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美]斯蒂芬·范·埃弗拉(2014年7月)
之所以转发此文，就是对俄乌战争及中东战争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尤其是前者。根据俄乌双方发布的战报，伤亡总数早已逾百万。
发动这样的战争是否真的值得？人们都在说自己热爱和平，同时又都在磨刀霍霍——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人是非理性的，总爱幻想——以为拳头可以解决问题。
正文
错误的乐观主义：对战争来临的幻觉
假设：当国家对战争的结果持有错误的乐观主义时，战争更有可能爆发。
错误的希望与战争
如果战争中的失败者能预见到他们的结局，如果战争双方都能预见到战争的代价，那么战争将更少。如果政府拥有能揭示未来的水晶球，它们就只会进行那些能改善其地位的战争。既然没有战争能同时对双方都有利，那么战争就将变得罕见。未来的失败者将决定未来胜利者的条件，而且所有各方都会设法避免代价高昂的战争。所以，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所导致的乐观的幻觉。这些幻觉使得国家怀着错误的胜利希望去战斗或是付出了极大代价才获得胜利。
许多战争是由于担心而产生的——担心受到突然袭击，担心相对实力的衰落，担心被他国所征服。本章将详细阐述相反的危险，即由于错误的希望导致的战争风险。国家对于战争胜利者或是战争的代价有错误的希望。我认为这两种错误都是普遍的，也是危险的，会导致国家去参与许多如果它们清楚地看见未来就可避免的战争。
对获取战争胜利的错误希望通过两种途径增加了战争的风险。
第一，这种希望使得失败者参与到战争中来，而如果他们预见到失败的话，是本可避免那些战争的。战争是一场实力的考验。如果其结果可以预见，那么弱者就会向强者屈服，不需要遭受战争的痛苦而得到同样的结局。但相对力量不经过战场上的检验经常无法衡量。如果国家就它们的相对实力达成一致，这种检验就不需要了；但如果它们不能达成一致，武力相争就是能使弱者相信自己处于弱势并让步的唯一办法。
第二，对获得战争胜利的错误希望导致国家介入到更多的危机中去，并使得它们更多地越过危机的边缘。乐观的国家更大胆地介入危机，并更加不计后果地行事，因为它们更愿意冒险进行一场由危机所引发的战争。它们也会错误地希望另一方将让步（“他们知道他们太弱小不可能与我们相对抗，所以他们将彻底失败”）而介入到危机中，以此为自己带来一场和平的胜利。因而它们将对手真实的威胁视为虚张声势（“他们知道他们会失败，所以他们的战争威胁必然是空洞的”），从而将危机越推越远，并引发本可避免的战争。
低估战争的代价以类似的方式引起战争。相对于代价昂贵的战争，国家并不需要担忧如何避免廉价战争。因此，国家越以为战争廉价，就越可能选择战争，从而介入到引发战争风险的危机中，并且在危机中采取冒战争风险的立场。
错误的乐观主义对于战争并非是必需的，相反，错误的悲观主义也会引发战争。如果预料到战争失败的政府仅仅将战斗的价值看作是维护它们的荣誉和可信度，或是它们相信，即使战争失败，也可以通过将公众仇恨转移到外部来巩固国内政权，那么没有错误的乐观主义，战争也能发生。如果预料到失败的政府无意间引发了别国的突然袭击，那么即便是无意识地选择了战斗，它们也会发现自己陷入到了战争中。不过这种战争的事例很少见。在大多数战争中，失败方都有可以避免失败的错误希望。而且，即使是胜利者，如果它们可以预见到胜利的代价的话，也会避免许多战争。
错误的对失败的担心会引起战争，如果这导致国家夸大他国的敌意——“他们取得了军事优势，这意味着他们打算进攻吗？”从而引发一种相互敌意的螺旋式上升。如果它们认为只有通过抢先攻击才能避免失败，就会导致国家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或是如果国家认为只有在其实力处于巅峰时进行战争才能防止将来的失败，也会使它们发动预防靖政策。不过，错误的悲观主义所引起的谨慎经常使得这些影响失效。
完全陷入错误的悲观主义的国家可能会更为担心，也更具敌意，但它们也更为谨慎。
所以说，错误的乐观主义对于战争来说并非是必需的，但几乎是必需的；而且其反面也是危险的，但危险性相对小些。
以下将区分错误的乐观主义的类型，考察它们的原因，并分析历史上错误的乐观主义所起的作用。此项考察表明，错误的乐观主义与战争紧密相关，而且它伴随着大量战争的爆发。我尚未系统地考察过和平时期错误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不过，基于对历史的一般认识，可以公正地推论，和平时期错误的乐观主义比战争爆发前明显要少。
因而，错误的乐观主义似乎是战争的一个潜在的和普遍的原因。当国家处于错误的乐观主义状态时，它们就会非常好战。而且，错误的乐观主义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因此也是战争的一种普遍原因，是许多战争的一个原因。因此，对它的控制或消除将会防止许多战争。
