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俺举报你支援越南了！＂
我站在那里，一时竟愣住了，心头七上八下地直打鼓。
1974年初秋，桂花飘香的季节，我揣着一纸红色的入伍通知书，心里比灌了蜜还甜。
那时刚满十八岁的我，还不知道命运会如何捉弄一个憨厚老实的农村娃，更不知道＂当兵＂这件人生大事竟是我跳出农门的第一步。
我叫孙立强，是黄河南岸菜园公社双桥大队的农家子弟，家里上有六旬的老父母，下有正读小学的小妹。
接到入伍通知那天，全大队的社员都来给我送行，吹胀了几个摇摇欲坠的红气球，扯了一条褪了色的红横幅，上面写着＂庆贺孙立强同志参军入伍，保家卫国光荣＂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
父亲孙德才穿上了他那件只有过年才舍得穿的蓝色中山装，头发用清水抹得服服帖帖，脸上的皱纹里都写满了骄傲。
＂儿啊，当兵是大事，咱老孙家祖辈没出过一个当兵的，你可争气了！＂父亲搓着手，嗓门比往常高了八度。
母亲李巧云却在一旁抹眼泪，一边往我的挎包里塞着自家做的咸菜和一双亲手缝的千层底布鞋，一边絮絮叨叨：＂立强啊，部队上吃得好不好？冬天冷不冷？有没有棉被盖？＂
那天，大队书记严守义也来送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给双桥大队争光！＂
就在这送行的人群中，我瞥见了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马六，我同村的发小，比我大两岁，从小调皮捣蛋，村里有个什么坏事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立强，走运了啊！＂马六咧着嘴笑，眼神却不太对劲，＂听说你也去云南边境，俺后天也去那报到，到时候好好照应照应！＂
我心里＂咯噔＂一下，马六也去当兵？而且还是同一个地方？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1974年的云南边境，林木葱郁，雾气缭绕，空气里总是带着一股潮湿的草木气息。
新兵连里，我第一天就碰见了马六，果然分到了同一个班。
训练场上，我没日没夜地练，从队列到投弹，从射击到战术，样样拿出吃奶的劲头。
而马六却总是偷奸耍滑，军姿站不直，队列走不齐，每次都被班长点名批评。
＂孙立强，你小子挺行啊，看把你能的！＂有一天，马六在无人的厕所里堵住我，眼神阴沉似水。
＂六哥，咱们好好当兵，别整那些有的没的。＂我试图劝他。
＂呸！装什么正人君子？＂马六啐了一口，＂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爹给大队书记送了两只老母鸡，你才能入伍！＂
我哑口无言，这完全是造谣。我家穷得叮当响，哪来的鸡送人？入伍完全是因为我体检合格，又是大队青年突击队队长。
好在部队纪律严明，马六不敢太过分，只是处处与我作对。每次我值班打扫卫生，他就故意把地上踩脏；我负责打饭，他就挑拣说菜不好；我写板报，他就在背后说我字写得像狗爬。
1975年春，我们完成新兵训练，正式分配到连队。因为表现突出，我被任命为班长。这下马六更不痛快了。
部队驻扎在祖国的边陲，任务就是守卫边境线，防止敌特分子入侵。那段日子紧张而充实，每天出操、站岗、巡逻、学习。
有一次夜巡，正赶上倾盆大雨，山路湿滑难行。马六在小队最后，忽然一声惨叫，一下子滑到了沟里去。
我二话不说，背起步枪跳下沟，摸黑把他拉了上来。那沟虽然不深，但马六崴了脚，疼得呲牙咧嘴。
我二话不说，背起他就往回走。
＂放下我，你这是做给别人看呢！＂马六挣扎着。
＂别闹，再耽误就要误了任务。＂我咬牙往前走，脚下的泥水＂咕叽咕叽＂地响。
那一晚上，我背着马六走了五公里山路，回到连队时，我的军装已经湿透了，脚也磨出了血泡。
出乎意料的是，从那以后，马六对我的态度缓和了一些。有几次执勤，他甚至主动替我站了岗。我以为我们之间的嫌隙总算是化解了。
1976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马六负责警戒。三更时分，我起来小解，发现马六的岗位空无一人。
当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可是重大违纪啊！
我赶紧顶上他的岗位，一边密切注意周围情况，一边焦急地四处寻找马六的身影。
一个小时后，马六终于晃晃悠悠地回来了，嘴里还带着一股刺鼻的酒气。
＂六哥，你这是干啥？喝酒擅离职守，这罪过可大了！＂我压低声音教训他。
＂少管闲事！＂马六一把推开我，＂老子冷，喝两口暖暖身子咋了？＂
＂可这是值班啊！万一出了事...＂
＂出什么事？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天天盯着那条破山沟，有个屁用！＂马六满不在乎。
