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历史上的那些“叛徒”？
“叛徒”这个词，从来是一个绝对的贬义。那些有争议的书籍，焦点也都是集中在这个群体。如何界定“叛徒”，同样代表着各自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就我个人看来说，有一说一，“叛徒”这个群体，还真是需要就事论事而定，不该一味否定和肯定。
那又该如何具体界定呢？我们不妨举几个典型的例子。
首先，就是五代时期的“不倒宰相”冯道。其生于乱世，先后历仕四朝。分别是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先后效力后唐庄宗至后周世宗等十位皇帝，更在辽太宗执掌中原时，主持向其称臣，位及将相、三公、三师之位。
这样一个“不忠于本朝”的臣子，按说是一个再标准不过的“叛徒”和“贰臣”。几乎要与“三姓家奴”吕布划上等号了。但历史上对其的整体评价，恰恰没那么恶劣。
为什么？
我们不妨先抛开冯道，回到抗战这个国破家亡的年代里。当时，日战区曾出现无数类似维持会这样的“汉奸基层政权组织”，狗仗人势的二鬼子，是比日本侵略者更遭人恨的角色。
但实话实说，听老辈人讲，有些基层“会长”或其他管事人，其实并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他们不过是在那个国家完全弱势的气氛下，出于生存，不得不委身于日寇和汉奸的淫威下。为百姓能暂且活下来，也是真做了不少实事。
这样一些人，有不少在战后被划入汉奸序列，并遭到了与所做之事不符的待遇。把他们说成“叛徒”，委实也是不公允的。
回到五代时期的冯道，他应该也是这样的人。冯道在后晋做官时，朝中便有人提道：“冯道只能做和平时期的宰相，不能靠他度过艰难时期，就像参禅的僧人用不上鹰犬一样！”时人对他的看法，尽管多有其私心在内，但也侧面反映了冯道的处事原则和为官类型。冯道的确也更擅长安民的具体行政事务。
天福十二年（947年），辽朝的耶律德光攻入汴梁，后晋灭亡。冯道遂在辽帝跟前尽力劝说其顾及天下百姓安危，着实地保护了被征服地区的中原百姓。
同时，冯道还主持国子监对《九经》进行刻板印刷。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官方投入财力物力人力实施的套书刊印工程。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文化上的财富。
不管是冯道，还是抗战时期的一些尚算好人的，其实都不该彻底打上“叛徒”和“汉奸”的名号。他们不过是乱世中，真是为保全无力反抗的百姓，做出了最务实的行为。
但冯道这样的人，毕竟是比较典型和稀有的。更多的则是较为模糊的人群。这里，也有一个代表人物，他就是在钓鱼城坚持抗蒙几十年后，率军民向蒙军投降的王立。
历史上对王立的认定，更是截然相反。一派认为王立上了元将李德辉表妹熊耳夫人的美人计，率众降元，气节尽失，其牌位更在后世被赶出忠烈祠；一派则认为王立降元时，南宋已亡，王立乃是挽救城内军民生命。
对于王立，我们可以一分二地看。一方面，当时在失去了荆州和重庆方向的物资支援后，钓鱼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水米充盈。城中易子相食的状况，虽是元史记载，但境况也大抵相近。同时，南宋事实上也已灭亡。王立实行冯道之举，在当时形势下也并不为过。
但另一方面，王立本可以在历史上给自己留下一个尚且过得去的名声，却还是因怯懦毁掉了自己。
具体而言。王立若是降元之后彻底归隐，便也说得过去。但或因贪生，或贪恋元军给自己的官爵，王立选择了归入元军阵营。这就为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并于二十年后卷入元庭政变。更因与李德辉同属元朝安西王忙哥刺（元世祖忽必烈第三子），在忙哥刺去世后即被忽必烈赐死。
事实上，王立在晚年也萌生退意，但正因他自己的犹豫和懦弱，最终仍落下千古质疑。而那些在钓鱼城降元后，不愿受元人欺辱而自杀殉国的三十多位将领，相比王立来说，无疑也更值得人们敬仰了。