胜利的幻觉
当对立国家误解它们的相对军事实力、相对意志，或是每方盟国的相对数量、实力和意志时，就会产生错误的对胜利的希望。以下将依次考察这些误解的情况。
军事力量的平衡
在绝大多数战争爆发前，对相对军事力量过分乐观的估计会影响交战国。至少从1740年以来，某种关于相对实力的错误的乐观主义就在每一次主要战争前存在，而且在许多规模较小和古代的战争中同样如此。
当雅典在公元前431年发动对斯巴达的战争而开始走向衰落时，伯里克利（Pericles）告诉雅典人，他们应该“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雅典人后来忘记了叙拉古（Syracuse）的规模和实力，认为他们对其进行的注定要遭厄运的远征是“一件绝对安全的事”。同样，迦太基的汉尼拔（Hannibal）在公元前218年竟敢入侵罗马，是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反抗和击败罗马的时机已经成熟，而这也给迦太基带来了灾难。
1740年，奥地利以为可以轻易地战胜入侵的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军队。后来，奥地利女王写道，她的政府以为“少量的部队就可以对付缺乏经验的普鲁士人”——但普鲁士却轻松地获得了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胜利。1756年，腓特烈大帝再次发动攻击，乐观地认为可以顺利地取得又一次胜利，但普鲁士却只是勉强从一场悲惨的战争中生存下来，而且这次战争给它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人口锐减，国家几乎被毁。
英国在1775-1776年间轻视北美殖民地居民的战斗能力，以为可以轻松获胜。英国将军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断言：“在殖民地居民中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或指挥任何军队作战。”一个叫格兰特的上校告诉英国国会下议院，美国人“不具备训练出一个优秀士兵所需要的条件”，而且“绝不敢面对一支英国军队”。
1792年，革命法国和它的保守敌人都对可以取得一场速胜充满信心。法国革命党人认为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已经摇摇欲坠，而且将会逐渐崩溃，而同时保守政权认为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实力。布兰宁（T.C.W.Blanning)提出，法国革命党人有一种“绝不会失败的感觉”，这种感觉源于他们坚信自身具备更为优越的道义原则。而保守派力量也同样陷入一种过度自信的思想中：他们贵族式的自负“使得他们甚至不可能去想象一支‘平民军队’能够进行抵抗，更不要说击败一支职业军队了”。一个骄傲的普鲁士领导人告诉普鲁士官员说：“不要买太多的马，喜剧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律师的军队将会在比利时被歼灭，而我们将会在秋天之前回家。”
美国错误地以为可以轻松地取得1812年战争的胜利。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沾沾自喜地写道，征服加拿大只不过“仅仅是部队的行军而已”，而约翰·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则预测，美国占领加拿大的高地地区和部分低地地区只需要4周时间。墨西哥人在墨西哥战争（1846-1848）彻底失败之前，谈到通过武装美国农奴来入侵路易斯安那，并且组织一支美国印第安人的反叛部队。一位墨西哥官员吹嘘说，他的骑兵用套索就可以击败美国的步兵方阵。
在1866年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之前，奥地利夸大了自身的实力，又低估了普鲁士的每种军事力量——受过训练的军队的数量、领导能力、战术能力、军事技术以及后勤保障能力。四年后，法国人对于战胜普鲁士也是如此确信不疑，以至于法军只给它的官员发了普鲁士地图，而没有法国地图。法国外交部长迪克·德格拉蒙（Duc de Gramont）自吹自擂说：“几天后我们就将在莱茵河。”而不久后普鲁士军队就击溃了法军，并包围了巴黎。法国军事顾问向欧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保证说：“我们跨越莱茵河的进攻将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它将把德国一分为二，我们将一口吞掉普鲁士。”