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向班长如实汇报了情况。马六因此受到了严厉处分，差点被开除军籍，最后因为老班长看在他家境困难，表现又尚可的份上，才给了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从那以后，马六看我的眼神就像是要吃人，处处与我为敌。
1978年初，我光荣退伍。回乡那天，和走时一样，村里人又来了个盛大的欢迎仪式。
母亲抱着我直抹泪：＂儿啊，你可算回来了，瘦了不少，可精神头比去时足多了！＂
父亲拉着我的手，声音微微发颤：＂好儿子，长出息了！连队首长还给大队书记来了封表扬信呢！＂
马六比我晚半年退伍，回来后整日无所事事，成天跟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混在一起，时常酗酒闹事。
这期间，因为在部队表现优异，加上村里正缺人手，我被推选为生产队副队长，负责农活调配和社员考勤。
那是1979年初春，正是春耕大忙时节。一天，公社派人来村里宣布，说是要从各大队抽调几个身强力壮的社员，组织突击队去支援越南前线运送军需物资，这可是一项光荣而紧急的任务。
我按照生产队的实际需要，将几个身体素质好、干活麻利的社员名字报了上去，却没有把马六列入名单。这不是针对他，实在是春耕时节，能干活的壮劳力本就紧缺，而马六又不是什么好手，留他在队里说不定还惹是生非。
没想到这件事彻底惹怒了马六。一天傍晚，一股刺鼻的酒气由远及近，马六醉醺醺地闯进了大队部的办公室。
＂孙立强，你个王八蛋！＂马六一脚踹开了门，摇摇晃晃地冲我来，＂你故意不让我去支前，是因为你心虚！你在部队里勾结越南人，偷偷给他们通风报信！＂
这指控如同晴天霹雳，震得我头晕目眩。几个正在办公室的社员都惊讶地看着我，眼神中带着怀疑和不解。
＂马六，你胡说什么？我何时与越南人有过接触？＂我气得浑身发抖。
＂少装蒜！当年在边境，你经常一个人溜出去，谁知道你干什么去了？＂马六指着我鼻子，口水四溅，＂今儿我就把你揭发了！＂
虽然在场的人大多不信这荒唐指控，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样的举报绝非小事。
大队书记严守义虽然了解我的为人，但出于谨慎，还是将此事上报了公社。没过几天，县里派人来调查，我也被暂时停职反省。
一时间，流言四起，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的人躲着我走，有的背后指指点点。更让我心痛的是，父亲气得老病复发，整日卧床不起；母亲整夜哭泣，连针线活都拿不稳了。
＂娘，你别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握着母亲粗糙的手安慰她，＂清者自清，我问心无愧，真相总会大白的。＂
母亲抹着泪，苦笑道：＂儿啊，娘信你，可这世道，有时候真相不比谣言跑得快啊！＂
母亲的话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是啊，谁能保证真相一定会胜过谣言？
就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传来——县革委会派来的调查员，是我们老连队的指导员徐政委！
徐政委已经五十多岁了，头上的白发比我走时多了不少，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旧明亮如灯。
＂立强啊，别担心，我了解你的为人。＂徐政委找我谈话时安慰我，＂但既然有人举报，咱们就要严肃对待，彻查到底，这也是还你清白的必要程序。＂
接下来的日子，徐政委不仅详细了解了我在部队的表现，还调取了边防部队的相关记录，甚至专门去了我原来服役的连队，找当年的战友和领导了解情况。
一个多月后，调查结束了。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大队部的院子里挤满了前来听宣判的村民。我站在人群中央，心跳得厉害。
＂根据县革委会的调查，孙立强同志清白无辜，马六同志的举报纯属诬告陷害。＂徐政委高声宣布，＂现恢复孙立强同志的工作职务，并向他表示歉意。＂
人群中发出一阵压抑的欢呼声。母亲激动得直抹眼泪，父亲瘦弱的身体也挺直了几分。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徐政委接下来的话。
＂此外，根据对孙立强同志在部队表现的了解和回乡后的工作能力评估，县革委会决定推荐他去县农机厂工作。＂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村里炸开了锅。农机厂可是县里的国营企业啊！能进厂当工人，那可是＂铁饭碗＂，是多少农村娃梦寐以求的机会！
