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岁月
＂你真要认我这个爹？＂苍老的声音在店里响起，我抬头看到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脸，心里一阵翻腾。
记得那年我才十岁，八十年代初的日子，家家户户都不宽裕。
我爹王建明和我娘李淑华都在国营纺织厂上班，一个车间主任，一个挡车工，日子虽说不富裕，却也能过得去。
那时候的纺织厂是县里最大的企业，几千工人，烟囱整天冒着白烟，厂区门口的大喇叭早中晚都播着《东方红》，我和其他工人子弟常在厂区的水泥场地上滚铁环、跳皮筋。
可就在那一年，厂里改制，一下子裁了一半工人，我爹没了官职，我娘也成了待岗人员。
家里的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米缸见了底，我爹的烟从大前门变成了红梅，我娘的头发一夜之间添了好几根白丝。
两人天天吵，从柴米油盐吵到谁该找工作，从孩子学费吵到谁的责任大。
那时候我最怕晚上，躺在褥子上，听着外屋传来的争吵声，被子蒙着头也挡不住。
有天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听见我娘哭着说：＂离婚吧，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爹的碗摔在地上，瓷片碎了一地：＂你嫌我没本事是不？那你自己过去！＂
三个月后，他们真的离了。
法院判决书盖着红印章，我爹和我娘站在两边，我站在中间，像是站在一条看不见的鸿沟上，不知该往哪边跨。
可离婚容易，我这个孩子却成了烫手山芋。
我爹说：＂我要南下广东打工，带不了孩子。＂
我娘说：＂我回老家找活干，也没法照顾他。＂
就这样，我被送到了爹的哥哥——我大伯王建国家里。
那天在火车站，我爹塞给我一个纸包，里面是两块奶糖：＂到了大伯家好好听话。＂
我攥着那糖，鼻子酸得不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大伯一家住在北方一个小县城，他在机械厂当工人，每天穿着蓝色工装，手上总有洗不掉的机油印。
大伯母孙玉兰是小学教师，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轻声细语，像春天的细雨。
他们有个儿子王小军，比我大五岁，那时已经上初中了，瘦高个子，爱看《十万个为什么》。
大伯家住在机械厂的筒子楼里，六层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总是坏的，夜里回家得摸着黑爬楼梯。
两室一厅的房子，墙皮发黄，家具简陋，我来了后，和王小军挤在一间不到八平米的小屋里，两张单人床中间只能放一个小板凳。
那天到站，大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制服来接我，手里提着个蛇皮袋，里面装着几个馒头和卤鸡蛋。
看着我爹匆匆塞给大伯一百块钱就走了，我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火车汽笛长鸣，带走了我爹，也带走了我的童年。
大伯拍拍我的肩膀：＂咱回家。＂
他的手粗糙温暖，像冬天的炭火。
坐公共汽车回家，我透过满是灰尘的车窗玻璃，看着陌生的街道和行人，心里空落落的。
进了家门，大伯母端出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瞧这孩子，瘦得！快吃点垫垫肚子。＂
那碗面里足足有两个鸡蛋，青菜翠绿，面条筋道，汤清香可口，在那个年代，这可是难得的待遇。
我狼吞虎咽地吃完，眼泪不知不觉掉进了碗里。
大伯母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痕：＂傻孩子，这是你家，别客气。＂
晚上，我和王小军挤在一张床上，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褪色的蚊帐上。
他悄悄塞给我一块水果糖：＂别怕，我爸妈对人可好了。＂
＂可我不是他们亲生的...＂我小声嘀咕。
＂那又咋了？我爸常说，人不分亲疏，心诚则灵。＂
就这样，我在大伯家住了下来。
一开始，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处处小心翼翼，洗脸用的水少得可怜，吃饭时夹菜总瞄着边边角角。