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领导人也是在高度自信中走向彻底失败的。战争部长库拉帕特金（A.H.KnaopaTKbIH）向沙皇保证，他的部队很快就会将日本人驱逐出中国东北和朝鲜并结束战争，而且“将在日本登陆，消灭日本境内的军队……并活捉日本天皇”。因此，他对日本在战前发出的威胁不屑一顾，认为那是虚张声势：“日本人不敢作战，他们没有作好准备，他们在装腔作势，认为我们会害怕，还会相信他们。”俄国总参谋部的一名成员预测说：“我们只不过需要把帽子扔向他们，他们就会望风而逃。”俄国海军参谋长阿莱克谢耶夫（E.bI.Anek3ebreu）断言：“我个人认为不存在俄国舰队被日本毁灭的可能性。”而不久后俄国的分遣舰队就在亚瑟港被日本击败，并在对马海峡沉没。
1914年，三国协约（英国、法国与俄国）与中部强国（德国与奥匈帝国）都认为可以取得速胜。艾尔弗雷德·瓦茨（Alfred Vagts）指出：“所有大国的士兵与海员，以及依照他们建议行事的政治家都相信自己一方将会取得胜利。”8月初，德皇告诉起程的军队：“你们将会在叶落之前回家。”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将会在4个星期内击溃法军，并在4个月内击败三国协约的其他国家。其他的德国人认为会在8-10周内取得胜利。26名德国官员表达了这种典型的观点：“在一场主要欧洲战事中获得迅速胜利的机会对于德国是非常有利的。”当他到前线去后，另一名德国官员宣称，他期待着色当日（9月2日）在巴黎的de la Paix咖啡店进早餐。第三个人在8月初告诉他的同事：“我们将在英格兰再次见面。”
这种错误的信心使得德国低估了战争带来的危险和德奥的好战性所带来的风险。在战争前夕，一名德国的官员宣称“俄国目前尚未作好战争准备”，因此“奥地利表现得越无畏，我们对它的支持就越强烈，俄国保持沉默的可能性就越大”。
俄国人同样怀着可以速胜的梦想，认为可以在两三个月内获胜。有些俄国官员甚至吹嘘说他们可以在6周内攻到柏林。法国领导人也期待着一场速胜，而一名英国官员宣称德国将成为英国和法国的“轻松的猎物”。奥地利和俄国各自都预想将击败对方。甚至连土耳其也有这样的想法：1914年的晚期，土耳其的战争部长满怀信心地认为，在取得高加索地区的胜利后，土耳其可能会穿越阿富汗，向印度进军。
类似的错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普遍存在。日本的计划者在发动1937年对中国的入侵之前蔑视中国的军事能力。日本军部吹嘘说可以用不超过5个师的兵力在3个月内击败中国。日本军事大臣预测“我们将派出大部队，迅速地摧毁他们，然后很快解决所有问题”，甚至还声称可以在一个月内征服中国。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国仍然没有被征服。
波兰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过于夸大自身的军事力量。有些波兰人自负地预测在波兰与德国作战时“骑兵向柏林的进军”，而波兰官员们认为他们可以单独抵抗德国的进攻6个月，直到英法从西面开始行动。波兰作战部副部长自吹自擂说波兰在军事上“当然”优于德国，而德国军事力量只是“巨大的虚张声势”。但事实证明，面对希特勒入侵的军队，波兰的军事力量只不过是以卵击石。
1939年，苏联领导人以为苏联军队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征服芬兰。苏联外交官炫耀说“三天内一切就会结束”。红军的先头部队收到警告说，不要穿越瑞典边境。这一警告被证明是不必要的，因为顽强的芬兰军队在苏军入侵的起点就抵挡住了进攻，并且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天一直与苏军进行缠斗。
1940年5月，法国与低地国家预测将挫败希特勒在西线的进攻。荷兰人希望能在他们的主要防御工事格雷伯（Grebbe）线一带，抵挡德国人3个月——这将足以等到英法军队的决定性帮助。但该防线3天就陷落了，整个荷兰抵挡了4天。比利时希望其前线防御可以在很长的时间内延缓德国人的进攻，甚至有些比利时人还梦想取得胜利：范·奥弗斯特拉腾（Van Overstraeten）将军预测德国对比利时的进攻将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德国在18天内征服了比利时。法国在即将遭到德国的突然袭击而溃败前，也是充满信心的。大多数法国官员都期待着胜利；法国指挥官甘末林（Gamelin）将军事实上期待着德国的进攻。但法国军队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受到严重打击，而法国在6周内就投降了。
1941年，希特勒看不起苏联的实力，以为可以轻松取得对苏作战胜利。在征服法国后，他告诉德国的官员：“比较起来，对苏联的战役就像是一个小孩在沙盒里玩游戏”，而“我们只需要踢开门，然后整个腐朽的体系就会分崩离析”希特勒同样看不起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他看来，美国是一个不能打仗的“腐烂的国家”。美国社会是“一半犹太化，另一半黑人化”，因此他“看不到什么美国人的未来”。因此，他对于美国介入会带来
