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献典籍，汗牛充栋，源远流长，但千年以来，由于兵燹及自然灾害、人为的政治原因等，而大量佚失湮灭。据统计，90%以上的先秦两汉文献、98%以上的魏晋南北朝文献、94%以上的隋唐文献，我们今天已经无缘看到。但是，由于中国古代书籍有摘引、抄辑其它文献的习惯，所以一些佚失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得以通过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文献之中。辑佚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资料加以搜集、整理，让这些佚失的书籍或其中的部分得以重见天日。

早在明嘉靖间，张四维就从《大典》中辑出《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两书都为宋代法律名著。《折狱龟鉴》是宋代郑克编撰的一部案例故事集，是在五代和凝父子《疑狱集》的基础上增扩而成的。张四维为大学士，他在参与重抄《大典》时，从中发现有此书，即请人抄出，交付其门人陈文烛，请他刻以传世。后来张四维的儿子张泰徵又重刻了陈文烛本，今陈本已不存于世，但张泰徵本还有留存。若没有张氏的辑佚，那《折狱龟鉴》也就湮灭不存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始编纂《四库全书》，而《四库》的辑佚工作也拉开了序幕，当时曾从《大典》中辑出佚书388种入《四库全书》，另入存目者也有128种。其中著名者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蛮书》、《水经注》、《明律》等重要史籍，都是从《大典》中辑出，或在《大典》中保存了稀见的版本。

清代乾隆时有一重要学者叫全祖望，号谢山，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乾隆元年（173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一生贫病而著述不辍，曾写了不少记叙清代重要人物和学术性的文章，诗歌也多为评论人物，表彰忠义，著有《鲒埼亭集》等，另辑补《宋元学案》100卷，又有《全校水经注》40卷。因不附权贵，于次年辞官归里，不复出仕，专心致力于学术，四处讲学，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曾主讲绍兴蕺山书院，后又应邀主讲广东端溪书院，对南粤学风影响很大。他曾通过关系进到翰林院阅读《大典》，发现其中许多是“世所未见之书”，“或可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不可谓非宇宙之鸿宝也”。他所做的辑佚工作是经史、志乘、民族、艺文方面的“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后来他从《大典》中辑得14种书，其中一种为（永乐）《宁波府志》。

戴震也是清代大学者，字东原，安徽休宁 (今安徽黄山屯溪区)人，为清代文字学家、哲学家、思想家。乾隆38年被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他是乾隆27年举人，乾隆40年他第六次会试下第，因学术成就显著，特命参加殿试。其治学广博，音韵、文字、历算、地理无不精通。他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对晚清以来的学术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称之为“前清学者第一人”，胡适称之为中国近代科学界的先驱者。他曾从《大典》中辑出《朱申句解》、《彭氏纂图注义》二种，但未整理定稿。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二书辑佚稿本之照片，系1936年拍摄。

我们知道，现存于世的方志共八千余种，其中宋元方志仅40种（包括从《大典》中辑出的8种），明代方志约800馀种。从《大典》中辑佚地方志，是有很大成绩的。那是四库馆闭馆之后一些学者所为，如徐松辑《河南志》、胡敬辑（淳祐）《临安志》、文廷式辑《寿昌乘》、李文田辑（永乐）《广州府志》等。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中共收900种，在一部类书中能保存如此之多的方志，这是绝无仅有的。

唐诗是汉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部分唐诗都收录在《全唐诗》中。按照时间，唐诗的创作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而《全唐诗》之外的佚诗很多，今人孙望有《全唐诗补逸》二十卷，童养年有《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不少诗作即取之《大典》。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大典》不仅最多，他们也很早就开始对《大典》的研究，这种研究就是从《大典》中进行辑佚。曾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缪荃孙就从中辑出《曾公遗录》、《十三处战功录》、明（永乐）《顺天府志》、《泸州志》、《中兴行在杂买物杂卖场提辖官》、《中兴东宮官僚题名》、《中兴三公年表》等。赵万里辑出了《陈了翁年谱》、《元一统志》、《析津志辑校》、《薛仁贵征遼事略》等。这些书过去都不见著录，幸赖《大典》而延其一脉。

