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全国高校掀起了一场学生参加整风运动的“大民主”运动。
然而，上海医学院一片冷寂，无人响应，和其他学校的热闹形成鲜明对比。
在这种情况下，到了6月，校党委副书记汪珊终于坐不住了。她召开学生大会，严厉批评了本校学生干部麻木不仁、缺乏朝气。
台下，一个名叫徐洪慈的年轻人听得热血沸腾。他决定带头“大鸣大放”。
回到宿舍，徐洪慈召集14位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提了51条意见，第二天就贴了出去。
这就是上海医学院史上有名的“第一张大字报”。
徐洪慈没想到的是，这张他精心策划的大字报拉开了他悲剧人生的序幕。
未来多年，他几度入狱、颠沛流离、远走他乡，上演了一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
被打成“右派”
1933年，徐洪慈出身于上海一个大资本家大买办家庭。
由于家境不错，他接受过不错的教育，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列主义。
1948年，15岁的徐洪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纪轻轻就成了华东局的干部，还受到上司黄辛白（后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和乔石（后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赏识和重用。
21岁那年，他以调干生的考入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成了人人艳羡的医学生。
在外人看来，这个年轻人家世好、有文化、有学历，身上笼罩着重重光环，可谓前程似锦。
当时的中国贫弱交加，像徐洪慈这样的青年才俊，无疑是所有人眼中能够建设祖国的新一代人才的杰出代表。
然而命运的发展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预料。
一场意外的发生，改变了徐洪慈前半生的顺遂，让他的际遇急转直下。
195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大鸣大放”。
这一年，徐洪慈正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书。
他积极响应号召，和同学们一起开始拟意见书。经过商量，这帮学生一共提了51条意见，包括号召学习日语、德语，加强民主等等。
这51条意见贴出去后，整个上海医学院掀起了贴大字报的热潮。
徐洪慈开始满心欢喜，觉得自己也为学校发展做了贡献。
可是万万没想到，他精心草拟的意见书，到最后成了他“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1957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
当年4月27日,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整风运动进行半个月，各方面人士在各种座谈会和报刊上，广泛地对提出许多批评意见。
5月中旬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急剧升温，情况愈趋复杂。极少数人趁机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一场遍布全国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由此猛烈展开。
整个运动历时一年，到1958年夏季才结束，全国共有55万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
而徐洪慈，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命运，在这一年彻底改写。
1957年7月16日，学校召开3000人师生大会，批斗徐洪慈。
他从容不迫的走上讲台，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响应学校号召提意见的经过，又阐述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但是徐洪慈打死也没想到，自己的女朋友会走上台，指着他的鼻子“大义灭亲”。
在批斗大会前，徐洪慈曾私底下和女友抱怨说：“我正确还是他们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如果我在这呆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说这种话和杀人放火的罪名也差不多。
因此，当女友在批斗大会上出卖徐洪慈后，他很快就被打入深渊。
“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徐洪慈叛国投敌罪该万死”！
随着台下几千人的怒吼，徐洪慈被打为“极右派”，判处入狱，开除党籍、学籍，并关进了安徽白茅岭监狱。
两次逃出农场
白茅岭因岭山岩石裸露，白茅丛生而得名。
上世纪五十年代，农场建设之初，白茅岭一片荒凉，自然环境恶劣，当地人形容此地“天晴一块铜，下雨一块脓”
在那里劳动改造大半年之后，徐洪慈无法忍受，起了逃跑的念头。他心里想：“我一定要回家，你们不让我回，我就自己逃回去。”
1958年12月14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逃亡拉开了帷幕，在白茅岭农场，徐洪慈认识了一个名叫陈香斋的狱友。