的危险以及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都不予考虑，并在1938年指出，美国是如此软弱，以至于它在国际事务中除了作出毫无意义的姿态以外不敢采取什么行动。
日本和美国在1940年到1941年走向战争前都低估了对方。日本领导人对于胜利并没有信心，但认为有这样的机会。1940年9月，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认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速战速胜，我们获胜的机会就很大”；另一位海军高级官员后来也对日本“能击败美国充满信心”。同时，美国官员也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以为可以轻松迅速地获胜。
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Acheson）愉快地设想“现在，南朝鲜能够对付任何单独由朝鲜挑起的麻烦了”于是，1950年秋季时，美国并不把中国介入战争的威胁当回事，认为那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这部分也因为美国官员认为中国还弱小，无法实施这样的行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在10月预计“如果中国人试图到平壤的话，就将会出现最大规模的屠杀”，而此后不久中国军队就开往平壤及更远的地方。
美国的官员在越南再次低估了他们的对手。1961年，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205000名美国军人可以达到美国的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543000人也是不够的。
阿根廷在1982年夺取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时，错误地相信英国缺乏将其夺回的军事实力；因此它认为，英国为重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进行一场军事战役是“难以想象的”，这是阿根廷军人集团领导人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后来所吐露的。
在1991年伊拉克遭到毁灭性的失败之前，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相信伊拉克军队自身就可以抵挡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1990年7月，萨达姆对美国大使说：“你们的社会不能接受在一场战争中死亡10000人。”似乎伊拉克可以使美国遭受那么大的伤亡数字。后来，他预测美国人将“在他们自己所流的血中游泳”。
错误的乐观主义同样普遍存在于阿以战争中。在1948年的战争中，在遭受到灾难性的失败之前，大多数阿拉伯人相信阿拉伯占有军事优势。1956年，英国和法国错误地认为，它们的进攻将很快推翻纳赛尔政府。1967年，纳赛尔（Nasser）预计他不会遭受决定性的失败，而是会陷入僵局；他预计以色列可能会夺取部分西部的西奈半岛，但埃及会夺取港口城市埃拉特（Eilat）。在战争中被击溃的埃及空军，还以为他们可以在几个小时内就消灭以色列空军。1973年，以色列认为，阿拉伯国家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它们不敢发动攻击，因此以色列不需要谈判。副总理伊格尔·阿隆（YigaelAllon）宣称“埃及没有军事选择的余地”，而此时埃及和叙利亚在悄悄地准备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给以色列军队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计划者，以色列的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将军预计以色列的军队在6个星期内就可以从黎巴嫩返回。他们在那里浴血奋战了三年。