几百年来，《大典》历经沧桑，从编成后的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到今天所存仅四百余册，可谓是寥寥可数，涓埃之微了。根据统计数字，目前收藏的数量是：中国国家图书馆162册、台北“国家图书馆”及故宮博物院71册（其中60册为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局势进一步恶化，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北平馆存放在上海租界的珍贵图书，请北图上海办事处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使馆与美方联系，共选取善本三千种，两万余册，《大典》60册，分装102箱，运至美国，由美国会图书馆暂为保管。1965年又运回台湾，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美国国会图书馆41册、日本东洋文库33册、英国国家图书馆24册、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19册、日本静嘉堂文库9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5册、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8册、美国康奈尔大学华生图书馆5册、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5册。

越南河内远东学院4册、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4册、爱尔兰切斯特·比蒂图书馆3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2册、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2册、日本京都大学附图书馆2册、上海图书馆1册、四川大学博物馆1册、美国纽约市立公共图书馆1册、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1册、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1册、日本国会图书馆1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册、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1册、日本大阪府立中之岛图书馆1册、日本神户黑川古文化研究所1册、日本石黑传六1册、日本小川广己1册。不详4册。

又《大典》的现存零叶：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4页、日本庆应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1页、上海图书馆1页、南京图书馆1页、不详2页。

由于兵燹、内盗等原因，如今国内所存《大典》，仅252卷并6页，距原数22877卷相差甚远，微乎其微。而最大宗者当推中国国家图书馆，计存246卷。由于罕见流传，故国内南京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所藏，也仅一册而已，即使在规模上仅次于国家图书馆之上海图书馆，善本图书汗牛充栋，但《大典》也只有一册并一页。先说上图的“一页”吧。早在1950年7月，上海市文管会设立图书整理处，着手筹备上海图书馆。1951年，筹备处以旧人民币8万元（今8元）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夏玉琛处购得一页《大典》，那是卷1191内之第四页，内容属《易经》。虽仅一页，但也是难得之极，所以上图将之作为“等级藏品”，呵护有加。

上世纪70年代，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在整理接收“文革”中“抄家”图书时，居然发现《大典》1册，并移送上图，那是卷7322至7324，“郎”字韵。内里皆为明以前职官名涉及“郎”字者，如太子司议郎、典膳郎、内直郎等，计27种。其释文又分“沿革”及“事实”，前者多引用正史，后者则源自方志、别集等。

此册《大典》，卷内钤有“颜退省堂”、“鄗客棣生过目”两印。原来这是颜惠庆的旧藏。颜惠庆(1877-1950)，字骏人，上海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文馆，后留学美国。是直系的重要人物，民国时期著名外交家，历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内务部总长、署国务总理、代理总统职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英、俄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抗战时，在上海从事慈善和教育事业。1949年曾赴北京、石家庄，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有三子四女，长子即为棣生，肄业于英国沙德厚斯皇家军官学校。此本《大典》后为颜的大女儿樱生（曾留学美国）及其夫孙子敬所有。由于《大典》并非一般图书，且为某处“抄家”移交上图者，故上图较为重视。

颜惠庆的藏书并不多，但是在他来说，曾有两次大的捐献，第一次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将存在天津的中、外文图书2900册捐给南开大学；第二次是解放后，他又将存在上海的中文藏书3100册捐给了圣约翰大学。颜棣生又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将颜惠庆在北洋政府时代之私人重要档案文件，分批捐献给了上海图书馆。1983年10月4日，颜棣生在重病卧床、不能多说话之际，仍念念不忘《大典》的归宿，于是他致信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师廷龙先生，道及其妹夫孙子敬将自美返国探亲。他说：“我及舍弟植生将尽力动员他将那册《永乐大典》真本捐献国家。窃以为先生不妨也设法与他接触。”并将具体来华时间与旅馆等信息详细告知。以后的事，则是孙子敬先生将《大典》正式捐赠给了上图。遗憾的是，玉成此举的颜棣生没过多久，即以癌症不治而去世。所以顾先生在听到此噩耗时，即写下了“不胜悼念”之词。

上海图书馆在上世纪60年代初，即利用馆内工场影印稀见馆藏书刊，70年代末，又影印元刻本《农桑辑要》、明刻残页《京本忠义传》以及《大典》等，全部按原装大小印成，作为礼品赠送或作交换用。当时《大典》印了200册，装订时，也由有经验的师傅做成包背装，以力求逼真，忠实于原明嘉靖写本之风貌。当然，中华书局在影印《大典》续编时，也将之收入。

（2015年4月25日在广州羊城大讲堂演讲，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迎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