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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花月无情物

若使多情更可怜

——[宋]蔡襄

蔡襄，字君谟，籍贯为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依仁（安）里赤湖蕉溪，即今日福建省仙游县之地。他乃北宋时期的名臣，同时在书法、文学、茶学等领域皆颇有建树。蔡襄的母亲卢节，出身于圭峰声名远扬的书香门第，乃卢仁之女。蔡襄逝世后，获谥号 “忠惠”。

自幼，蔡襄便深受母亲卢节 “忠、诚、孝、悌” 思想的熏陶。凭借自身的聪慧与勤勉，年仅十八岁的他便高中进士，自此踏上仕途。在其为官生涯中，他始终秉持清廉之风，历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诸多要职，还曾出任福建路转运使，先后治理泉州、福州、开封以及杭州等地。至治平四年（1067 年），蔡襄与世长辞，身后累赠少师之衔。

蔡襄为官三十余载，不仅在政务上政绩斐然，为百姓谋福祉，于科学文化领域亦贡献卓著。他精心撰写了《荔枝谱》一卷、《茶录》二卷（亦有作一卷之说），其中《宋蔡襄荔枝谱》堪称世界上最早介绍荔枝的专著，为后人了解荔枝的种植、特性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此外，他所创制的 “小龙团” 茶，在品质上更胜于闻名遐迩的 “龙凤茶”，推动了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在北宋当时，蔡襄不仅精心创制了 “小团茶”，让建茶声名鹊起，一跃驰名全国。此前，陆羽所著《茶经》，竟未提及福建所产茶叶，致使建茶的声名隐而不彰；而丁谓的《茶图》，仅论述了茶叶的采摘与制作，却未涉及烹茶之法。有感于此，蔡襄凭借自身深厚的研究心得，撰写成《茶录》一书。该书共分二篇，洋洋八百余字。

上篇聚焦于茶本身，下篇则着重探讨茶器，二者皆围绕烹茶之法展开。凭借其丰富的经验、独到的见解，再辅以当世堪称一绝的书法，《宋蔡襄茶录》这部著作堪称稀世奇珍，注定永垂不朽。可以说，宋代建茶能够名满天下，蔡襄的大力提倡与积极推荐功不可没。据传，当时但凡论及茶事，众人皆不敢在蔡襄面前轻易开口，生怕如在鲁班门前摆弄斧子一般，自讨无趣。

《茶录》完成后，不仅进献给皇帝品鉴，还刻于石碑之上，以传后世。此举不仅对福建茶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更对日本蕴含美学艺术的 “茶道” 以及世界茶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十七世纪初，中国茶叶传入欧洲及其他地区，逐渐成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且风靡之势与日俱增。在此过程中，蔡襄的《茶录》对福建茶业的发展，无疑发挥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正如前人所评：“建茶所以名垂天下，由公（蔡襄）也。”

彼时，夏日将至，春风依旧和煦。蔡襄离开杭州后，一路途经临平、崇德、嘉兴，待到四月底，方抵达无锡。闻名遐迩的天下第二大泉 —— 惠山泉，便坐落于无锡。恰在某一日，白昼之时，周遭静谧无声，清风悠悠拂过，庭院中的树枝随风轻轻摇曳。如此天造地设之境，堪称绝佳的品茗之地。蔡襄自然不会错过这难得的机缘，品茗之后，他以诗句记录下彼时的切身感受：

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

在物两称绝，于予独得趣。
鲜香筋下云，甘滑杯中露。
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
昼静清风生，飘萧入庭树。
中含古人意，来者庶冥悟。

《即惠山泉煮茶》

蔡襄，于书法一道造诣精深，他悉心研习虞世南、颜真卿之笔法，同时广泛汲取晋人书法之精华。其正楷端庄凝重，尽显沉稳大气之态；行书则温厚婉约，妩媚多姿；草书更是参用飞白之法，别具一格。传世的碑刻佳作有《万安桥记》，书迹亦颇为丰富，诸如《书谢赐卿御书诗》以及诸多书札诗稿等。