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大伯的茶缸，吓得直哆嗦，生怕挨打。
大伯却笑着说：＂没事，我这茶缸都用了十年了，该换新的了。＂
大伯母给王小军买新衣服，也会给我买一份；桌上有好菜，大伯总是先夹到我碗里；学校要交费，大伯母二话不说就掏钱。
那时候我读小学，大伯母常辅导我功课，教我写毛笔字，用线装本子抄《三字经》和《百家姓》。
冬天的夜晚特别长，我们围坐在煤炉旁，听大伯讲他年轻时的故事，讲他和我爹小时候如何在地里偷红薯吃，如何在河里摸鱼捉虾。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八十年代末，王小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家里办了一桌酒席，邻居们都来道贺，大伯乐得合不拢嘴。
他倒了一杯二锅头，高高举起：＂来，为我儿子考上大学干一个！＂
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搂着我的肩膀说：＂小亮啊，你也要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你大伯一辈子没文化，就盼着下一代有出息。＂
月光下，我看到大伯眼角的皱纹里闪着泪光。
可我学习不行，初中毕业就去了技校学机械修理，那时候技校不要钱，还管饭，是工人家庭孩子的主要出路。
大伯没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学门手艺也好，能吃饭就行。＂
技校的日子苦，睡大通铺，吃食堂的白菜萝卜，课余还得参加劳动。
每次回大伯家，大伯母总会包一顿饺子，说是＂长身体＂。
九十年代末，我从技校毕业，在县城机械厂当了钳工，每天和一帮老师傅修理车床、刨床，手上总是一层黑油垢。
每个月挣一百多块钱，都交给大伯母。
她接过钱，掂了掂，然后抽出一半塞回我手里：＂留着自己花，年轻人总要有点零花钱。＂
＂大伯母，我...＂
＂别磨叽了，听话。＂她笑着推我出门，＂去买身新衣服吧，看你那裤子，都短了一截了。＂
厂里的工友常笑话我：＂王小亮，你咋不回自己家啊？老赖在你大伯家。＂
我只是笑笑：＂这就是我家啊。＂
干了两年，我看县城里修电器的店越来越多，家家户户开始添置电视机、收音机、电风扇，电器维修这行肯定有前途。
我脑子里动了个念头：要不自己开个修理店？
大伯不反对：＂想干就干吧，年轻人有闯劲好。小本生意，边干边学。可得做好亏本的准备。＂
大伯母有些担心：＂小亮，开店可不比打工，万一赔了咋办？＂
＂不怕，我有技术，就算不成，还能回厂里干。＂我拍着胸脯保证。
我用积蓄在县城步行街租了个十平米的小店面，掉了层皮才砍下一半房租，找木匠做了个简易柜台，挂上＂亮子电器维修部＂的牌子，就这么开张了。
开始没人来，偌大的店面空荡荡的，我孤零零地坐着，一坐就是一整天。
有时为了省钱，中午就啃个冷馒头就咸菜，饿得肚子咕咕叫。
我就挨家挨户发传单，帮人免费擦擦收音机外壳，嘴皮子都磨破了。
有时一天就修一两个收音机，挣不到十块钱，连水电费都付不起。
天一热，小店里像个蒸笼，汗水浸透了衣衫；天一冷，单薄的玻璃窗根本挡不住寒风，手指冻得发紫还得捣鼓那些精密零件。
最难的那段时间，我连房租都交不起，老板娘天天上门催，我躲在后屋不敢出来，想过放弃，回厂里继续做一名普通钳工算了。
那天晚上，大伯来店里看我，带着一袋馒头和咸菜，还有一小碟炒鸡蛋。
＂家里就这些，你将就吃。＂大伯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五十块钱，＂这是你大伯母从教师工资里攒的，你先用着。＂
我们就着凉水吃完，大伯擦擦嘴说：＂小亮，不行就回家，没啥丢人的。咱家有你一碗饭。＂
我摇摇头：＂再撑一个月看看。不成我就回厂。＂
大伯点点头，眼中满是疼惜：＂好，你自己拿主意。男子汉，总要闯一闯。＂
没想到转机真来了。
一天，镇上最大饭店＂红星饭店＂的李老板找到我，说他家的进口彩电坏了，镇上其他修理店都修不好。
那可是当时的高档货，一台得小两千，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了。
我忐忑地上门查看，发现是高压包坏了，得找零件。
我托关系找到省城的电器市场，专门坐车去进了零件，回来熬夜修好了电视。
李老板试了试，画面清晰，声音洪亮，高兴得直拍我肩膀：＂小伙子有两下子！以后我饭店的电器都交给你修！＂
他给了我一百块修理费，还给我介绍了不少客户，饭店、旅社、机关单位的电器都找我修。
生意慢慢有了起色，我每天早出晚归，有时候顾客上门修不完，就扛回家接着修。