母亲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哭得更厉害了：＂儿啊，这是祖宗积德了！你爷爷辈子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你爹也没跳出农门，现在你能进厂当工人，咱们孙家祖坟都要冒青烟了！＂
父亲却愣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直到回家吃饭时，他才道出心里话：＂进厂是好事，可咱们家世代务农，你这一走，家里地谁来种？＂
在那个年代，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丢下土地进城，对很多老一辈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心里也忐忑不安。进厂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从此告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成为一名有固定工资、享受＂劳保＂待遇的产业工人。但另一方面，我舍不得年迈的父母，舍不得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政委，我能否考虑几天再答复？＂晚上，我去找徐政委商量。
徐政委理解地点点头：＂我明白你的顾虑。不过，立强啊，时代在变化，国家需要更多有知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参与工业建设。你在部队学过机械维修，正是农机厂需要的人才。至于家里，可以走顶职工的政策，让你弟弟或者亲戚来照顾。＂
我苦笑道：＂您是知道的，我家就我和小妹两个孩子，妹妹才上小学，家里没有别的劳动力了。＂
徐政委沉思片刻，忽然拍拍我的肩膀：＂这样吧，你先去农机厂工作，每周可以休息一天，那天你回村帮家里料理农活。等过段时间，你妹妹大点了，情况好转了，再做调整。＂
这个提议让我眼前一亮。既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又不至于让父母承担太大负担，似乎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979年秋天，我正式成为县农机厂的一名工人。厂里给我安排了宿舍，但我每周都会骑着自行车回村，帮父母干农活、挑水、劈柴。从此，城里的工作和乡下的牵挂，构成了我生活的两端。
厂里的第一个月很不容易。作为一名新手，我从最基础的零件清洗和组装开始学起。好在部队的经历让我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作风，再苦再累我都咬牙坚持。
很快，我掌握了各种农机的装配流程，从简单的水泵到复杂的拖拉机，样样能上手。不到半年，我就被提拔为班组长，负责指导十几名工人的日常工作。
生活刚有了起色，却又遇到了难题。1980年初，农机厂接到上级指示，要研发一种适合丘陵地区的小型耕作机。这在当时是个技术难题，因为国内的农机大多适用于平原地区，在丘陵地带效率低下。
厂领导组织技术人员开会讨论方案。会上，大家各抒己见，但都没找到突破口。轮到我发言时，我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们村就在丘陵地带，每年春耕最费力气的就是在坡地上犁田。如果能改良发动机的传动装置，增加爬坡能力，同时减轻机身重量，或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的建议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厂长当即决定成立一个专项小组，我被纳入其中。
接下来的日子，我白天工作，晚上钻研技术资料，常常废寝忘食。为了收集更多一线使用意见，我利用每周回村的机会，向乡亲们详细询问他们使用农机具的困难和需求。
那段时间，我回家的频率减少了，父母有些不理解。一次回村，我看到父亲佝偻着背，独自在田里刨地，心里一阵心酸。
＂爹，您歇会儿，我来干。＂我赶紧接过他手中的锄头。
父亲直起腰，擦了擦额头的汗珠，语重心长地说：＂儿啊，工厂的活虽然重要，但也别把家里全忘了。再说了，咱农村人，根还在土地上啊。＂
母亲则更为直接：＂是不是嫌弃家里穷了？觉得我们老农民拖你后腿了？＂
面对父母的误解，我心里既难过又无奈：＂爹，娘，不是儿子不孝顺。我现在参与研发的这个农机，就是为了咱们山区农民能少受罪啊！要是成功了，您和娘种地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父亲半信半疑：＂真的？真能让咱们种地轻松些？＂
＂千真万确！＂我用力点头，＂等研发成功，我第一个让您试用！＂
这个承诺似乎让父母稍感安慰，但我知道，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我能回到土地上来。在他们的观念里，土地才是最靠得住的。