此人曾在华师大学习俄语，因为发表不当言论被划为“极右”。
陈香斋和徐洪慈不甘心呆在农场，于是一拍即合，决定一起越狱。
1958年12月14日清晨，他们趁看管不严，成功逃跑。
15日傍晚，徐洪慈回到了上海。
他用杂货店的电话联系母亲，约在火车站见面。
母亲虽然舍不得儿子，当还是把家中的500元钱积蓄拿了出来给他当盘缠，还约定明晚在大光明电影院再见一面。
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如果徐洪慈拿了钱立刻就走，后面的事情也许都不会发生。
当晚，不敢住旅馆的徐洪慈在火车站睡觉，结果被派出所当成可疑分子带走。他越窗而逃，跑去电影院和母亲碰面，结果被便衣警察抓个正着。
倒霉的徐洪慈又被送回了白茅岭。
可是他不死心，很快就策划了第二次出逃。
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敢再回家，而是直接一溜烟跑到了位于昆明的中缅边界。
当时的徐洪慈衣衫褴褛，头发好长时间没剪，还操着一口外地口音。在当地，他很快被人当可疑分子抓了起来，关进了看守所。
徐洪慈还是不肯服输。
第三次逃跑计划开始了。
他观察后发现，看守所的墙壁都是用土堆的，于是，他偷偷藏起一把小勺，趁无人的时候就用勺子在墙上挖洞。
可是这种小把戏早就被发现了。
等他好不容易挖出个洞，钻到外面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守株待兔的看守人员抓包了。
徐洪慈痛苦到了极点，他不仅没有重获自由，还给自己加了个“越狱”的罪名。
1959年，徐洪慈因越狱被判六年。
这一次，他不敢再轻举妄动了，老老实实服了六年刑期。
可是到了1965年，等他满心欢喜期盼出狱之时，现实又一次给他当头一棒。
监狱领导表示，由徐洪慈恶劣态度，不允许释放，继续呆在监狱劳动改造。
徐洪慈悲愤难当。
他从囚犯变成了“留场人员”，还是没办法回家。
在当时，留场人员比犯人的生活好一点，有一定自由和少量工资，还有独立居室可以睡觉。
但是徐洪慈不知道，更可怕的风暴即将来袭。
永不停下的脚步
一年后，文革爆发。
云南作为边远地区，渐渐地受到波及，像徐洪慈这样的“极右派”，待遇越来越差。他的人生在枯耗中陷入黑洞。
新的管教木世勤对徐洪慈态度极为恶劣的。
有一次，木世勤在深更半夜用喇叭教训犯人，吵得人无法睡觉。
年轻气盛的徐洪慈冲到楼下，和木世勤理论：“我们明天还要工作呢！”
这激怒了木世勤，也为徐洪慈招来了报复，不久，徐洪慈被列入“首批运动对象”名单。他这样的“右派”分子加越狱犯，自然成了重点批斗对象。
从前的旧账被一笔笔翻出来。徐洪慈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在万人大会上被批斗砸打，直到重新重判20年。
徐洪慈彻底绝望了。
之前的六年消耗了他人生最精华的青春时代；接下里的二十年，要让他的下半辈子也在牢狱中度过。
这一次，徐洪慈被送进了专门关押重刑犯的丽江五零七农机厂。
讽刺的是，在这里，他居然成为了“香饽饽”。
由于徐洪慈学过医、懂文化，帮着监狱里的犯人解决了不少生活难题，很快就成了犯人中的“智多星”。
大家都对这个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慢慢的，徐洪慈在监狱里积累起了一定的威望。但是不幸的是，他同时也成为了监狱长李光荣的眼中钉、肉中刺。
李光荣听说过徐洪慈多次越狱的历史，对这个“刺头”成见很深，也极其刻薄。
在李光荣看来，徐洪慈却是个麻烦，所以一直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
徐洪慈感受到了这种异样的目光，但是并没有过分放在心上。
直到一个犯人偷偷找到徐洪慈，告诉他一个骇人的消息：监狱方面正在往上递交报告，控告他组织暴动越狱。
这份报告一旦被采信，徐洪慈必死无疑。
他敏锐地意识到，不能坐以待毙，无论如何要逃走。
“我一定要活下去！”徐洪慈想。
在求生信念的驱使下，第四次逃跑工作开始了。
徐洪慈利用干肥皂和印泥，给自己伪造了几张介绍信。
可是监狱不比看守所，不仅高墙环绕，而且守卫森严，要逃走谈何容易。
徐洪慈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一个合适的机会。
也许是他的执着感动了上天，一次意外的停电给了他最后的生机。
1972年8月7日的早上，监狱宣布“断电”。这样一来，电网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徐洪慈感到机会来了，激动不已。
监狱里每天两次点名，分别是早上6点和晚上9点。
徐洪慈的时间不多，只有在两次点名间出逃，才有一线生机。
当晚点完名后，徐洪慈用衣服卷成人形塞在被子里，假装在寝室里睡觉。
夜深人静时，他偷偷溜到之前看好的墙角，用早就准备好的梯子开始翻墙。
过墙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意外——梯子高度不够，墙高三米五，梯子才两米。
徐洪慈惊得一身冷汗。
可是冥冥之中，似乎有神明在帮助他。他在墙角发现了两根扁担，利用扁担顺利翻过了墙。
这是徐洪慈最后的逃生时机。他片刻不敢停留，撒开腿就往前跑，不知饥饿，不知疲惫，犹如一只受伤的野兽，正在逃避猎人的重重追捕。
徐洪慈在心里暗暗发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果失败了，就喝药水自杀。
他抱着破釜沉舟的信念，一夜跑了三十公里。
流亡蒙古十年
徐洪慈逃走后，丽江的监狱已经乱成一锅粥，民兵开始了地毯式搜索。
一场野外生存考验开始了。
没水就喝河水，没吃的就吃虫子，遇到排查的民兵，就掏出伪造的介绍信说自己是回家探亲的。
14天后，徐洪慈徒步走了出云南。