九七年，大伯所在的机械厂倒闭了，他成了下岗工人。
那段日子，大伯每天起早贪黑出去找活干，有时候扛货，有时候看门，一天下来挣不到二十块钱，回来时腰都直不起来。
大伯母的学校也拖欠工资，有时候好几个月发不下来，家里揭不开锅了，就去亲戚家借点米面。
五十多岁的人，找工作太难了，很多单位一看年龄就摇头，有的连门都不让进。
看着大伯日渐花白的头发和布满老茧的双手，我心疼不已。
我二话没说，让大伯来店里帮忙。
大伯不好意思：＂我不懂这些电器，怕给你添乱。＂
＂您帮我看店、收钱就成。我去外面跑业务，店里得有人看着。＂
就这样，我和大伯一起干了起来。
大伯为人实诚，待人亲切，顾客都喜欢和他聊天。
他还把自己在厂里学的管理经验用上了，帮我整理账目、记录客户信息，甚至做了个维修登记本，把每台电器的故障和维修方法都记下来，方便我以后查阅。
渐渐地，店里的回头客越来越多，我的技术也越来越好，连电视台、医院这样的大单位都找我修理电器。
到了二零零零年，我的维修店已经发展成了县城小有名气的家电连锁店，开了三家分店，还做起了家电销售。
我雇了十几个员工，有的负责销售，有的负责安装，有的负责维修，忙得不可开交。
那年除夕，我带着一箱茅台回家过年，还买了一大堆年货，桌上满是好菜，有红烧肉、清蒸鱼、溜肝尖，还有大伯母最爱吃的糖醋藕片。
大伯母笑眯眯地看着我：＂小亮有出息了，比亲生的还亲啊！＂
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
是啊，这些年大伯一家对我的好，胜过亲生父母。
我爹妈离婚后，除了第一年过年各自寄过一次钱，再没联系过我。
我成年后试着打听过他们的消息，听说我娘改嫁了，跟着继子继女过日子；我爹在广东打工，具体在哪不清楚。
他们好像都忘了自己还有个儿子。
元宵节后，我看大伯大伯母还住在那个破旧的筒子楼里，楼梯狭窄陡峭，墙皮剥落，卫生间是公用的，每天排队如厕。
大伯母已经退休在家，腿脚不好，每天上下楼都气喘。
大伯还在我店里帮忙，冬天手脚冻得通红还坚持上班，说什么也不肯在家休息。
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们晚年过得好一点。
三月里，我托关系从市里弄了个进口车指标，买了辆桑塔纳，二十多万，崭新的银色车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开到厂区，大伯正坐在楼下和老邻居下象棋，看见我开车来，惊得站了起来，棋子撒了一地：＂这是你的车？＂
我笑着掏出钥匙递给他：＂不是我的，是您的。以后您和大伯母出门就方便了。＂
大伯愣住了，手都在抖，接过钥匙又放下，像是怕烫手：＂孩子，这...这得多少钱啊？＂
＂十几万，不贵。＂我故意轻描淡写，生怕他不肯收。
大伯眼圈红了，老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邻居在旁边起哄：＂老王，发达了啊！快带我们兜风去！＂
大伯红着眼睛，颤巍巍地接过钥匙：＂我这辈子...没想过能有自己的车...＂
他小心翼翼地摸着车门，像是怕碰坏了似的：＂小亮，你...你孝顺，你有心了...＂
那天晚上，大伯开着新车带着大伯母兜风，两位老人坐在前排，笑得像孩子一样。
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这些年的所有辛苦都值了。
半年后，我又在新开发的小区买了套电梯房，一百二十平米，三室两厅，装修得明亮敞亮，阳台上种满了花草，客厅里摆着真皮沙发和大彩电。
搬家那天，大伯母拉着我的手，眼泪直流：＂小亮，你...你这是折寿啊...＂
＂说啥呢，您和大伯养我这么多年，这都是应该的。＂
大伯母哽咽着说：＂你有出息了，真好...真好...＂
那天，大伯把所有邻居都请来了，摆了一桌酒席，敬了一圈酒，脸上的皱纹里都盛满了笑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意越做越大，在市里又开了家大型家电商场，专卖高档进口家电。
我请了专业经理打理，自己每天只需要去转转就行，日子过得顺风顺水。
眼看日子越过越红火，可谁知道，变故说来就来。
那是个普通的工作日，阳光明媚，街上行人如织。
我正在商场办公室核对账目，前台小姑娘进来说：＂王总，外面有位中年男人找您，说是您父亲。＂
我心里一惊，放下笔走出去。
只见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站在那里，五十多岁的样子，穿着褪色的夹克衫，手里提着个塑料袋，背影有些佝偻，脸上的皱纹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四目相对的瞬间，我认出来了——是我爹王建明。