命运却再次给了我一个意外的转机。一个周末我回村帮父亲犁地，恰好徐政委也来村里视察。他看到我在田里熟练地操作犁耙，很是惊讶。
＂立强，你不是在厂里工作吗？怎么还这么会干农活？＂
我擦了擦汗，实话实说：＂政委，我虽然在厂里，但每周都回来帮父母干活。正好，我想和您说说，我们正在开发一种适合咱们这种丘陵地区的小型耕作机，希望能减轻农民的负担。＂
徐政委眼前一亮：＂真的？详细说说看！＂
我把研发团队的想法和已经取得的进展一一道来，特别强调了这种机器对丘陵地区的适应性。
＂好！这正是我们县里最需要的！＂徐政委拍着大腿说道，＂咱们县丘陵多，大型农机用不上，农民还在用最原始的方式耕种，效率太低了。这个项目必须大力支持！＂
当晚，徐政委就在村里召集了几户农民代表，让我详细介绍那台正在研发的小型耕作机。我用最通俗的语言描述了它的原理和用途，还特意提到了它对丘陵地区的适应性。
村民们听得很认真，七嘴八舌地提出各种问题。有的担心价格太高负担不起，有的质疑操作会不会太复杂，还有的担心维修不便。
王大爷挠着头问：＂这机器坏了咋整？咱们村连个会修自行车的都没有。＂
李婶插嘴道：＂就是，可别弄个＇四不像＇回来，花了钱没用还添堵！＂
乡亲们的担忧很实际，也让我意识到，一台真正适合农村的机器，不仅要技术先进，还要贴合农民的实际需求。
回厂后，我立即向小组成员传达了村民们的建议。出乎意料的是，厂领导非常重视这些来自一线农民的声音，决定调整设计方案，着重考虑操作简便、维修方便和成本控制三个方面。
我们对发动机、传动装置、车身重量等多项指标进行了优化。我甚至把设计图纸带回村里，让父亲和几个老农民提出修改意见。
＂齿轮太多了，容易坏。＂父亲指着图纸上的某处说。
＂操作杆太高，老人够不着。＂王大爷补充道。
这些朴素的建议让我们的设计更加贴近使用者的需求。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试验和改进，那台小型耕作机终于研制成功，并通过了省级鉴定。这台机器被命名为＂丘陵1号＂，专为山区丘陵地带设计，操作简单，维修方便，价格也在普通农民可接受的范围内。
更让我惊喜的是，县里决定在我们村试点推广这种新型农机。第一批十台＂丘陵1号＂被送到了村里，而我被厂里派去负责培训村民如何使用和维护。
培训那天，全村人都来了。村口的大榆树下，十台崭新的＂丘陵1号＂整齐排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父亲和母亲坐在最前排，脸上写满了骄傲。
＂乡亲们，＂我站在人群前，像介绍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这就是我们厂新研发的＇丘陵1号＇耕作机，专门为咱们山区设计的。它特别适合咱们这种地形，一个人就能操作，效率比人力高五倍以上。而且，最重要的是，村里就能维修！＂
说着，我演示了机器的启动、操作和简单维护方法。村民们很快就学会了，纷纷上前试用。当看到机器在田间开出整齐的沟渠时，大家脸上洋溢着喜悦。
＂好家伙，这玩意儿真赶劲！＂王大爷拍着大腿笑道。
＂一天能干五亩地，顶我们十个壮劳力啊！＂李叔惊叹道。
父亲摸着机器，眼眶湿润了：＂儿啊，爹以前不理解你，现在明白了。你是真心为咱农民着想啊！＂
母亲用围裙擦了擦眼角：＂我儿有出息，不忘本，比那些只顾自己的强多了！＂
就在这欢乐的气氛中，一个意外的身影出现在人群边缘——马六。自从举报事件后，他在村里几乎成了过街老鼠，很少露面。此刻他站在那里，神情复杂地看着热闹的场面。
现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人们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给他让出一条路。马六脸色苍白，眼神闪烁，明显瘦了一大圈。
我犹豫了一下，走向他：＂六哥，来试试这新机器吧？操作很简单的。＂
全场哗然，谁也没想到我会主动邀请这个曾经诬陷我的人。马六显然也愣住了，支吾了半天，才低声说：＂不了...我...我不会弄那玩意儿。＂
＂没事，我教你。＂我坚持道，＂很简单的，学会了说不定还能靠这技术吃饭呢。＂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我耐心地教马六如何操作耕作机。一开始他手忙脚乱，但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当他独自驾驶着机器在田间开出一道直线时，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完成示范后，马六走到我面前，低着头说不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鼓起勇气问：＂孙立强，你...你为啥对我这么好？我可是害过你的。＂
