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追忆：老队长家两个儿子的晚年生活，成了他们永远的牵挂
蜿蜒的黄土小路，像一条褪了色的旧皮带，松松垮垮地绕过几座低矮的土坡，通向北大荒第三生产队。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踏遍这条小路的知青们大多已两鬓斑白，腰也不似从前那般挺拔。
可只要一提起老队长王德明，所有人的眼里都会闪过一丝温暖的光。
那是1968年的冬天，天寒地冻，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我们十七八个从上海来的知青，带着城里人的娇气和对农村生活的无知，被分到了第三生产队。
当时队长王德明已经四十七岁，国字脸，浓眉大眼，说话不紧不慢，干活却是一把好手。
＂咱们这儿的规矩，不是看你从哪儿来，是看你能干多少活儿。＂这是老队长见到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像是钉子一样钉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他让我们住进了他家隔壁的一间闲房，那是他两个儿子曾经住过的地方。
老队长把我们领进屋时，土炕上还堆着几床厚棉被，屋角立着把扫帚，炕桌上放着个破旧的搪瓷茶缸，里面插着几支枯萎的野花。
＂这些被子是俺爱人赶了几天几夜缝出来的，粗是粗了点，可暖和。＂老队长用粗糙的大手拍了拍那几床棉被，脸上露出难得的温和笑容。
他看出我们这群南方娃娃对北方的冬天有些发怵，特意叮嘱道：＂晚上睡觉别露脚丫子，这北大荒的风，能把人冻掉半条命。＂
老队长的大儿子王建国比我们大五六岁，当时已经在县里的拖拉机站工作。
每隔十天半月回来一趟，总是带着一身机油味，一进村就有小孩子围着他打转，像是围着个英雄似的。
二儿子王建军则在生产队干活，跟着他爹学种地。
王建军长得比他哥高半个头，瘦瘦的，不爱说话，总是抿着嘴，眼睛却特别亮，像是能看透人心一样。
他的手上总有几道新鲜的伤口，是干农活留下的，却从不见他皱一下眉头。
那年冬天格外冷，北风呼啸着穿过田野，连房檐上的冰棱子都结得比往年长。
我们这群南方来的知青，穿着单薄的棉袄，在地里扛着锄头挖冻土，手冻得通红，怎么也暖和不起来。
有几个姑娘的手上冻出了冻疮，肿得像馒头一样，连饭碗都拿不稳。
郑小芹是我们中间最小的一个，才十七岁，皮肤白白嫩嫩的，第一次冻伤后，整晚偷偷哭，怕被别人听见。
那天晚上，王建军端着一盆热水，敲开了我们的门。
＂城里来的娃娃，手上长冻疮了吧？俺妈说了，用这个泡泡，能好些。＂盆里是熬好的盐水，泛着热气。
他不由分说地把盆放下，又从怀里掏出几团黑乎乎的东西，＂这是俺妈熬的茄子膏，晚上抹在冻疮上，裹点布，明早就消肿了。＂
说完，他不等我们道谢，就转身出了门，留下一屋子愣神的知青。
那一刻，我看到郑小芹眼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那是她第一次对王建军多看了几眼。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盆热水王建军是从三里外的井里挑来的，一路上水洒在身上，冻得他棉袄前襟都结了冰碴子。
茄子膏是他妈特意为我们做的，原本村里人家舍不得用，都留着给老人和孩子用，却分给了我们这些陌生人。
第二天，郑小芹主动跑去王家道谢，结果被王建军的母亲硬拉着吃了顿饺子，还塞了两双她亲手缝的布鞋。
＂南方来的娃娃，脚上穿得太单薄，这布鞋垫着暖和。＂王建军的母亲是个瘦小的妇人，脸上皱纹很深，眼神却很慈祥。
春天到了，田野开始解冻，远处的山坡上冒出了点点嫩绿。
老队长带着我们下地插秧，一整天弯着腰站在水田里，脚底下是冰冷的泥水。
城里来的我们哪里受得了这个，没几个小时腰就直不起来了，腿也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插秧得有个窍门，＂王建军在我旁边的田垄上说，＂腰不是一直弯着，是一起一伏的，像是在跳舞一样。＂
他做了个示范，动作轻快自如，一点也不像是在干重活。
＂看，俺爹就是这么教俺的，俺教你们。＂
就这样，王建军成了我们的＂技术指导＂，教我们怎么握锄头不起泡，怎么挑水不洒出来，甚至怎么在冬天里把冻得硬邦邦的棉被捂软。
他说话不多，但总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出现，像个无声的守护者。
有一次，我和另外两个知青去山里找柴火，不小心迷了路，天色渐晚，心里直发慌。
正当我们不知所措时，远处传来了喊声，是王建军。
他一个人带着火把，顺着我们的脚印找来，二话不说，背起我们砍的柴火，在前面带路。
月光下，他瘦高的身影像一棵挺拔的白杨，给了我们莫大的安全感。
＂下回进山，得多带个人，天黑前就得往回走。＂他只说了这一句，没有责备，也没有抱怨，却让我们心里暖融融的。
那年夏天，蝗灾来了。