总体来说，王立算个悲剧性的人物吧。谈不上大恶，根本还是源于怯懦。此刻，突然想起一句电视剧的台词：文臣不管投降谁，都可以当官；武将一旦缴械，便只能做个鹰犬了。
由此，就特别想说说这第三类典型了。这类人里，南宋后期的高级将领吕文焕，绝对可以作为反面的典型挂在历史的耻辱碑上。
吕氏家族，本是南宋最为倚仗的势力，也是抵抗蒙元最坚固的力量。吕文焕的沉沦，同样是他自己造成的。初期，他因错看形势而失去襄樊城防的优势，本不过是技术问题。在经历六年之久的抗元之战后，因丧失斗志降元，也不算最恶劣的结果，大不了和王立一样，不作为也不反抗，为了活下来委身敌营。但吕文焕偏就选择了最不该选择的，按他的话说：宋室已没了，我既然吃元庭的饭，就该替人家干活啊！
于是，吕文焕便和后来的吴三桂一样，从汉将转身一变成了胡将，成为南下的急先锋恶犬。活生生靠屠戮故国同胞同袍，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花翎！
二：如何洗白历史上的那些“叛徒”？
改朝换代的过程，是极为惨烈、尸骨遍野的。我们当然不能苛责每个人、尤其百姓都为之献身。即便官员将领，也不过血肉之躯。但即便人会怯懦，做个冯道，抑或王立这样的也就罢了。如同上述讲到的抗战时期的有些基层好人，做不了英雄没关系，也别干那种推波助澜、狗仗人势的二鬼子。但类似吕文焕、尤其吴三桂这样的，是不管如何找借口，都是上不了台面的。
当然，汪精卫和秦桧这样标签太明显的，公知们也不敢公开洗白。因为一旦秦桧站起来，那岳飞肯定就必须是反面了，就得跪下了。否则，秦桧的起身就没有合法性了！这是个辩证关系。
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和话术擦边球，这也就是近年来大肆横行的洗白叛徒的路数，通过从侧面聚焦悲情和历史大背景，去理解甚至同情这些人物。
1，污名抗争精神，强化殖人心态。
之前小文提到的那位写过“清兵入关”和“崖山海战”的作家，在这方面简直是“硕果累累”啊！
我曾在一个连麦访谈中，见其对《满江红》电影的历史观极为不满。虽然没有明说，但明显看得出，其对秦桧政策未能实施存有极大的愤恨，同时对满江红表达出来的抗敌气概颇为不屑。
这样一个历史观，对于如何看待历史上的叛徒，便不言自明了。
于是，在他们笔下，王立这样一个虽不算大恶、但也不该大书特书的人物，便成为了拯救百姓的正面人物；
于是，在他们笔下，面对元军这只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集团，崖山海战举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气势，便成了违背历史的螳臂当车；
于是，在他们笔下，“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这句极为宏达、美好的高调跃然纸上！就像有人洗脑你说，一旦皿煮投票，就能人人参政实现大同世界一样！
但你再一想，崖山之后，已彻底成为被征服者和三等、四等的奴隶们。再大的世界，也是人家征服者的世界，和你又有何干？
你不过是被征服后，依托征服者意淫自己成为更大世界一员的阿Q自我精神胜利法！
你不过是为自己本不算太可耻的贪生行为，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道德外衣！
如此狐假虎威的心态，实乃妥妥的殖人心态！
2，将战略退让，误导为彻底退缩。
除了宋末元初，这位作家还特意提到了明末清初崇祯年间的内外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如何同时面对关外的后金建国和关内的李自成造反。
当时确有个意见。就是，鉴于后金实力强于闯军，暂时承认后金政权的合法性，即变相承认国家暂时被分裂出去。缓解外部压力，集中兵力、财力权利先解决偏弱的闯军。待国内安定后，转而再积蓄力量解决关外的后金。
