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续考》邹衍的五德终始与阴阳主运说
驺衍（约前305—前240），“驺”亦作“邹”。战国哲学家，阴阳家代表人物。齐国人。曾游学稷下。历游魏、赵、燕等国，皆受到尊重和礼遇，曾为燕昭王师。因看到“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提出“五德终始”说，“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将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五行”说，附会到社会历史的盛衰兴亡和王朝的更替上，认为历史的变化发展是五行之德转移循环。盛称“禨祥制度”，后成为两汉谶纬学说的主要来源之一。《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他著书“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又《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唐颜师古注：“亦邹衍所说”。皆失传。现仅《史记》和《吕氏春秋》中存有他一些思想和事迹的资料。（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
孙开泰《邹衍与阴阳五行》说：
“邹衍所创建的阴阳五行学派在汉代被称为阴阳家。邹衍成为阴阳学派的首领大致经历如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稷下学宫中学儒，其老师是当时孟子的后学，即未跟孟子回邹而留在稷下学宫的儒者……
“第二阶段：改造儒学而创建阴阳五行学派。《盐铁论·论儒》（御史说）：‘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这是说邹衍以儒家学术向国君们游说，但没有成功。于是才改变手法，完成对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化。即将阴阳说与五行说相结合，形成阴阳五行学说……由于邹衍的学说与诸侯们的需要十分投合，因此他受到齐、燕等国国君的尊宠。
“把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的最早并不是邹衍，而是在春秋时代的伯阳父……但是伯阳父当时的影响还不大，没有形成一定的势力或学派。还有一个对阴阳说与五行说很有贡献的人，那就是苌宏。苌宏是周宣王时的大夫，也是阴阳家的先驱……
“邹衍继承了伯阳父、苌宏等人的思想，也继承了《管子》的《五行》《四时》《幼官》等篇的五行相生说的思想，创建了新的阴阳五行学派，在稷下学宫形成相当大的势力，他自然地成了这一学派的首领。”
其所涉及阴阳五行说之内容，简要解说如下。
1、五德终始说
——五行相克
所谓“五德终始说”，指阴阳家邹衍所创的“五德终始”（五德转移）论，“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把朝代更迭和阴阳消息、五行生克、五德终始进行牵强比附，认为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德性相克的循环变化，决定着历史上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改变。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递嬗，就是火（周）克金（商），金克木（夏）的结果。秦始皇以及西汉的统治者都用此说为自己的统治寻找理论依据。以阴阳五行说言人类历史，发展成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即
按五行（德）相胜（克）说推演历代帝王更替。
始于黄帝（土德）→夏禹（木德）→商汤（金德）→周文王（火德）→秦始皇（水德）→汉朝（水德、土德之争）……
邹衍著作已亡佚，此说见《吕氏春秋·应同》篇，说：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此乃阴阳家邹衍之文散见于此，历代学者多以此《吕氏春秋》之文，说其“五德终始”“五德转移”。如
（1）清王先谦《汉书补注》说：
“王应麟曰：《封禅书》：‘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齐人奏之。’陶宪曾曰：《文选·魏都赋》注‘《七略》云：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2）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下册·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说：
“驺衍的时代，正是帝制运动的时代……五德终始说没有别的作用，只在说明如何才可有真命天子出来，真命天子的根据是些什么。至驺衍创立此种学说的用意，或在警诫当时国君，以为如果没有真命天子的根据时切不可存着干求天位的非分妄想，也未可知。
“五德终始说是一种命定论，自是儒家承受传统思维，重视天命的结果……惟有五德终始说，却是一种极具体的天命的律法……