绿油油的麦田一夜之间变得斑驳不堪，成群的蝗虫像是铺天盖地的灰色浪潮，吞噬着农民们的心血。
老队长组织全队人连夜上阵灭蝗，他和王建军站在最前面，带着我们挥舞着树枝，惊飞了一批又一批的蝗虫。
夜深了，村里只剩下几盏煤油灯在风中摇曳。
老队长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疲惫，他的声音却依然坚定：＂咱们守着这块地，就得跟它死磕到底。饿着肚子也不能让蝗虫把粮食吃了去。＂
那一夜，我看到王建军的手上磨出了血泡，却不见他皱一下眉头。
他和他父亲一样，倔强得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棵老松树，风吹雨打，依然挺立。
＂俺爹说了，当了队长就得管好队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王建军一边帮郑小芹包扎被蝗虫咬伤的手，一边低声说道。
那时候，我注意到郑小芹看王建军的眼神，已经不再是初来时的陌生和戒备，而是带着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温柔。
蝗灾过后，老队长的身体明显差了一截，咳嗽不断，走路也慢了许多。
王建国专程从县里请了假回来，带了些药，还有一台收音机，说是让老队长晚上能听听戏解闷。
那台收音机成了村里的宝贝，每天晚上，队里的社员们都会聚到老队长家的院子里，一起听广播，听新闻，听京剧。
王建军坐在院子角落的矮凳上，静静地看着大家欢笑的脸，看着郑小芹专注的侧脸，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我注意到，每当老队长咳嗽时，他都会不动声色地给父亲倒杯热水，或者轻轻拍拍他的背。
那种无言的关怀，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们慢慢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学会了用镰刀割麦子，用石磨磨面，甚至学会了用土办法腌咸菜。
王建国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城里的小玩意儿，给我们讲外面的新鲜事。
他带回来的小人书成了我们闲暇时光的珍宝，一本《小兵张嘎》能传遍整个生产队，被翻得起了毛边还舍不得丢。
王建军则始终在田间地头，像他的父亲一样，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他的皮肤晒得更黑了，手上的老茧更厚了，眼神却越发坚定而明亮。
1970年的春天，郑小芹和王建军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
他们经常一起去村口的小溪边挑水，回来的路上，两个人走得很近，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悄悄话。
一次，我无意中看到王建军送给郑小芹一个用麦秆编的小篮子，里面放着几朵刚采的野花。
郑小芹红着脸收下了，小心翼翼地放在枕头边，晚上睡觉前还要看一看。
老队长看在眼里，只是抽着旱烟袋笑，从不多说什么。
有时候，他会指使王建军送些新鲜的蔬菜到我们宿舍，或者叫郑小芹去他家帮忙择豆子、洗衣服，给年轻人制造相处的机会。
＂俺爹说了，男子汉选媳妇，得找个勤快的，心善的。＂一次，王建军红着脸对我说，＂俺觉得小芹就挺好。＂
他的话很少，每句却都是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
那年秋天，王建军和郑小芹结婚了。
婚礼很简朴，全村人都来帮忙，杀猪宰羊，蒸馒头包饺子。
老队长破例喝了两碗米酒，脸红扑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从今往后，你就是咱家的媳妇了，咱家的地，就是你的地；咱家的人，就是你的人。＂他拍着郑小芹的肩膀说。
这在当地是最高的认可，郑小芹感动得直掉泪，一个劲地给老队长和婆婆夹菜倒酒。
王建国特意从县里请了一周假，帮着布置新房，还带来了一台缝纫机作为礼物，说是给弟媳做嫁妆。
那台缝纫机在村里可是稀罕物，许多人专程来看，羡慕得不得了。
郑小芹会用缝纫机，很快就成了村里的＂裁缝＂，帮乡亲们改衣服、做被面，一点不收钱，只换些鸡蛋、红薯之类的小东西。
婚后，郑小芹住进了王家的院子，和老队长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她像是变了一个人，完全融入了农村的生活，甚至学会了用当地方言和婆婆聊家常。
她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把王家的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还在房前种了一排向日葵，说是让老队长看着高兴。