这在当时的内外形势下，应该说这是最为务实的决定。但这个决定，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最终还是要铲除后金伪政权，实现国内的统一，而非永远承认后金分裂出去。也就是说，暂时承认后金建国，是基于形势下的战略退让，而绝非最终目标。
而屁股一向很歪的主持人，更是语焉不详地提到：“嗯嗯。其实和辽、金、宋那样，其实……也是很好的结局。”还都没说完，主持人自己都不由低了低下头。敢情，他自己也心虚啊，知道自己这话没法理直气壮的说出来！
3，污名民族史观和道德史观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从上述“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这种看似宏大、实则误国误人的空谈中，我们也能看出在这些文人口中，对民族史观和道德史观的污化否定！
在他们口中，坚持民族史观就是狭隘的。只有“崖山之外是更大的世界”才够格局高大。坚持道德史观，更是否认了历史中的复杂性。
本人当然也否定矫枉过正的历史定性，否则，也不会在开篇中，将历史上的“叛徒”分门别类的单独评述了。
但要不要否定民族史观和道德史观呢？
当然不能！因为即便有历史的复杂性在其中，但民镞立场和道德标准，是解读历史不可或缺的底线。我们作为华夏后裔、中国公民，无论站在多高的格局、翻阅多国的史料加以客观解读，最终目的毫无例外，都是要为本民族、本国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为本民族和本国的未来安全和繁荣发展提出建议。而不是站在所谓客观立场，看似公正、实则没有身份意识地以局外人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
一个对本民族本国没有感情、死活都不在乎的人，又怎么能给出对本国历史有价值的东西呢？
道德史观同样不可或缺。没有道德廉耻的底线约束，任何投降和趋炎附势，都可以毫无顾忌地登堂入室。但想想，他们要的，不也就是这个结果么？
只有否定民族史观，他们才能把外敌的征服洗脑成大势所趋。只有否定道德史观，他们才能把和他们一样，无数真正的“叛徒”、“汉奸”洗脑成关心民众生死的大义之士。
这也就能解释出来，为什么这些文人很认同这种关内外各自建国的状态，以及崖山海战里，面对强大元军时，对宋朝抗元军民的轻视！
一切，都是在给自己的不耻行为，寻找合法性和合理性！
三：同情甚至洗白本国叛徒这件事，唯一会去鼓励的时候，是何时？
历史上的那些“叛徒”，如本文所说，的确纷繁复杂。确有很多是冤枉的，所作所为也是基于特殊历史形势的不得已之行为。但正因为叛变和投敌这个行为，本身就极为敏感复杂，很容易引起误导和歪曲。所以，还是尽量不要宣扬这些人物。也正因此，几乎可以明确地认定，任何试图以所谓“理中客”名义洗白、同情和理解那些明确无误“叛徒”的行为，是都需要警惕和抵制的。
古今中外的历史，各国对于叛徒，都是坚决否定和批判的。这种价值观，应该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如同我国对历史上秦桧、汪精卫的定性一样，他国也是如此。美国对于叛徒CIA的埃姆斯、FBI的汉森的批判，英国对金·菲尔比等人的定性，皆是如此。
（CIA投靠苏联和俄罗斯的大鼹鼠埃姆斯及妻子，美国自己的反面典型）
（苏联KGB降英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获得的也是“为英国做出杰出贡献奖”）
当年，文天祥在痛骂吕文焕这些败类的时候，元将都在一旁称赞文天祥是“好男儿！”且痛骂吕文焕之辈。可见，新主子更不会待见背叛自己民镞的投机者。
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国，会去肯定乃至同情本国、本民镞的叛徒。各国赞扬的叛徒，只有他国投靠自己之人。
只有一种情况，会鼓励去同情甚至洗白某国的叛徒。那，就是在试图瓦解该国民心和道德底线，虚无化该国文化和历史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