“他的五德说是以‘土、木、金、火、水’相次转移的，其转移的次序是照着五行相胜的原理规定的……
“现在驺衍有这个新学说发表，使得时君知道：如要做成天子，定要在五德中得到符应，才可确实表示其受有天命。这个学说的意义最简单，最能吸收知识薄弱人的信仰，所以它的势力便一日千里了。”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说：
“此说以五行为五种天然的势力，即所谓五德也。每种势力，皆有盛衰之时。在其盛而当运之时，天道人事，皆受其支配。及其运尽而衰，则能胜而克之者，继之盛而当运。木能胜土，金能胜木，火能胜金，水能胜火，土能胜水。如是循环，无有止息。所谓‘自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也。吾人历史上之事变，亦皆此诸天然的势力之表现，每一朝代，皆代表一‘德’，其服色制度，皆受此‘德’之支配焉。依此观点，则所谓天道人事，打成一片，历史乃一‘神圣的喜剧’；汉人之历史哲学，皆根据此观点也。”
（4）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说：
“这是按五行相克的顺序附会历史演变。战国末，诸侯们都梦想做帝王，它很有吸引力。据《史记》记载，邹衍没到过秦国，不料最后得水德，代周天子做了帝王的恰是秦王，秦人接受这套理论反而较晚。秦灭六国之后，‘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五德终始说在中国历史上开始指导国家制度了。”
（5）孔德立《先秦诸子》说：
“这段引文正好可以作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的注脚。《吕氏春秋》保存的这段《邹子》佚文，极有可能是秦始皇采纳齐人建议，实行‘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的内容，五行与五色、五帝的对应关系如下：
“邹衍把在四时中位居中央的土德作为五德终始的开始，这是有特殊用意的。邹衍是齐国的稷下先生，其思想受到当时齐国形势的影响。齐国统治者设稷下学宫，主要目的是培养和选拔为田齐政权服务的人才。田齐自称是黄帝之后，所以，象征黄帝的土，成为齐国思想家讨论的重要范畴。邹衍的‘五德’运转从土德开始，只有这样安排，才符合齐国的国情。邹衍以黄帝配土德，这样就把土德放在五德之首的位置，然后再以五行相胜理论来对应黄帝以后的朝代，就得出夏代木德，商代金德，周代火德的配对。按照这个五德相胜的规律，取代周朝的新政权必定属于水德。雄心勃勃的田氏齐国，追溯历史，打出黄帝的旗帜，以获得政权的历史合理性。展望未来，齐国不但重视土德，还钟爱水德，企图成为替代周朝，统一天下的霸主。邹衍五德终始说以土德为起点，这备受齐国统治者的青睐……
“五德终始说的出现，标志着以先验命定论解释历史发展理论的形成。很显然，这种理论的出现和儒家学派的符应思想，以及墨子的天志明鬼思想有很大关系。在那个时代还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发展规律，这就为神秘主义和先验主义留下了理论空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为以后的王朝更替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依据。当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它就会说这是顺应天意、符合五德转移的理论……五德变化运转的依据是阴阳变化，而阴阳变化又属于‘天道’范畴，所以五德转移就有了‘天道’的支持，这样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
据相关史料及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阴阳五行说之来历》等考述，战国时期之邹衍是将阴阳、五行合流说之始创者，太史公司马谈谓之“阴阳家”，《汉志·诸子略·阴阳家》袭之。实际上，邹衍只论五行（五德终始），未及阴阳。因从现存传世有关邹衍的文献中，并未见到其有论述阴阳说者。如
谢松龄《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说：
“邹衍素来被目为‘阴阳家’或‘阴阳五行家’。《史记》述其‘深观阴阳消息’‘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论著终始五德之运’‘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看来邹衍是既言阴阳，又道五行的。由于其著作皆亡佚，我们无从了解其体系的原本面貌。但就现存有关邹衍思想的文献看，其五德终始说中并无阴阳观念。因此，即使邹衍兼言阴阳、五行，亦尚未将二者融合为一。”
而真正将阴阳、五行合流成为宇宙构架者，当是西汉大儒董仲舒。
《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而大倡五行说，后其说大显。而董氏治学非治《易》者，乃治《公羊春秋》，倡“天人感应”之神学宇宙观，说《春秋》之灾异等。汉时，由于皇家政治思想需求，先秦阴阳家等阴阳说被汉儒五行化了，且五行说成为汉代皇家统治哲学已被神化（两汉之际，谶纬神学迷信思想大盛，充斥朝廷内外）。后来，五行与八卦相配，结合当时的天文星象干支历法、谶纬神学的迷信思想等，成为占卜术数之源，推测国运、占候人事之吉凶祸福等，一直延续至清末。实际上，时至今日，民间早已有复燃之势。于此不赘。