蔡襄作为北宋“宋四家”中恪守法度的楷书大师，在五代战乱后书风凋敝之际，以晋唐正脉为根基，重振了楷书法度的庄严体系。他的书法以颜真卿雄浑书风为骨，兼融虞世南的清秀之姿与褚遂良的灵动笔意，形成一种端劲高古、温雅含蓄的独特气质。观其墨迹，点画精严如刻，笔力内蕴千钧，结构稳若磐石，却又在规整中透出文人的从容气度——这种“醇儒风范”正是儒家“温柔敦厚”理想在笔墨间的投射，与苏黄米追求个性张扬的“尚意”书风形成微妙平衡。

其传世楷书珍品堪称法度与意境的完美交融。《谢赐御书诗》墨迹如谦谦君子恭立殿前，笔锋起落间既有颜体的厚重筋骨，又化入虞世南的清润秀色，因是谢恩之作，更显恭谨端严；《蔡襄杜牧木兰庙诗》碑刻则展现大字楷法的雄浑气魄，尺逾径寸的字迹取法颜真卿《大唐中兴颂》，字字如磐石列阵，笔势开张如蛟龙腾渊；

而失传的《茶录》小楷册页（今存刻本）以精工笔法写就，沉着的墨线呼应茶道清寂之境，内容与书风浑然天成。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被推为科举范本，更成为宋代书法从“技法重构”向“尚意探索”过渡的关键枢纽。

《宋蔡襄昼锦堂记墨拓本》墨拓本作为北宋楷书的典范，集中体现了蔡襄对颜真卿书风的继承与融合。

此碑创作于1065年，是蔡襄应欧阳修之请为名相韩琦所书，现存拓本多为清代重拓，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作品以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为基调，采用篆籀中锋行笔，横画厚重如刀劈斧斫（如“富”“贵”二字），竖笔挺拔如修竹，捺画则融入虞世南的婉约弧度，形成“端重严劲”的力感与“淳淡婉美”的调和，这种刚柔并济的笔法，被《金石续录》评为“绝类鲁公”。

因采用“百衲碑”创作法（每字独立书写数十遍后拼合），单字结构臻于完美：字形宽博雄浑，起收笔藏露精准（如“堂”字宝盖头藏锋、“记”字钩画顿挫）。但字间呼应不足，行气连贯性较弱，导致整体章法略显疏离，徐渭批评其“略俗”即指此弊。

在苏轼、黄庭坚倡导“尚意”书风之际，蔡襄通过此作坚守唐楷法度，成为宋代楷书的技术基石。欧阳修推其为“本朝第一”，朱熹赞其字有“端人正士”气象，实为儒家伦理的笔墨投射。梁章钜指出“学蔡不如径学唐人”，强调其书风未脱唐法窠臼；而黄庭坚、米芾则肯定其调和晋唐的桥梁价值——米芾称其“勒字”如金石镌刻，黄庭坚喻为“少年女子体态娇娆”，揭示其技法严谨性与审美矛盾性。

蔡襄的历史意义远超个人风格。当欧阳修慨叹“书之废莫废于今”时，正是他以“字字有法度”的楷书重建书写规范，被仁宗誉为“当世第一”。他像一道沉稳的桥梁：一端深植于唐代的法度基因，为颜体在宋代的传承续脉；另一端则悄然为苏东坡“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革新奠定基础。其克制的书风更是平衡了宋代尚意书坛的狂狷之气，使文人笔墨在创新时不致滑向流俗。

在文学创作方面，蔡襄同样成果丰硕。他著有诗词 370 首，其诗文清新妙曼，韵味悠长；奏议多达 60 余篇，见解深刻；杂文近 600 篇，题材广泛。这些作品大多收入《蔡忠惠公文集》之中。此外，尚有《龙寿丹记》、《蔡忠惠奏议》、《蔡襄治平会计录》、《墨谱》、《茶果》、《荔枝故事》、《蔡福州外纪》等诸多著作，可惜因岁月流转，已有不少散失佚亡。

在书法史上，谈及宋代书法，“苏、黄、米、蔡” 宋四家的说法广为人知，他们被视作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其中，前三家分别为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就年龄辈分而言，蔡襄实应排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来品鉴，苏轼之书丰腴跌宕，尽显豪迈洒脱之姿；黄庭坚纵横拗崛，笔势奇崛不凡；米芾俊迈豪放，风格独具一格。苏、黄、米皆擅长行草、行楷，而偏爱书写规规矩矩楷书的，唯有蔡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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