在这些战争中所观察到的急剧上升的错误的乐观主义，超过了我们在典型的和平时期所看到的数量。甚至当战争并不迫在眉睫时，这种错误的乐观主义的不寻常的例证也是不多见的。和平时期更普遍的错误是高估对手的实力而低估自身的力量。这样的例证包括三次19世纪英国海军的恐慌（1847-1848，1851-1853，1859-1861），美国冷战期间的“轰炸机差距”及“导弹差距”事件（1955-1957，1957-1961），美国的“脆弱性窗口”（1978-1982），以及长期对冷战期间美国常规军事制衡力量的过于悲观的估计。如果这些例证代表着和平时期的标准的话，这就表明，在错误的乐观主义与战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错误的乐观主义？有两个原因——抢先行动的利益和进攻有利——将在下面进行讨论。任何导致伪装军事弱点、保持高度军事机密或是迅速的军事变化的情况，都会通过使得对军事能力的评估模糊化而产生错误的乐观主义。抢先行动的利益使得国家为了麻痹其对手而伪装弱点，然后为其发动突然袭击创造成熟的条件。被麻痹的对手一定对军事平衡持有过于乐观的看法。进攻有利使得国家保持高度的军事机密，所带来的风险就是对手将低估隐藏的实力。进攻有利还会助长军备竞赛，这会由于刺激了军事变化的步伐而使得军事平衡变得难以琢磨。
植根于许多民族主义头脑中的沙文主义神话是形成错误的乐观主义的另一个原因。这些沙文主义神话经常会助长傲慢和藐视的心态:“我们是强大而勇敢的，我们的敌人都是懦弱的、无能的，也许甚至是劣等人种，因此我们可以轻松地击败他们。”所以，魏玛帝国时期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就宣称，德国人是“已知历史中最伟大的文明民族”，而且“德国人应该意识到他们自身比周围的所有民族更高级，而且这种差距非常巨大”。德国人确信“法国军队缺乏……体现在德国军队中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德国种族的顽强力量，以及政府官员的团体精神”。法国人同样声称“我们法国人具有勇士、士兵的品质，在种族的品质、行为、智力、精神、崇高性、奉献性和爱国性上，比起孚日山脉(译者注：法国东北部之山脉。)那边的种族来说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越性”。一本法国的教科书后来告诉学生们，在战争中“一个法国人相当于十个德国人”。战前欧洲这种广泛存在于民族主义者心中的看法过度膨胀，可以解释这种影响双方的、使他们在1914年走向战争的乐观主义。
意志的平衡
哪个对手会为了胜利而付出更高的代价？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者；因此，一种对相对意志的误解会助长错误的乐观主义。国家很少会夸大其自身的意志，但它们经常会低估敌人的意志。结果，它们错误地判断每一方参战的忍耐力或是肯投入的物力，只是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看到了一种虚假的平衡。这助长了错误的对胜利的希望。
亚西比得（Alcibiades）在公元前415年错误地宣称，西西里人不可能抵挡雅典人的进攻，因为他们是一个由讲多种语言的部族构成的混合体，缺乏“为他们自己祖国战斗的情感”，将“会与我们订立单独的协议”。英国少校约翰·皮特凯恩（John Pitcairn）在1775年从反叛的北美殖民地写信说：“一次主动的战役，一次聪明的行动，烧掉两个或三个他们的城镇，就将使一切恢复正常。”
1899年，英国领导人认为布尔人将投降，而不会进行战争：按照英国驻南非高级专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Milner）的话来说，“一个耳光”就会使布尔人清醒过来，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战争进行道歉”是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计划者希望英国即使参战也不会立刻派兵前往法国，而比利时则将局限于对德国的入侵进行表面意义的抵抗。一名日本将军解释说，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时，“我们以为中国很快就会绝望和投降”。1939年，苏联领导人认为芬兰很快就会表示顺从，相信“我们只要开一枪，芬兰人就会举起双手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低估了英国坚强的决心，甚至在1939年至1940年时还希望英国会提出投降条件。1941年，日本领导人希望，在遭到初期的失败后，士气低落的美国人会与日本和解。越南战争期间，美国的计划者有“信心——这绝不是吹牛，它的确存在……当危机关头真的来临时，其他人就会屈服”。类似的错觉还有：在1963年晚期，河内认为，如果向南部派遣军队的话，美国并不会作出太大的军事上的反应。