王建国调到了更远的县城工作，成了一名机械师，每次回来都带着一身城市的气息，却依然保留着农村人的朴实和热情。
他娶了县医院的一个护士，个子不高，却很麻利，每次回老家都带着医药箱，给村里人看病，测血压。
1972年，老队长的身体开始每况愈下。
多年的农活和操劳，让他的腰弯得更厉害了，咳嗽也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半夜咳醒了，不想打扰家人，就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发呆。
王建军发现后，每晚都偷偷起来，给父亲端杯热水，披件棉袄，陪他说会儿话。
那些夜晚的谈话，成了父子俩最珍贵的记忆。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老队长的病突然加重，呼吸困难，满头大汗。
王建军骑着自行车，在漆黑的夜里踏着厚厚的积雪，去十里外的公社卫生院请医生。
回来时，他的耳朵和脸都冻得通红，嘴唇发紫，却顾不上暖和一下，就急忙把医生领到炕边。
那一夜，我们所有知青都守在老队长的炕边，看着这个曾经强壮如牛的男人，如今却像个孩子一样虚弱。
郑小芹煮了姜汤，一勺一勺地喂他喝下去。
老队长的嘴唇发白，却还是关心着地里的事：＂明天还得出工，地里的麦子刚点种上，可不能冻坏了。＂
他的眼神扫过围在炕边的每一个人，最后停在王建军身上：＂你是长子，以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你肩上了。照顾好你妈和弟媳，带着队里人把地种好，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医生来了，给老队长打了针，又留下一些药。
天亮时，老队长的情况稍有好转，但医生的表情很严肃：＂肺部感染得厉害，再加上心脏也不好，得去县医院好好治一治。＂
王建国得知消息后，立刻从县城赶回来。
他跟医院的人打了招呼，用拖拉机站的吉普车，把父亲送到了县医院。
老队长住院的那段日子，王家两兄弟轮流照顾，从不间断。
郑小芹则承担起了家里的大小事务，每天还要带着队里的人继续生产。
她肚子已经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走路都不稳当了，却坚持每天下地，说是不能让老队长操心。
晚上回家后，她还要赶制一些棉衣棉鞋，准备送到医院去，生怕老队长受冻。
＂俺爹这辈子，就知道种地、带队。从来没为自己想过，＂王建军站在医院的走廊上对我说，眼圈红红的，＂俺和大哥以后可不能忘了他的教导。＂
王建国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烟，递给弟弟一支：＂咱爹常说，人活着，得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身边的人。＂
兄弟俩站在走廊上抽烟，背影如此相似，却又各有不同：一个壮实敦厚，一个瘦高挺拔，却都有着父亲般的坚毅和朴实。
老队长的病情时好时坏，却始终没有根本好转。
医生说，多年的操劳已经透支了他的身体，再加上常年的风寒侵袭，肺部留下了永久的伤害。
＂回家吧，好好养着，少干重活。＂医生最后只能这样建议。
回到村里后，老队长的精神反而好了些，每天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看着孩子们在田间奔跑，看着麦苗一天天长高，脸上总是带着安详的微笑。
他开始教郑小芹识字，用树枝在地上写，一笔一划，认真得像是在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识了字，以后给孩子念书就不成问题了。＂老队长说，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许。
郑小芹生了个大胖小子，取名叫王小军，老队长抱着孙子，乐得合不拢嘴。
他每天给孙子讲故事，教他认识庄稼和牲口，就像当年教两个儿子一样。
王小军才满月，老队长就给他编了个小草帽，说是要让孙子从小就习惯田间的阳光。
1975年，我们这批知青陆续返城。
临走的那天，老队长拄着拐杖站在村口，眼神复杂地看着我们一个个离去。
＂走好，＂他说，＂常回来看看。＂简单的几个字，却让所有人湿了眼眶。
王建军和郑小芹站在老队长身后，郑小芹抱着王小军，小家伙已经会走路了，扎着冲天辫，圆脸蛋红扑扑的，好奇地看着我们的行李。
王建国因为工作没能来送行，但他托人带来了一封信和一些城里的点心，让我们路上吃。
信中写道：＂这些年来，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我爹的身体才能撑到现在。无论你们去哪里，都别忘了，在北大荒的这片土地上，有我们王家人永远记挂着你们。＂
城里的生活很快让我们忙碌起来，与北大荒的联系也渐渐少了。
偶尔收到王建军的信，总是报喜不报忧，说老队长的身体还行，地里的收成不错，孩子长得壮实。
1980年，我休假回了趟北大荒，见到了已经卧床不起的老队长。
