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年同志，十二年前南京那件事，你当真没机会汇报？”1955年4月3日下午三点，北京饭店走廊里，陈毅将潘汉年拉到角落，压着嗓子问出的这句话，让空气瞬间凝固。潘汉年扶了扶金丝眼镜，喉结上下滚动两下，终究什么也没说。

就在三天前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上，毛主席特别强调：“每个同志都要把历史问题讲清楚，这是对党忠诚的试金石。”此刻站在陈毅面前的潘汉年，口袋里正揣着那份迟到十二年的自白书。谁都没想到，这张薄纸片即将在政坛掀起惊涛骇浪。

要说潘汉年与汪精卫的秘密会面，得从上海滩的谍海浪涌说起。1939年深秋，黄浦江上飘着腥咸的雾气，刚接任中共情报中枢的潘汉年，正在法租界公寓里来回踱步。窗外传来报童“汪先生组建新政府”的吆喝声，他猛地掐灭烟头——必须尽快打通与76号头目李士群的联系。这个叛变过国共两党的投机分子，手里攥着日军扫荡计划的关键情报。

“潘先生胆色过人呐！”李士群在极司菲尔路55号摆开阵仗，八个腰别盒子炮的保镖分立两侧。潘汉年却径直走向茶案，端起青花盖碗呷了一口：“李主任的碧螺春，倒是比南京路上的正宗。”这种刀尖上跳舞的从容，让他在三年间获取了上百份绝密军报。可1943年春天那次南京之行，却成了缠绕他后半生的噩梦。

当时新四军急需破译日军“清乡”计划，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亲自点将。潘汉年带着两个交通员潜入南京城，原计划三小时接头变成三天追捕。李士群的秘书胡均鹤突然现身中央饭店：“主任在颐和路公馆候着。”等踏进那扇雕花铁门，等着他的却是西装革履的汪精卫。据潘汉年晚年回忆录记载，汪氏当时笑吟吟地说：“潘先生少年英才，何必跟着山沟里的队伍吃苦？”

有意思的是，这次会面竟在国民党档案里留下痕迹。1949年渡江战役前夜，毛人凤特意将这份情报塞进行李箱带往台湾。直到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正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写材料的胡均鹤，突然抖出这段秘闻。审查组在材料里划出刺眼的红杠：“潘汉年与汪逆密谈四十五分钟，疑似达成某种默契。”

其实早在延安时期，潘汉年就有机会说明真相。1945年七大闭幕当晚，毛主席特意留他喝茶：“听说重庆那边有些流言？”潘汉年攥着茶杯的手沁出汗珠，话到嘴边变成：“都是反动派造谣。”这种侥幸心理，在十年后酿成苦酒。当陈毅将他的检讨书摔在桌上时，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惨白。

4月5日清晨，公安部长罗瑞卿带着逮捕令敲开潘汉年房门。消息传到上海公安局，正在整理敌伪档案的杨帆打翻了墨水瓶，洇湿了半本审讯记录。周恩来连夜召集情报系统骨干开会，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小声嘀咕“又要搞运动了”。总理突然用指节叩响桌面：“当年顾顺章叛变都没乱阵脚，现在慌什么？天塌不下来！”

要说潘汉年案的吊诡之处，在于他确实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1931年特科重组时，这个戴着玳瑁眼镜的书生，愣是把上海滩三教九流都发展成眼线。杜月笙的管家万墨林、青帮头目杨登瀛，见到他都得尊称“小开”。就连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都感慨：“潘家小子要是我们的人，剿共何至于此！”

可历史没有如果。在秦城监狱的第八个年头，潘汉年给中央写了二十万字申诉材料。负责看守的老狱警发现，每到梅雨季节，这个消瘦的囚犯总对着南方喃喃自语。后来人们才明白，他念叨的是宜兴老宅门前的桂花树——1925年就是闻着那缕桂香，他踏上了去往广州的客轮。

1982年秋，中央纪委的平反文件抵达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管理员老张擦拭着新刻的碑文，突然想起五十年代在市公安局当文员时，有次送文件撞见潘副市长正在吃阳春面。那个把葱花挑得干干净净的斯文模样，和寻常书生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