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初

编辑|云初

前言

清晨，冬日北京郊外，雾气沿着地平线涌动。

一台施工挖掘机停在昌平一处山脚下，工人们本以为是清理废砖，没想到却掘出一道古旧墓道。砖缝透风，泥土松动，半日后，一块刻着“文忠公荣禄之墓”的石碑横陈而出。随即，一份沉睡百年的墓志铭重见天日。

世人皆震。一个被定格为“镇压维新、助纣为虐”的清末重臣，一个晚清皇帝溥仪在回忆录中小心翼翼避谈的外祖父，竟在墓志中被太后亲书“亲臣”、“托孤”、“联姻”字眼。而这，远比任何民间传言，更具冲击力。

墓志石上的真相

荣禄死于1903年，慈禧为其赐谥“文忠”，以“太傅”之礼厚葬，享有亲王级别丧仪。按清制，非皇族大臣的墓志，多由宗人府代笔。但荣禄的墓志，却是慈禧亲自遣人草拟，部分内容更由其御批润色。

考古人员在墓志上发现三段文字：一段记功；一段记婚；一段记恩。

第一段记其政绩，言其“筹划内外，心契朕衷”。第二段写其女“柔婉静贞，朕命赐配王孙”，点名昭示这桩婚事出自慈禧本人。第三段写“念其忠劳，许其门第世袭”，开外姓重臣之先例。

这三段文字，犹如三道暗门，通往一个不为人知的清宫网络——荣禄与慈禧之间，早已不止是君臣。

而墓中出土的另一件物品，也引人注目。

那是一只铜胎描金的圆盒，盒盖内侧刻有“荣府亲恩永铭”六字，工艺精巧，非市井所能仿。根据器型判断，应为慈禧御赐。

它曾是荣禄贴身藏物，如今静静躺在棺前，一如当年荣宠如山，今朝泥土封骨。

权力上升曲线背后

荣禄不是天生的“上位者”。

他出身满洲正白旗，虽属上三旗，却非贵胄之家。早年在吏部任小吏，后因办事利落，被恭亲王奕訢看中，调入京中枢，补军机章京。

1860年代，清廷动荡，太平天国余波未平，西北回乱再起。荣禄善于整理军报、筹拨粮饷，迅速被提拔。他常年伏案奏事，处理军务条陈，行事极其稳妥，不轻言语、不站队列，深得上意。

直到1880年代，他开始真正跻身重臣行列。此时，慈禧年近五旬，宫中掌权多年，渐觉风雨飘摇。她需要可靠之人协助维系军权、稳定皇权。

而荣禄，正是那个最“懂她”的人。

慈禧看重他三个特质：第一，不问财产，不争门第；第二，不纳朋党，不树声望；第三，办事干净利索，从不越位。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朝廷主战主和两派激烈冲突。荣禄奉命协办直隶粮防，提出“战而不争，和而不屈”之策，既保军纪，又稳民心。慈禧大悦，当场升其为北洋统辖使，控制北方大营。

这是他与袁世凯、李鸿章并列的起点。

而接下来的1898年，更是他彻底走上权力之巅的转折点。

那年，光绪帝在康梁劝导下力行变法。慈禧震怒，密召荣禄回京，三日内部署兵力控制颐和园，并协助执行“戊戌六君子”之捕杀。

光绪被软禁，康有为出逃，维新失败。慈禧得以再控朝局，靠的就是荣禄调动禁军。

政变成功后，荣禄被赐双眼花翎、总管大权，成为“近臣中之最密者”。

可在史书中，这一切被极力稀释。没有刻意隐瞒，只是沉默遮盖。

但从一份未被焚毁的奏折副本看得出，当年荣禄亲笔写道：“此事惟恃太后之意，一线不差。”