他瘦了很多，脸色蜡黄，说话都费劲，却坚持要坐起来和我说话。
＂地里的麦子今年收成咋样？＂这是他问的第一句话，眼神依然那么关切。
我告诉他，今年雨水足，麦子长得好，估计能有个好收成。
他点点头，松了口气，又问起其他知青的情况，一个个记得清清楚楚，连谁家有了孩子，谁找了什么工作都了如指掌。
王建军和郑小芹照顾老队长很用心，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炕上的被褥一尘不染，屋里还放着几盆郑小芹种的花，给这个简陋的房间增添了一丝生机。
王小军已经上小学了，成绩很好，特别喜欢数学，老队长很是自豪。
王建国也常回来，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一家人其乐融融。
那次离开时，老队长拉着我的手，声音很低：＂你们都好好的，俺就放心了。＂
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
1985年冬天，老队长去世了，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手里还攥着一把他最喜欢的烟丝。
据说临终前，他叮嘱两个儿子：＂好好活着，别忘了咱们是泥土里刨食的农民，再苦再难，也得把根扎在这片土地上。＂
老队长走后，王建军接替父亲当了队长，后来生产队改革，他承包了一块地，继续种着父亲教他种的庄稼。
郑小芹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学会了养蜂，酿出的蜂蜜在县里很有名气，常有人专程来买。
王小军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后来又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农业技术，说是要回来改变家乡的面貌。
王建国继续在县里工作，后来成了拖拉机站的站长，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帮村里争取些农机具，改善生产条件。
他的女儿也很争气，考上了医学院，成了一名医生，实现了老队长的一个心愿——＂让咱村里也有个大夫＂。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早已步入晚年。
每当回忆起在北大荒的岁月，老队长一家的身影总是最为鲜明。
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次返乡活动，重返当年生活过的第三生产队。
村子变了许多，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
但老队长家的那棵老槐树依然在，像是时光的见证者，默默守望着这片土地的变迁。
王建国和王建军，这对兄弟俩，如今也都年过古稀。
王建国从县拖拉机站退休后，搬到了城里，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
他的手上依然有着机油的痕迹，即使退休了，也常常帮邻居们修修收音机、自行车，闲不下来。
他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机械手册，每天还要看一看，说是＂脑子不能生锈＂。
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全家人在老队长六十大寿时拍的，老队长坐在中间，面带微笑，周围簇拥着他最爱的亲人。
王建军则一直留在村里，接替父亲当了几年队长，后来生产队解散了，他就在自家的地里耕种。
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却磨不掉他眼中的坚定和执着。
郑小芹成了村里有名的＂能人＂，不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带领妇女们学习了很多新技术，种植反季节蔬菜，养殖家禽家畜。
她的小院成了村里的＂示范户＂，经常有人来参观学习，连县电视台都来采访过。
＂俺爹要是活到现在，准得高兴坏了，＂王建军坐在槐树下对我们说，脸上的皱纹像田垄一样深刻，＂这日子，比当年强多了。＂
王小军没有辜负爷爷的期望，大学毕业后回到了村里，带领乡亲们种植高产作物，引进了先进的灌溉技术，让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
他常说：＂爷爷的精神就是我最大的财富，我要让他看到，他教导我们的东西，没有白费。＂
我们聚在老队长家的院子里，王建国和王建军兄弟俩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饭菜。
酒过三巡，话题不知不觉就回到了当年。
王建国拿出一个旧皮箱，里面满是泛黄的照片和信件。