我拍拍他的肩膀：＂六哥，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何必记恨？再说了，如果不是你那次举报，我可能还在村里当个小队长，哪有机会进厂，参与研发这农机呢？＂
马六的眼圈红了，嘴唇颤抖着：＂对不起...我...我那时是嫉妒你...从小到大，你样样比我强...我就想搬倒你，证明我比你行...可我错了...＂
我没想到会听到他的道歉，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回应。正在这时，徐政委走了过来。
＂立强，县里决定把你调到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负责全县的农机推广。你既懂技术，又了解农村，是最合适的人选。＂
这个消息让我既意外又欣喜。农业技术推广站虽然不如工厂那么＂体面＂，但能更直接地为农民服务，帮助更多像父母这样的农民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这正符合我的心愿。
＂我能提个请求吗？＂我忽然说，＂我想请马六一起去。他在村里呆着也是闲着，不如跟我学点技术，一起为农民服务。＂
徐政委有些迟疑：＂马六？就是那个...＂
＂是的，就是他。＂我坚定地说，＂他虽然犯过错，但骨子里不是坏人。给他个机会，他能做好。＂
徐政委看了看马六，又看看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既然你这么说，那就试试吧。不过，＂他转向马六，语气严厉起来，＂你得记住立强的帮助，好好干，别辜负他的信任！＂
马六使劲点头，眼中闪烁着泪光：＂我保证！这辈子都不会再做对不起立强的事！＂
1982年春，我和马六正式进入县农业技术推广站工作。我负责技术培训和推广，马六则主要承担设备维修和后勤保障。
这一年，全县已有超过二十个村庄用上了＂丘陵1号＂耕作机。我和马六走村串户，不仅教农民使用机器，还收集他们的使用反馈，不断改进设计。
马六的变化最大。曾经那个懒散刺头变成了勤快的技术员，走到哪里都带着工具箱，随时准备为农民维修设备。
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偏远山村培训，天快黑了才结束。正准备回县城，却听说村东头有户人家的耕作机出了故障。马六二话不说，背起工具就往那户人家赶。
那是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因为操作不当，导致机器启动困难。马六蹲下来，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手把手地教老人正确的启动程序，并细心检修了机器的每个零部件。
回程路上，马六突然问我：＂立强，你恨过我吗？＂
我摇摇头：＂说实话，我一直不明白你为啥那么恨我。＂
＂因为嫉妒。＂马六坦言，＂从小到大，你样样比我强。读书、干活，连当兵也比我有出息。我就想方设法要害你，证明我比你强。可现在我才明白，真正的强，不是踩别人来抬高自己，而是用自己的努力去帮助他人。＂
我拍拍他的肩膀，心中感慨万千。
1985年春天，我和马六被评为县里的＂农业技术推广先进工作者＂，照片登上了县报的头版。那天，我把报纸带回村给父母看。
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但因为有了机械助力，还能下地干些轻活。他看着报纸上我和马六并肩而立的照片，抚摸着我的名字，老泪纵横。
＂立强啊，爹没文化，可爹明白，你干的是大事，造福的是千家万户啊！＂
母亲坐在一旁，用粗糙的手摩挲着那张报纸，仿佛那不是纸，而是一件珍贵的宝物。
＂儿啊，你和马六能化干戈为玉帛，比什么都强。这世上啊，斗来斗去不如相互扶持。你们俩个，都是好样的！＂
听着父母的话，我心中百感交集。人生的道路多么奇妙，一次恶意的举报，非但没有毁掉我，反而开启了我新的人生篇章；一个曾经的＂敌人＂，如今成了并肩工作的伙伴。
回城的路上，夕阳西下，金黄的麦田在微风中摇曳。远处，几台＂丘陵1号＂正在田间劳作，发出规律的轰鸣声，那声音听起来竟如此美妙。我想起了母亲常说的一句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或许人生也是如此，善良与担当终将收获回报，而怨恨与计较只会自缚手脚。
在这条从军营到田野，从误解到理解的道路上，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既不辜负那段军旅岁月的锤炼，也不忘记脚下这片养育我的土地。
变革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方向，而真正的幸福，或许就在这寻找与坚守之中，就在那一台台为农民减轻负担的机器中，就在那一张张因为有了希望而绽放笑容的脸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