一场联姻揭底慈禧政治盘算

清廷历史上，从未有非宗室女子嫁入亲王府中，并成为正室。

可慈禧却亲自打破惯例。

1901年，慈禧钦点荣禄之女荣寿，嫁给醇亲王之子载沣，后者正是日后宣统皇帝溥仪的父亲。

在众目睽睽之下，这桩婚姻震动满京。

一方面，载沣乃宗室中最正统的王孙，身份尊贵，非一般世家可攀。另一方面，荣禄虽贵为大臣，始终属外姓满人，门第悬殊。

宗人府内部起初反对，多次上奏，称“此举非例，不合规制”，甚至传言载沣本人也有所迟疑。

但慈禧态度坚决，下旨：“荣家忠臣之后，朕自为之主张。”随即封荣寿为“福晋”，并赐黄金百两、宫衣五套、宝石首饰若干。

出嫁当日，东华门内外人山人海。荣寿乘凤舆入王府，仪仗规格与公主相仿。

这种“用联姻固权”的手段，正是慈禧最擅长的政治手腕。

通过这桩婚事，荣禄家族被嵌入皇族网络，其政权基础更为稳固。而慈禧，则藉由“恩亲”加固与军方的关系，进一步孤立改革派与南方势力。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的实际统治者，她需要荣禄这样忠诚且有能力的大臣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荣禄凭借着与慈禧的亲近关系，在朝廷中掌握了重要的权力，成为了慈禧统治的重要支柱。载沣作为溥仪的父亲，他与荣禄家族的联姻，进一步加强了家族在朝廷中的地位。

而溥仪则在这样的权力博弈和家族联姻中登上了皇位。在这个过程中，家事与国事交错在一起，难以分清。家族之间的联姻不仅仅是情感的结合，更是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联姻与统治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晚清复杂的政治局面。

溥仪刻意删掉的那段历史，终究被石头写下，被泥土记住，被后人读出。那些刻在墓碑上的文字，埋藏在泥土中的文物，都成为了历史的记录者。后人通过对这些历史遗迹的研究和分析，逐渐揭开了那段被溥仪刻意隐藏的历史

两年后，荣禄病逝，慈禧亲自发丧，赐银一万两入葬，谥号“文忠”，碑文写下“忠贞不二、辅国有功”。

而这场婚姻的最大成果，便是溥仪的出生。

溥仪虽为爱新觉罗后裔，但其母正是荣禄之女，外祖父身份明晰。

可奇怪的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从不正面承认此事。

只写过一句：“母亲出自京中重臣之家，名节温良。”

再无其他。

溥仪的回避与历史的纠错

溥仪，这位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其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在他的人生历程中，共撰写了三本回忆录。在撰写这些回忆录时，他可谓是字字斟酌，每一个字都经过了反复的思考，每一句话都经过了精心的雕琢，处处都在为自己进行自清。

他如此用心地去构建这些文字，有着自己的目的，那便是极力塑造一个“被摆布的末代皇帝”形象。在他的笔下，自己仿佛是一个在时代浪潮中身不由己、被各种势力随意摆弄的可怜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形象塑造，能够争取到舆论的理解，让大众觉得他并非是封建王朝腐朽统治的罪魁祸首；同时，也渴望获得政治上的原谅，减轻自己可能背负的历史罪责。

溥仪如此刻意回避关于荣禄的详细描述，原因并不难猜。民国之后，时代的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梁维新派的名声渐高。他们倡导的改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民众的认可，成为了进步和改革的象征。

而与之相对的，镇压戊戌政变的荣禄则成为了“反改革”的代名词。在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下，一旦与荣禄牵扯上关系，便等同于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正如学者B所说，在那个追求进步和改革的时代，与“反改革”势力挂钩，会受到社会的批判和唾弃。

尾句

荣禄墓的开启，是一个历史的提醒。

一个本应沉睡百年的封建臣子，因墓志上的几行字，重新走入公众视野。

他不是孤立的大臣，而是权力之网中的节点。

慈禧与他之间，早已超越单纯的主仆——他们是一对政治命运共同体。她信他、用他、联姻他；他辅她、效忠她、巩固她。

而荣禄的女儿荣寿、外孙溥仪，不过是这场棋局上的延伸。

如今，碑已出、墓已开，溥仪回忆录的空白页，也终于有了答案。

历史不说谎，石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