＂这些都是俺爹留下的，＂他轻轻地抚摸着那些照片，＂他把你们每个人都记在心里，直到离开。＂
照片中，是我们当年在田间劳作的身影，是知青宿舍前的合影，是老队长教我们插秧的场景。
那一刻，时光仿佛倒流，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物质匮乏却情感丰富的年代。
郑小芹端来了一壶自酿的米酒，给每个人倒上。
＂这是按照老队长的方子酿的，＂她说，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他总说，好酒得慢慢酿，好日子也得慢慢过。＂
她的手上有老茧，指甲缝里还有些土，却透着一种朴实的美。
这是大地的女儿，黄土地养育的女人，坚韧、勤劳、朴实，就像她的丈夫，就像老队长。
夜深了，王建军和王建国带我们去看他们的新房子。
与过去的土坯房不同，现在是砖瓦结构的两层小楼，干净整洁。
王建军的儿子王小军在院子里搭了个小棚子，种着各种蔬菜瓜果，有些我们都叫不上名字。
他兴致勃勃地介绍：＂这是我从南方引进的新品种，适应性强，产量高，而且抗病虫害。＂
这个曾经的小男孩，如今已是农业专家，在他的带领下，村里的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番。
但在王建军家的院子里，还保留着一间老式的土坯房，里面摆放着老队长生前用过的东西：一把旧藤椅，一个破烟袋，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账本。
＂俺舍不得拆，＂王建军说，＂俺爹在的时候，每天晚上都坐在这屋里抽烟，看着窗外的田地，算着来年的收成。＂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睛湿润了：＂有时候俺做梦，还能看见爹坐在这把椅子上，叫俺去田里看看麦子长得咋样。＂
王建国拍拍弟弟的肩膀，没说话，兄弟俩相对无言，却是最深的理解。
第二天清晨，我们去了村口的小山坡上，那里是老队长的坟墓。
简单的土坟，上面种着几棵松树，郁郁葱葱。
王家兄弟俩带着我们上了三炷香，各自倒了一杯酒。
＂俺爹生前最牵挂的就是地里的收成，还有咱们这些人，＂王建国说，声音有些哽咽，＂他常说，人这辈子，不在乎活得多长，在乎活得有没有意思。能帮人一把，就是有意思。＂
王建军半蹲下来，用粗糙的手抚摸着父亲的墓碑：＂爹，你放心，地里的麦子长得好着呢，今年又是个丰收年。小军已经当爹了，你的重孙子壮实着呢，像你小时候一样，眉毛浓，眼睛亮。＂
他的话像是讲给父亲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眼泪无声地滑落，融入黄土。
郑小芹站在一旁，手里攥着一把野花，是她清晨在田埂上采的，老队长生前最爱的那种。
她轻轻地放在墓前，低声说：＂爹，您教给我的字，我都记着呢。现在俺能看报纸了，还能给村里的孩子们教唱歌。您看，俺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告别的时候，王家兄弟俩一直送到村口。
他们兄弟俩都已经不再年轻，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却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影子。
他们站在那里，就像当年的老队长一样，朴实、坚韧，带着黄土地特有的气息。
＂你们啥时候再来？＂王建军问，目光中带着期盼，＂俺和大哥都老了，腿脚不方便，去不了城里看你们了。＂
＂会来的，一定会再来。＂我们承诺道。
回城的路上，郑小芹给我们每人塞了一包自家种的干菜和一袋粘豆包。
＂路上饿了吃，＂她说，＂就像当年一样。＂
她的眼睛湿润了，却笑着说：＂老了老了，眼睛总是进沙子。＂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如今，王建国和王建军已经年近八十，他们的晚年生活，成了我们这群昔日知青永远的牵挂。
我们总是会想起那片黄土地，想起那个严厉却慈爱的老队长，想起他的两个儿子如何继承了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想起那个物质贫乏却情感丰富的年代。
在北大荒的日子里，我们曾经抱怨过苦，抱怨过累，却从未听到老队长和他的儿子们喊过一声苦。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索取，而在于付出；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珍惜所有。
这种精神，穿越时空，依然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还能找回那种纯粹的情感，那种不计回报的付出，那种艰苦中的坚韧，那种朴实中的真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