那么，何谓“阴阳家”？
所谓“阴阳家”，指战国时提倡阴阳五行说的学派。被列为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一。代表人物有战国末齐国人邹衍等。《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认为阴阳家最早出于古代传说中唐尧时执掌天文、历数和禨祥的官吏。阴阳和五行两说，本来具有科学的因素。以邹衍为首的阴阳家，则把科学和巫术相结合，以天象来预测社会历史的演变与人事的吉凶祸福。他们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受木火土金水五种势力的支配，提出“五德转移”“五德终始”说，用以论证社会历史的变革和王朝的更替，形成了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史记·太史公自序》批评说：“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其学说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其科学成分为秦汉以后的《黄帝内经》与王充的《论衡》所发展，而迷信成分则被董仲舒和谶纬神学所发挥。（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
又，阴阳家指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也指以择日、星相、占卜、风水为职业的术数家（阴阳生、阴阳或阴阳先生）。在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研究领域，人们所讲的阴阳家一般就是阴阳五行学派。阴阳五行学派和术数之学，按《汉书·艺文志》的观点，同出于观象授时的“羲和之官”，两者密不可分。儒术独尊之后，阴阳五行学派逐渐消亡，《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阴阳家之书，在汉代之后全部亡佚。但是，阴阳五行思想渗透到学术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而天文、术数之类也绵延不绝。
阴阳家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而术数的要旨也不外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阴阳观念和五行观念都起源较早，至战国时期发展为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将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糅合为一，提出阴阳五行学说，其代表性理论是五德终始说。在秦一统天下的前夕，《吕氏春秋》采纳这一学说，初步建构起融自然社会于一体、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世界图式。至西汉，经《淮南子》和董仲舒的发展，这一图式成为人们的普遍信仰和表意符号系统。（陆玉林、康有伯《中国阴阳家》）
2、阴阳主运说
——五行相生
金栋按：据相关史料，所谓“阴阳主运”，阴阳，指一年四时之阴阳（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春夏为阳，秋冬为阴）；主，君主；运，指君主运用四时教令思想治理国家，掌握国家运势。
传统观点认为，邹衍只论五行（五德终始）——五行相胜，且未及阴阳。因从现存传世有关邹衍的文献中，并未见到其有论述“五行相生”及“阴阳”说者。然而，当今有的学者硬是从文献中嗅到了邹衍“五行相生”且涉及“阴阳”说者之味道。文献的依据：
第一，《周礼·夏官·司爟（guàn）》说：
“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
郑玄注：
“郑司农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zhè）之火，秋取柞（zuò）楢（yóu）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目前有学者认为此《邹子》为邹衍“五行相生”之说。如
（1）白奚《稷下学研究》说：
“邹衍五行相生的四时教令思想，不仅从《管子》和《吕氏春秋》的有关材料中可以推知考见，而且其他古籍所引的《邹子》佚文中也有明确记载。《周礼·夏官·司爟》曰：‘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郑注引《邹子》佚文曰：‘春取榆柳之火……’这段话中便包含有五行相生之义。”
（2）孔德立《先秦诸子》说：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引用《邹子》佚文解释《周礼》，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邹衍的五行相生学说：‘春取榆柳之火……’榆柳的木材是青色，春天是木德，木色青，所以用榆柳取火……