科威特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前也持怀疑态度，将伊拉克的威胁作为虚张声势而不予理会。然后，伊拉克认为美国不会尽力地帮助科威特恢复自由，因为美国有过越南战争失败的经验，这部分是源于一种被诺曼·西加（Norman Cigar）称为“伊拉克将美国视为颓废而且缺乏忍耐力的社会的观念”。在1991年美国发动进攻前，伊拉克的媒体把美国描绘为一个“马路上到处是强盗、罪犯和闲散人员”的国家，而且声称多年来“美国军队的作战意志在不断下降”。当攻击开始时，萨达姆·侯赛因预计，由美国的反战分子带来的“反抗”会使美国的政策逆转。对均势产生的错觉会助长对意志的平衡产生错觉。各国政府推断，如果其对手是弱小的，那么它们就会屈服。因此，夸大其相对实力的政府也会夸大它们的相对意志。
具有沙文主义思想的民族主义是对意志的平衡产生错误的乐观主义的主要原因。民族主义者经常夸张地宣传自己民族的勇猛，并贬低对手的韧性和品质。卡尔顿·海斯（Carleton Hayes)曾经指出，“有关自己同胞是勇猛的并具有美德的夸张观念与有关外国人是邪恶和懦弱的同样夸张的观念”，曾经普遍地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西方国家的教科书中。这种宣传必定会助长对于自身和别国的坚韧精神的错觉。
民族主义者的神话常常夸大民族目标的正当性，使得许多团体会曲解他们自身主张与其对手的主张之间合法性的平衡。合法性的平衡接着又会影响意志的平衡。有错误的一方更容易让步，因为他们的让步行为所带来的只是较小的先例，只不过使人怀疑他们支持其不合理主张的意志；正确的一方更难让步，因为他们会带来更广泛的先例，会使人怀疑他们支持许多利益的意志，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的。所以，对合法性平衡的曲解可能会导致对意志平衡的曲解。那些下结论说“我们是正当的”一方会推断说：“我们的敌人知道我们是正当的，他们正在考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也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立场坚定他们就会放弃原来的主张。”因为“一旦他们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是正当的，他们就会认识到，我们的意志比他们强，而且我们可以比他们坚持得更久；所以只要我们立场坚定他们就会屈服”，对手就会放弃原有主张。这一系列错误认识是建立在一种对形势的错误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界定之上的。
国家动机的错误理论会助长对意志平衡的错觉。例如，领导人信奉“搭便车”的思想，错误地以为国家更多地是与威胁它的国家结盟，而不是相互争斗。这使他们夸大自身通过展示力量来威吓对手并使其屈服的能力，而且错误地以为他们的胁迫行为会减弱对手进行抵抗的意志。
国家如果低估了战争会使别国的决心更坚定的话，也会对意志的平衡产生误解。通过使各方关于对方的看法更僵化，让每一方都更固执地寻求更广泛的目标，战争可以引起战争。领导者们如果忽视这种效果的话，就会低估其对手的意志，忽视他们在对对手使用自身力量时产生的催化效应。日本在1941年时所犯的主要错误就是忽视了珍珠港袭击对美国的意志产生的影响。日本领导人以为日本军事威力的展示会使美国人受到威吓；实际上，这唤醒和激怒了美国人。同样，希特勒对于他的暴力和侵略激发了他国反对他的情况也视而不见。
同盟的相对力量和责任
由于领导者错误判断双方同盟的忠诚度和力量，他们会错误地判断相对实力。这种错误判断在作出战争的决策中是一种普遍的、而且经常是关键的因素。科林斯进攻科西拉所引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错误地认为雅典不会介入进来。83腓特烈大帝错误地认为英国或是波旁王朝（法国和西班牙）会参与他在1740年对奥地利的攻击。法国在1792年向奥地利宣战，错误地以为英国会保持中立，普鲁士更有可能与法国站在一边而不是反对它。美国的领导者在1812年向英国宣战时没有预见到拿破仑帝国会突然崩溃，反而以为它会占领英国。俄国的领导者在1853年引发克里米亚战争时，没有想到奥地利会与其针锋相对；如果他们早些预见到这点，他们可能就退却了。丹麦在1864年拒绝普鲁士和奥地利的要求，部分原因就在于它徒劳地希望在它们进攻时自己可以得到英国的帮助。在1866年的普奥战争前，奥地利夸大了它在下德意志邦国中可能获得的同盟的实力。法国在发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前，错误地期望可以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获得援助。布尔人在1899年徒劳地期望欧洲干预它与英国之间的战争。
1914年，许多德国人徒劳地期望英国保持中立，而且瑞士、瑞典、挪威、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可以加入到德国一方。1939年，希特勒希望英国和法国不会为了波兰而与其作战，虽然英法两国曾经就此多次发出警告。在8月14日，他宣称：“英国可能会作出大的反应，甚至会召回其大使，也许还会实施完全的贸易禁运，但在这次冲突中它肯定不会进行军事干预。”8月22日，他对手下的将军说：“现在西面不会干预的可能性很大。”一项备忘录的记载表明，到8月31日，也就是他发动攻击的前一天，希特勒仍然认为英法不会干预，事实是3天后英法就对德宣战了。
