、立地、体积、形制也有严格的规定。因此，扩建、改建敖包需由管辖方呈报上层准予允许。五当召僧人准备拆卸位于寺院之北山上的一座敖包，换置埋于敖包下的"匈"时特意呈文禀告章嘉呼图克图。

（二）敖包与土地测绘

古代蒙古人曾使用独特的地理学方法测定疆界敖包的方位与距离，绘制平面地图。一种方法为先画一个圆盘，以蒙古历法中类似干支纪年法的方法将圆盘分为由十二生肖、八个天干（除戊己外）及八卦中的恒、和等四向共24个刻度。将圆盘拿到某一敖包上，并将子鼠对准正北方，观望另一座敖包，以刻度间的线与角计算敖包间的距离。由此推算每座敖包的方位与间距，记录于纸上，在旁标注其具体距离（图6-1-9)。另一种方法为在旗地理中心点立一个刻有360度的轮盘，从不同刻度所指方向派若干名测量员在预定的距离处修筑一座敖包，依次修筑所有的疆界敖包（图6-1-10)，将方向与距离记录于纸上再绘制地图。有时，将旗界划分为24个刻度，使旗界敖包对准这些刻度。

图6-1-9获取敖包间距的蒙古方法（资料来源：《蒙古人的智慧传承》)

图6-1-10喀尔喀部图布登加拉布巴拉木道尔吉旗旗界图（资料来源：《大地骄子》)

以敖包作为地理疆界标示的做法并非在清代首创并使用。敖包与草原天文历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游牧人自古十分重视天文历法，早已掌握精湛的地理学知识与方法。蒙元帝国时期，来自中原、波斯的天文学家汇聚蒙古地区，修筑司天台，进行了一系列天文观测。或许敖包与历法测算及土地测量有一定联系。迄今为止，人们在测算历法或选择方位时常以敖包作为重要参照坐标。

（三）"敖包钟"

并非所有的敖包都有定期的祭祀礼仪，一些疆界敖包和自然形成的敖包仅作为石堆起到指示方位、划定界域的作用。然而，多数敖包是有规模不等的祭祀礼仪的。祭祀时间集中于农历五月初至六月中旬之间，故蒙古人称这段时间为"敖包﹣萨日"( obo - sara )，即敖包月。远近的各类敖包祭祀礼仪相继开展，牧民的夏营地也向特定敖包方向靠拢，人们穿梭于敖包间，祈求风调雨顺、生活富足的同时参与竞技，购置货物，与人相会。敖包那达慕会场附近形成由毡帐组合的临时性聚落。敖包成为草原"时钟"，游牧生活转入最为安闲舒适的休息娱乐期。牧民在祈福仪式、献祭仪式及竞技赛事等公共活动之余，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

四、敖包的重建模式

今分布于内蒙古地区的敖包多数在20世纪80年代照原有形态、布局予以复建。随着敖包祭祀仪礼的逐步恢复，各地兴起修建敖包热。旅游业及各类文化事业的发展促使各地在其旅游景区及主干道边新建敖包或以砖、水泥、花岗石等新式材料重新修筑或加固敖包，敖包的材质、形态有了多样化发展趋势。

综观今日之情形，可以作出三点总结：首先，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敖包数量明显减少，多数敖包因其意义与功能的忘却而被遗弃；其次，敖包空间意义与仪式程序趋于简化，而参与人群数量却大幅上升，再次，相比城镇附近或景观区的敖包，地处偏远牧区的敖包则相对完好地保持了原有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的形制相比，敖包重建大致呈现遵循、改变原有形制等两种形式。

（一）遵循原有形制的重建模式

内蒙古地区多数敖包的重建均遵守了原有形制。这些敖包往往在形态、数量、布局、朝向、立地、场所划分、祭祀日期等七个方面完全遵循了传统，而在装饰、材料、仪式程序、敖包下的珍宝等四个方面有了一定变化。今锡林浩特市贝子庙正北高处的额尔顿敖为原锡林郭勒盟阿巴哈纳尔左翼旗旗敖包。该敖包修筑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之后共迁徙三次。至1957年一直举行敖包祭祀仪式。从20世纪30年代时日本人拍摄的额尔顿敖包照片（图6-1-11）看，敖包体积庞大，气势雄伟，装饰精美。右翼六座子敖包前有一座建筑物。至解放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该敖包的形体与布局仍保存完好（图6-1-12)。现今的额尔顿敖包重建于2004年，敖包（图6-1-13）除材料、装饰外，在数量、布局、形态方面完全遵照了原有式样。

图6-1-11 20世纪30年代的额尔顿敖包(资料来源:《蒙古高原横断记》)

图6-1-12 20世纪50年代的额尔顿教包(资料来源:《内蒙古古建筑》)

图6-1-13 2012年的额尔顿敖包

（二）改变原有形制的重建模式

一些敖包在重建时完全或部分改变了形态、数量、布局、材料、装饰、朝向、仪式程序等原有设置。有时会在立地方位及地下珍宝方面进行小尺度的调整。以原乌兰察布盟四子部落旗西拉木伦庙（普和寺）敖包为例，重建后的敖包除主敖包形态之外基本遵循了原有形制。1940年时主敖包为圆锥状石堆，子敖包以大石块充当（图6-1-14)。而在当前主敖包已呈单层石台状，子敖包呈小石堆状（图6-1-15)。围绕主敖包的四个外置旗杆及子敖包布局完全遵照了原有设置。

图6-1-14 20世纪40年代的西拉木伦庙敖包(资料来源:《蒙古草原植物调查》)

图6-1-15 2012年的西拉木伦庙敖包

除遵循与改变原有形制的敖包重建模式之外，亦有简化、象征化的多种手法。一些地区将原有组合敖包简化为单敖包。乌珠穆沁草原的某敖包由1024块石块砌筑了主敖包，由2048块石块砌筑了子敖包，主敖包直径为9米。分别象征了该地曾举办的搏克赛参赛选手数量及蒙古人的吉祥数字。除数量与布局之外，选材方面也考虑了材料本身所含象征意义。如重建敖包时将原敖包石料视为首选材料，或从周边寺庙遗址运来石料砌筑敖包。综上所述，现今的敖包较之前虽有一定的革新，但在象征语言及手法上却尽可能延续了传统。可以说，敖包绝非简单堆砌的构筑物，而是凝结了游牧民恒久的思考与美好意愿的建筑体。

转自《中国古建筑丛书.内蒙古古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