“可见，邹衍的春、夏、季夏、秋、冬的取火制度，严格按照五行相生的次序排列。这里出现的‘季夏’，是邹衍为了解决‘布五行于四时’问题而创造的新季节名词。‘季夏’的出现是邹衍对阴阳五行学说的一个创举，解决了土德在四时中不占具体位置的缺陷。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明显继承了《管子》的‘四时教令’思想，但他又加以改造，使之更加凸现五行在四季中的顺序排列。邹衍之后的四时教令思想主要体现在《吕氏春秋》中，很明显是对邹衍思想的深化。”
金栋按：实际上，郑玄注所引“《邹子》曰”，并非“《邹子》佚文”之始解，乃源于《周书·月令》之文。如
贾公彦《周礼·疏》：
“先郑引《邹子书》，《论语》注引《周书》，不同者，《邹子书》出于《周书》，其义是一，故各引其一。”
又，《论语·阳货》说：
“钻燧改火。”
何宴注：
“马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
第二，《史记·封禅书》说：
“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
何谓“阴阳主运”？
裴骃《史记集解》说：
“如淳曰：‘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
司马贞《史记索隐》说：
“《主运》是《邹子书》篇名也。”
也只是说《邹子书》有一篇名《主运》者，具体内容为何，并不得知。
故目前有学者据“如淳曰”认为，阴阳主运是指“五行相生的四时教令思想”（孔德立《先秦诸子·阴阳五行家邹衍》）。如
（1）孔德立《先秦诸子·阴阳五行家邹衍》说：
“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体现在《主运》篇。虽然《主运》篇已经失传，但通过古籍中的零星记载，参照邹衍前后时代的思想发展，不难推测出邹衍以五行相生说为指导的四时教令思想。
“《主运》的‘主’指君主，‘运’指君主运用五行相生的学说来治理国家，掌握国家运势。《史记·封禅书》裴骃《集解》引如淳的话说：‘今其书有《主运》，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也。’如淳是三国时期的人，他既然说‘今其书’，可见三国时期邹衍的书还流传于世。如淳的话有两点值得重视，即‘五行相次转用事’和‘随方面为服’。
“‘五行相次转用事’的意思是，五行可以转移，转到哪一行就相应的用哪一行的事，这个‘事’有丰富涵义。《四时》所论乃是‘务时而寄政’的四时教令思想，要求君主发布各种政令必须合于‘四时阴阳之大经’，并按照东南中西北与木火土金水相配的程式，依四时之序，按照相生的道理转移。‘四时教令’详细规定了不同季节应发布的各种政令，这些政令就是君主的‘事’……
“如果说邹衍的‘四时教令’思想是为统治者制定的一套治国大纲，那么‘随方面为服’就为这个大纲填充了更加具体的内容。《管子·幼官》篇要求君主个人的日常生活必须与阴阳四时的运行相协调。‘《幼官》全文各段分配于各方，便构成了一个以方位为框架，四方居外，中央居土，分别配以五时、五色、五声、五气、五数、五火的严整的五行图式，要求君主严格按照此图式中的各条目来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以求与阴阳四时的变化相协调配合。这应就是邹衍《主运》所谓随方面为服的具体内容。所谓服，实际上是以服某色为首的味某味、听某声等诸多规定。’（白奚《稷下学研究》）而到了《吕氏春秋·十二纪》的五行图式，比《幼官》更为繁琐。按照时代前后顺序排列，《管子》在前，邹衍次之，最后是《吕氏春秋》。所以，通过《管子》和《吕氏春秋》来推论邹衍的五行‘随方面为服’的思想，应该能得出合理的答案。”
（2）孙开泰《邹衍与阴阳五行》说：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是继承《管子》的《四时》《五行》《幼官》等篇关于五行相生说并加以发展而成的，其目的是为黄帝的后裔田氏应当位居中央、成为天子制造舆论。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邹衍与稷下黄老之学是一致的。……
“邹衍的五行相生说……它是按顺推的方法来推衍的。因为邹衍的著作失传，详细的办法已经不得而知，只是在一些零星的辑佚史料可以看出其大概情况。
“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的话，说邹衍的书有‘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而服’。即是主张五行相生说，按五行的相生顺序与四时相配，即春为木；木生火，夏为火；在夏与秋之间增加季夏，以好与五行相配，即火生土，季夏为土；土生金，秋为金；金生水，冬为水。天子在明堂的方位为春季在东方，夏季在南方，季夏在中间，秋季在西方，冬季在北方。天子所穿衣服的颜色，春季为青色，夏季为赤色，季夏为黄色，秋季为白色，冬季为黑色。天子在明堂发布四时教令的内容即是历法，要求天下臣民都要执行……”