＂小亮，是我...＂他的声音有些发抖，眼睛里写满了忐忑。
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十几年没见，当年意气风发的父亲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脸颊凹陷，眼角累累皱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几岁。
＂你...你过得挺好啊。＂他环顾着商场，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有欣慰，有自卑，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听说你在这边做生意做得不错...＂
＂谁告诉您的？＂我声音有些冷，却掩不住内心的波动。
＂你表叔上个月来这边出差，在街上碰见你了。他回去告诉你姨，你姨打电话告诉我的。＂他低着头，手指不安地搓着衣角，＂我...我就想来看看你。＂
我点点头，没吭声，只是盯着他看，想从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上找到当年的影子。
＂你...能不能请我喝杯茶？＂他小心翼翼地问，像是怕被拒绝。
办公室里其他员工都在偷瞄我们，我不想让他们看笑话，便带他去了附近的茶馆。
这是家老茶馆，木质桌椅，墙上挂着字画，茶香飘荡，很适合谈心。
他坐下后，局促地搓着手，低头看着茶杯，不敢抬头看我：＂这些年，我...我对不起你啊...＂
我给他倒了杯茶，茶水滚烫，蒸汽模糊了他的脸：＂您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他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沧桑：＂我没啥事...就是...想看看你。＂
＂看完了？＂我的声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冷。
＂小亮，我知道你恨我。＂他喝了口茶，声音哽咽，＂当年我去南方，是真的没办法啊。那会儿厂里倒闭，我们这些人都没活路了。我去广东打工，刚开始住工棚，十几个人挤一间，哪能带着孩子。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为了多挣点钱...＂
我冷笑：＂那后来呢？您发达了吗？＂
他苦笑着摇摇头，眼中满是落寞：＂哪有发达，就是打了十几年工。刚开始在玩具厂，后来去了建筑工地，当过保安，也开过三轮车。最近这两年身体不行了，干不动了，就回老家了。＂
＂那您现在来找我干啥？＂我直视着他的眼睛，＂是不是听说我有钱了，来分一杯羹？＂
＂不是！不是这样的！＂他急了，差点把茶杯打翻，＂我...我就想看看你，看你过得好不好...＂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愧疚，＂我知道你大伯对你好，我...我很感激他。＂
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有对他当年抛弃我的怨恨，又有血浓于水的牵绊。
看着他布满老茧的双手和沧桑的面容，我知道他这些年过得并不容易。
沉默了半晌，我问：＂您现在住哪？＂
＂县城外头租了间平房，一个月一百五。＂他低声回答，＂有个小院子，我种了几棵蔬菜，够自己吃的。＂
＂您怎么生活？＂
＂有点积蓄，够花。实在不行就去菜市场帮人扛货，一天能挣个二三十。＂
听着这些，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
那天回去，我把这事告诉了大伯。
以为大伯会生气，毕竟是他这些年辛辛苦苦把我拉扯大，我爹却在我有出息后才来认亲。
没想到大伯只是点点头：＂你爸回来了啊，那挺好。＂
＂您不生气？＂我有些意外。
大伯摇摇头，眼中透着宽厚：＂亲情这东西，剪不断的。当年他也是没办法，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和你大伯母，有稳定工作的。我看他这些年也不容易。＂
＂可他抛弃了我...＂我心中的怨气还未消散。
＂人心是要看清的，但亲情，还是要讲的。＂大伯拍拍我的肩膀，眼中满是慈爱，＂他毕竟是你爹。你小时候，他也疼你，你忘了吗？＂
我怔住了，脑海中浮现出幼时的画面：爹背着我去看露天电影，给我买冰棍，教我骑自行车...
