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又有万千学子奔赴考场，为自己的未来拼搏。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的“科举考试”。

一、科举制度的发展

自隋炀帝初步创立科举制度，至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其被正式废止，科举制历经一千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在封建时代，它宛如一座人才的摇篮，为统治阶级遴选出了不计其数的贤能之士。众多在历史长河中声名赫赫、如雷贯耳的人物，皆是凭借科举之路崭露头角，踏上历史舞台的。

隋炀帝时期设立进士科，科举开始以文章才华取士。唐代科举发展出明经、进士等五十多科，其中明经重背诵，进士重文采，进士科成为士人最向往的“龙门”。武则天时期还增设武举，选拔军事人才。宋代是科举制度成熟的关键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开启“特奏名”恩科，笼络多次落第的士子。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改为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考试制度也日益严密：

• 糊名制：考生姓名籍贯被密封，防止阅卷舞弊；
• 誊录制：专人抄写试卷，避免笔迹辨认；
• 三级考试体系：乡试（秋闱）、会试（春闱）、殿试逐级选拔。

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中央省试为“省元”，殿试第一名为“状元”。而到了明清时，明清科举有童试（县、府两级）、院试（府、州的学院）、乡试、会试、殿试五级，其中往往又分层次，这里不多展开。

二、龙虎荟聚：一场空前的科举盛事

时间来到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春，开封城内迎来了本年度重要的活动——科举考试。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担任主考官，宋诗开山鼻祖梅尧臣为副考官。朝廷上下都期待这次考试能选拔出经世致用之才。

宋仁宗（1010-1063）

此时文坛积弊已深：“西昆体”辞藻华丽却空洞无物，“太学体”险怪奇涩、诋讪流俗。欧阳修决心借此机会扭转文风，倡导“文以载道”的古文。

本次考试题目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出自《尚书》的“罪疑惟轻，功疑惟重”。阅卷中，梅尧臣发现一份见解非凡的考卷：“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读后大为惊叹，疑为自己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将其列为第二。拆封后才发现——作者竟是20岁的四川考生苏轼苏子瞻。

苏轼（1037年—1101年）

这场考试堪称千年难遇的“人才汇聚”：

• 文学大家：苏轼、苏辙、曾巩（均为“唐宋八大家”）
• 理学宗师：张载（关学创始人）、程颢（洛学奠基人）
• 政坛巨头：章惇（后任宰相）、吕惠卿（王安石变法干将）、曾布（官至宰相）

历史学者统计，此榜共录取进士388人，《宋史》立传者24人，官至宰相者9人，因此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

三、金榜轶事：“文曲星”们的命运交响曲

这场群星璀璨的考试中，除了苏轼与曾巩的名次事件外，相关人物的命运也都互相纠结在一起。

苏轼的光芒几乎掩盖了真正的状元——章衡。这位来自福建浦城的才子，在殿试作《民监赋》时以“运启元圣，天临兆民”开篇，深得宋仁宗赏识，力压大热门林希夺得魁首，章衡虽然在名气上不如苏轼苏辙等人大，但在政治建树和才能确能对得起状元的名号，包括苏轼后来知州杭州时治理西湖，也是源于章衡的建议，其才能可见一斑；

章衡（1025-1099年）

章衡的叔叔章惇同场应试，章惇是个狠人，耻于名次低于侄子，竟拒授官职。两年后他重新参考，高中甲科第五名，终成一代权相，而章惇在起初和苏轼的关系很好，都对王安石变法反对过于激进，包括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章惇也上书皇帝求情。但后来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神宗病逝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司马光苏轼等旧党人物，与章惇此时就结下了梁子，后来宋哲宗亲政，章惇拜相，非常残酷的对苏轼等旧党人物进行迫害，将苏轼一贬再贬，一直到海南岛（儋州），最终自己失势遗憾病逝；

章惇（1035-1106）

张载在赴考之际，于相国寺开坛讲授《易经》。邂逅表侄程颢、程颐后，不禁喟然长叹：“吾不如二程。”遂撤去讲席，罢止讲学。这位大器晚成的思想家直至38岁才科举登第，留下了震古烁今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1020年—1077年）

嘉祐二年的科举还见证了曾巩家族的辉煌：39岁的曾巩与弟弟曾布、曾牟及堂弟曾阜四人同榜及第，“南丰七曾”的佳话由此开启。

曾巩（1019-1083）

千年之后，当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仍在传唱，当张载的“横渠四句”仍被引用，我们突然明白：嘉祐二年那场考试真正塑造的岂止几位文化偶像，更是精雕细琢挖掘了整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欧阳修在阅卷时放言“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句谦辞竟成历史隐喻——他为大宋放出的何止一个苏轼，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新时代。

科举虽已湮灭，但嘉祐二年那张“龙虎榜”的文化血脉，仍在高考作文的笔尖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