金栋按：以上学者无非是用《管子》的《幼官》《四时》《五行》等篇及《吕氏春秋·十二纪》甚或是《礼记·月令》（《月令》已是成熟完善的一年十二月四时教令思想，甚为繁琐）等的相关内容，来附会推演或臆测五行相生说。邹衍是否真有“五行相生”说？仍是未知。为何？
史料虽一样，而各家阐释解说或附会推演则异。结合《史记·封禅书》与《孟子荀卿列传》中关于邹衍的史料，如下说：
（1）“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封禅书》）
裴骃《史记集解》说：“如淳曰：‘今其书有《五德终始》。五德各以所胜为行，秦谓周为火德，灭火者水，故自谓之水德。’”
（2）“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作《主运》。”（《孟子荀卿列传》）
对于邹衍的“《主运》”与“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之解释，顾颉刚则又是另一种说法。其《古史辨自序·下册·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说：
“读此，可知《主运》即是说明五德转移之说的。五德，为得到五行中的某行而成天子者所据之德。五行以次循环，以次用事，终而复始，得到五德的天子也跟着它循环，跟着它用事，终而复始。哪一行用事那时的人所穿的衣服也当跟着这一行的颜色而改变……
“他的五德说是以‘土、木、金、火、水’的相次转移的，其转移的次序是照着五行相胜的原理规定的。因为木克土，故木继土后；金克木，故金继木后……换言之，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据之德必为前朝所不胜之德。这是他的中心思想。”
对于郑注所引《邹子》“更火”之解释，顾颉刚有比较公正、客观之说，引如下：
他（驺衍）的五德说，在朝代递嬗之外还有月令的意义。《周礼·夏官》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郑玄注云：
郑司农（众）说以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春夏秋冬本来是四时，他别“季夏”于“夏”之外而为五时，足见其用五行说分配。案《论语·阳货》有“钻燧改火”一语，何宴《集解》云：
马融云：“《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
马融虽引《周书》，说与驺衍一致。皇侃《疏》云：
改火之木虽五行之色而变也。榆柳色青，春是木，木色青，故春用榆柳也。枣杏色赤，夏是火，火色赤，故夏用枣杏也。桑柘色黄，季夏是土，土色黄，故季夏用桑柘也。柞楢色白，秋是金，金色白，故秋用柞楢也。槐檀色黑，冬是水，水色黑，故冬用槐檀也。
照他所说，五行的意义更明显。但有一可疑之点，就是：他的朝代递嬗说本来用“土、木、金、火、水”为次的，为什么到了这段文里要改用“木、火、土、金、水”为次呢？对于这个问题，贾公彦《周礼疏》直斥皇侃的话为不成立。
言春取榆柳之等，旧师皆以为取五方之色同，故用之。今按：枣杏虽赤，榆柳不青，槐檀不黑，其义未闻。
那么，驺衍“更火”之说究竟用的是哪一种五行系统，当然无法断定。我们只能从郑众的引文中知道他曾有这样的分配而已。（《古史辨自序·下册·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
又，据相关史料，明确五行相生说者，始见于东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说：
“五行相生说，始见于董仲舒书。《春秋繁露》第五十八篇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篇为《五行相生》。”
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说：
“文献中最先提出五行相生说系统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所作《春秋繁露》。”
金栋按：同时代的淮南王刘安《淮南子》亦有五行相生说。赵洪钧先生认为，《春秋繁露》一书要早于《淮南子》。但钱穆说：
“其实五行相生，是上举‘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他们本只说时月政令，并不说五德递王；用五行相生说来搭配五德递王的，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有过，以前有否不可考。《春秋繁露》第五十八为《五行相胜》，第五十九即为《五行相生》。《五行相生篇》里说：东方木，南方火，中央土，西方金，北方水，天地之气，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些话是承《吕览》《淮南》而来的，便是‘五行相次转用事’的说法……董仲舒里讲五行，毋宁说是《吕览》《淮南》一路的气味多些……五行相生说自《吕览》《淮南》五方色帝而来。”（《古史辨自序下册·附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的政治和历史〉》）——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
附：参考书目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