接下来的日子，我爹时不时来店里坐坐。
他总是坐在角落里，不声不响，就那么看着我忙碌，眼中满是说不出的复杂情感。
看他这样，我有些不忍，便给他安排了商场里的保安工作，每月工资两千，让他有个稳定收入。
他感激得不行，眼泪都掉下来了：＂小亮，爹不求啥，能看着你好好的，就满足了。＂
他干活特别卖力，每天早早地到，晚晚地走，遇到顾客提重物，他总是第一个上前帮忙。
商场的员工都说：＂王总爸真是个好人，干活麻利，从来不偷懒。＂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看见大伯和我爹在小区门口聊天。
大伯穿着毛呢外套，我爹还是那件褪色夹克，两人有说有笑，像多年的老友。
大伯招手叫我：＂小亮，正好，咱们一块儿吃个饭！＂
三人一起上了楼，大伯母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菜，有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大伯母拿手的糖醋排骨。
饭桌上，气氛有些尴尬。
我和爹坐在对面，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伯母张罗着菜：＂来，都尝尝这个红烧肉，可费了我老劲了。小亮，给你爸夹菜。＂
我僵硬地给爹夹了块肉，他感激地点点头，却没动筷子，只是看着碗发呆。
酒过三巡，气氛渐渐活络起来。
大伯讲起我小时候的趣事，说我刚来他家时多么害羞，后来如何调皮捣蛋，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爹听着，眼中满是遗憾，似乎在为错过我成长的岁月而痛心。
突然，我爹站起来，给大伯夫妇倒了杯酒，然后＂咚＂地一声跪在地上：＂哥，嫂子，这些年多亏你们照顾小亮，我...我...＂说着就哭了，泪水打湿了衣襟。
大伯赶紧扶他起来：＂你这是干啥？兄弟之间不说这个。咱们父子连心，骨肉至亲，互相帮衬是应该的。你能回来就好，咱们是一家人啊。＂
大伯母也抹着眼泪：＂是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小亮这孩子懂事，你就放心吧。＂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的坚冰终于融化了。
是啊，亲情虽有亏欠，但理解与宽恕才能让生命完整。
我也站起来，给我爹倒了杯酒：＂爹，喝酒。＂
他接过酒杯，手微微发抖：＂小亮，你...你原谅爹了？＂
我没直接回答，只是碰了下他的杯子：＂多吃菜。＂
他懂了我的意思，眼中放光，一口气喝干了杯中酒。
次日，我帮我爹在小区附近租了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给他添置了家具家电，让他住得舒适些。
我爹不敢相信：＂这...这是给我住的？＂
＂嗯，离我近点，好照应。＂
他摸着崭新的床单被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小亮，爹欠你的，这辈子怕是还不清了...＂
＂别说这些了，都过去了。＂
现在，每逢周末，我们三人就在一起吃顿饭，有说有笑的。
大伯讲他年轻时的故事，我爹讲他在南方打工的见闻，话匣子一开就停不下来。
前几天，大伯提议：＂咱们一块儿去旅游吧，我这辈子还没出过远门呢。＂
我爽快地答应了，订了三亚的机票和酒店。
看着日历上圈出的出发日期，我想起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心里满是感慨。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明白，人生路上，亲情是最珍贵的财富。
大伯给了我成长的温暖，教会我做人的道理；爹虽然缺席了我的成长，但血浓于水的亲情依然存在。
人这一生啊，苦难与幸福并存，得到与失去同在。
我失去了童年的温暖，却得到了大伯一家的爱；我曾经怨恨父亲的抛弃，如今却重新拥有了这份亲情。
窗外夕阳西下，余晖洒在三人的照片上，那是我们一起去照相馆拍的全家福。
＂你真要认我这个爹？＂现在想起他当初问的这句话，我终于能微笑着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