挪威在1940年抵抗德国的进攻，以为英国会很快进行援助，但事实证明援助太少，而且来得太迟。墨索里尼在1940年站在轴心国一方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相信美国绝不会加入到另一方。日本正确地预见到了德国的行动，但却夸大了德国的实力：1941年中期，日本外相认为，德国在年底将会同时击败英国和苏联——这使得日本有胆量去进攻美国。1956年，英法两国的领导人错误地认为美国可能会支持他们对埃及的进攻，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保持善意的中立。在1967年战争前，纳赛尔错误地以为，如果战争爆发而且以色列取胜的话，世界会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它撤出其所占领的所有土地。1971年，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叶海亚·汗（Mohammad Yahya Khan）错误地以为，如果他与印度开战，中国和美国会保护他。在1982年的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中，阿根廷也没有想到美国会支持英国，还以为美国会保持中立。在1990年入侵科威特前，伊拉克错误地相信美国会对此表示默许。后来它又错误地希望美国领导的多国反伊联军在战争压力之下发生分裂：一份伊拉克报纸预测说“敌人脆弱的联盟将会分崩离析并且分化为两个阵营”，而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穆斯林将会加入伊拉克的阵营。伊拉克还错误地以为苏联会支持它反对美国。
国家既会曲解当前的国际政治平衡，也会曲解它们使用武力改变平衡的方式。攻击者往往会由于它们的攻击行为而使中立国家感到害怕而加入到对手一方中去。而且攻击者经常没有想到这一点，结果低估了它们在未来所遭到的反对。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看到了美国国内的确存在着一种孤立主义的氛围，但却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侵略行动将使这种氛围烟消云散。
廉价战争的错觉
政府认为战争的代价越高昂，它们就会越谨慎地避免战争的发生。所以廉价战争的错觉会使领导者冒风险去发动他们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这种廉价战争的错觉并非在每一次战争前都存在，而且交战国有时甚至会夸大它们所面临的战争的代价。不过，总的说来，低估战争代价总是与作出战争的决策相伴的，而且经常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发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古希腊领导者没有预料到这场战争最终的代价。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写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短期的战争……他们都没有预计到这样一场战争会给每个人带来的恶劣后果，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是如此，它会造成经济崩溃、阶级冲突、残忍以及道德标准的沦丧……如果能预见到这些，他们就不太可能为了一些相对琐屑的争论去冒险进行战争。”
1756年，英国在北美与法国开战时只不过希望进行一场局部战争。但战争却扩展到了全世界：在俄亥俄山谷和加拿大，在加勒比海，在欧洲，以及在印度洋。俄国以为克里米亚战争是短期而显赫的，而英国和法国则认为会轻松地、代价低廉和迅速地获得塞瓦斯托波尔战役的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死亡的数字分别是，英国4.5万人，法国18万人，俄国45万人，都大大超过了作战各方的预计。
美国内战之前，南方预计在即将到来的冲突中“一个女士用的小杯子就可以容纳所有在这次战争中流的血”。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丧生的美国人比在历史上所有其他战争中死的美国人都要多，包括两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