到达四川后，他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火车票，又一次回到家乡上海。
徐洪慈没打算留在家里，他只是想见母亲最后一面。
他本以为，母亲会责怪自己。
可还没想到，母亲对他的逃狱十分肯定，还拿出这家里最后的一百块钱，让他继续逃亡……
徐洪慈带着家里最后的积蓄，一路北上。
1972年9月，他来到了中蒙边境的二连浩特。
当跨入蒙古境内的那一刻，徐洪慈在地上蹲了几分钟，
他在为自己死里逃生而庆幸，也在和多灾多难的祖国做最后的告别。
离开了中国，蒙古会是徐洪慈的福地吗？
徐洪慈心里也没有把握。
好在，当时蒙古是苏联的仆从国，俄语被广泛使用。
徐洪慈在读书时学过俄文，所以和蒙古人沟通地很顺利。
一开始，由于徐洪慈读过书，又是因为“政治原因”才偷渡的，蒙古对他深表同情，可又担心他是间谍。
情急之下，徐洪慈想了个招。
他和蒙古人说：“你们去看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报》，上面有批判我的文章。”
就这样，那篇曾将徐洪慈打入地狱的文章，居然在15年后成了扭转他命运的推手。
徐洪慈一开始想去苏联，因为他当年上大学时，认识一些来自苏联的俄语老师。
但是蒙古法官不同意：“我们蒙古是主权国家，不是你进出苏联的通道。”
徐洪慈没法，只好答应留在蒙古，他因为非法越境，被判处到大森林服刑一年。
一年刑满之后，徐洪慈眼睛不好，去医院看病。
在医院，他奇迹般的邂逅了爱情。
女孩名叫奥永，是医院的护士，比徐洪慈小了整整20岁。
这段跨越国籍、年龄的感情，最终还是开花结果了。
徐洪慈终于在异国有了自己的家，婚后还生了两个孩子。
结婚后，徐洪慈追随奥永到她的老家后杭盖省生活。
可是，他的一切特长在这里都不被认可，只能靠干体力活养家糊口。搬木头、石头，这些沉重的工作他一干就是8年。
同时，他也用掌握的医术替当地人治病，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为"徐医生"。
由于觉得愧对妻子，家里的活也由徐洪慈一手包揽。他们结婚多年，从没有让奥永下过一次厨房， 这些让奥永成为了蒙古妇女们羡慕的对象。
就这样，徐洪慈在蒙古默默生活了许久。他不敢联系家人，因为一旦被引渡，他就将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自由
在多年以后，徐洪慈还对这种复杂的心境记忆犹新：“其实一直想回到祖国。但又不敢多想，我这样的人，不枪毙、不引渡我算好的了。”
但他的身边一直带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只要有空，就用来收听祖国的消息。
“我的特长无法发挥，理想和抱负破灭，但我还想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徐洪慈回忆说。
1976年，文革结束了。
徐洪慈通过收音机，慢慢了解到了祖国的变化，他隐隐约约感觉到，重见天日的日子可能要来了。
落叶归根
1981年冬天，徐洪慈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在信中，他终于看到了盼望多年的曙光：上海第一医学院为他的右派问题平反。
徐洪慈本可以回国，但是他曾经服过刑的云南不同意为他平反。
徐洪慈在云南越狱的事情，一度是当地监狱系统心中的一根刺。
云南方面表示：他错划右派不是我们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他犯下了不容原谅的错误，就是越狱。
徐洪慈没办法，只能给中央一封封写信，他说：“如果我不越狱、不自救，那么今天的平反书恐怕只能对着徐洪慈的墓碑朗读。”
1982年6月，流落异国十余载的徐洪慈终于得到了平反。
他踏上了回国的征途，在上海的弄堂里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母亲。
母子二人相拥而泣，泪流满面。
入狱时，他还是翩翩年少，青春潇洒；归来时，他已经梁斌发白，年近50。
亡命3万里，流放20余年，他几乎用了一生的代价，才回到原来的起点！
徐洪慈休息了一阵，回到了曾经的学校。
有几个同学见到他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居然还没死？”
医学院为徐洪慈开了个欢迎会。
在会上，徐洪慈泣不成声，他也见到了曾经出卖自己的女友，两人相顾无言。
过了很久，女友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是“当时那个处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无路。”
第二句话，是“我们现在都要感谢邓小平，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邓小平的恩德。”
风波过后，徐洪慈带着妻儿定居在上海。
他在上海石化总厂教育中心当了一名讲师，平静地生活着。
2005年，上海知名记者胡展奋深入采访徐洪慈，出版了一部口述实录《永不服罪》（后改名为《冲出劳改营》）。
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由此被世人所知。
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的单位给他颁发了老干部离休证书。
三天后，徐洪慈因病去世。他说：“在原先的专业上，我一无所成。但是对那种恶劣环境的反抗，人格上的成功，我这一生做到了。这一点，我对得起自己。
这不是一个逃狱犯的故事，这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含冤者永不放弃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