1899年，英国以为可以轻松取得对布尔人战争的胜利。在战争前夕，英国在好望角殖民地的统治者带着嘲讽的口气问英国军事指挥官：“显然，这些纯粹的农民是不可能抵挡正规军一小会儿的，是吗？”但在随后的战争中，却有2.2万名英国军人战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欧洲人都没有想到这场战争的代价。
历史学家詹姆斯·乔尔（James Joll)指出，在整个欧洲的“政府内外几乎没有人预计到这场旷日持久而且造成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德国总理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预想的是“短暂的风暴”。英国外交秘书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在1914年向下院保证：“如果我们参战，我们所遭受的伤亡会很少，甚至比我们不参战也多不了多少。”
由于国家对新技术或战术认识不清也会低估战争的代价。例如，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曾经表示，美国在一场大的美苏核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不会超过200万，而且可能是在15000到25000人之间。一位著名的军事评论家在1946年宣称，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的效果“被大大地夸大了”，而把同样的炸弹扔在纽约或芝加哥造成的损失只不过是财产的破坏，局限于“大范围的窗玻璃被打碎而已”。
领导者可能会相互低估对手的意志，就像英国低估了布尔人的意志一样；或是他们可能没有认识到“战争引发战争”—使用武力会引起其他利益的扩张，而且使得战争难以终止。例如，亚西比得认为，如果雅典对叙拉古进行猛烈攻击的话，他们是不会仅仅“再次回家的”。日本认为可以在偷袭珍珠港之后与美国进行和谈，希特勒在1939年希望在进行一场“虚假的战争”之后可以与英国议和。
领导者会低估战争所要求付出的国内政治代价。1914年前，许多欧洲的保守派没有想到一场大战会摧毁欧洲的旧秩序，而是希望战争将巩固保守派体制。俄国领导者希望战争可以激发起爱国情感，从而消除革命的火焰，而许多德国的保守派则认为战争会削弱社会民主党。一份保守派的德国报纸在1911年时认为，战争将确保“恢复许多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健康”。另一份报纸则认为“国内形势会从一次战争的无畏行动中获益，即使它会为单个家庭带来泪水和痛苦”。
社会通过劝说大众相信战争是光荣的、健康的、传奇的或是充满阳刚气概的来使得战争变得无足轻重。亚西比得在记录公元前415年招致雅典毁灭的与叙拉古的战争时指出了战争的益处：在战争中，雅典“将不断获得新的经验”，而且“一个生来就充满活力的城市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得懒惰时，它本身也很快会堕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欧洲人同样相信一场大战对于社会是有益的和健康的锻炼。一名英国的政论作家写道，战争将“滋补民族的健康”；而一位英国的领导人则宣称，战争“通过加强一个民族的道德体系”而带来好处。德国的政论家则强调“战争的不可避免、理想主义和所带来的恩惠”，还宣称战争是“救助者和医治者”，是对民族问题“定期性的绝对必要的解决方案”，这会带来“国家力量的提升和奇遇，英雄主义和盈余，深思熟虑和生气勃勃的理想主义”。一份德国报纸号召发起一场“轻松愉快的战争”，好像这真的可能实现一样。一位知名的德国历史学家谈到了“战争的庄严性”。德国的年轻人被告知，“战争是美好的”。一位德国官员指出，战争是一个“强大的文明促进者”，而且是“为了生物学的、社会的和道德进步的利益去进行的”。当战争爆发时，德国皇太子号召他的同胞加入到一场“辉煌而愉悦的战争中去”。当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的时候，一名处于不正常兴奋状态的比利时官员大声呼喊:“战争，这是多么刺激的事啊！”
增加透明度以防止战争
历史的记录表明，错误的乐观主义是战争的一个强有力而普遍深入的原因。对取得胜利的错误期望普遍地与战争的爆发相伴随。这表明，错误的乐观主义是战争的一个强有力而普遍的因素。
如果是这样的话，控制或消除乐观主义将防止许多战争发生。由此可以推论出，当相对实力更清晰而且知道战争的性质和代价时，战争的风险将大大减少。当战争双方都知道谁将取胜和付出的代价时，很少有国家还会打仗。所以，任何增加这个世界透明度的情况都将降低战争的风险。欺诈和保密的政策是有害的，开放性的政策是有益的。
资料来源：
《战争的原因——权力与冲突的根源》[美]斯蒂芬·范·埃弗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