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6战略轰炸机

战略轰炸是美国空军独立成军的核心论据。使用飞机将炸弹投向战场之外的遥远目标，代表着一种独立的进攻性使命，这成为建立一支与陆军、海军地位平等的空中力量的正当理由。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空中力量的推崇者们提出了战略轰炸理论，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二战期间美国的空中作战模式。战后，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不仅成为1947年成立的美国空军的核心组成部分，更成为冷战核威慑政策的支柱。

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崛起

1946年，为推动独立建军，陆军航空队进行重组。航空队司令卡尔·A·斯帕茨将军（Gen. Carl A. Spaatz）成立了三大作战司令部：战略空军司令部、战术空军司令部和防空司令部，这些司令部在空军独立后由其直接管辖。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美苏对抗格局的形成，战略空军司令部逐渐成为焦点——它是美国军方唯一具备投放原子弹能力与经验的机构。

然而，初期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状态堪忧，似乎难以有效执行使命。战后复员导致其人员精简至最低限度，装备也日益陈旧；加之全员跨岗位训练计划造成机组人员训练不足、士气低落。1948年柏林危机期间，这些缺陷尤为凸显：当苏联军队封锁美、法、英控制的西柏林时，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将军（Gen. Hoyt Vandenberg）紧急召回在欧洲的柯蒂斯·E·李梅将军（Gen. Curtis E. LeMay），命其接管战略空军司令部。

李梅于1948年10月上任后，立即将司令部从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迁至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附近的奥夫特空军基地。稳定后，他启动了高强度训练计划。尽管改革带来一定改善，但战略空军司令部在执行核打击任务时仍面临人员短缺和装备落后的问题，直至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促使军费增加，美国正式确立威慑战略后，这一状况才得以缓解。

在哈里·S·杜鲁门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战略空军司令部不仅成为空军规模最大的分支，更以“大规模报复”威慑政策成为国家战略核心。1953年后，美国整体军力收缩、军费预算停滞，但战略空军司令部是例外。1955年电影《战略空军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便以其为原型，吉米·斯图尔特饰演的“荷兰”霍兰中校与琼·阿利森饰演的妻子莎莉，展现了其重要地位。此时，战略空军司令部已获得作为威慑力量所需的人员与装备：二战剩余 B-29轰炸机先后被B-50和第一代全喷气式轰炸机B-47取代。首款洲际轰炸机B-36则在1955年八引擎全喷气式B-52问世前，一直是核威慑的核心。为支持这些轰炸机执行远程任务，战略空军司令部采用空中加油技术，并配备了首型加油机KC-97；至20世纪50年代末，全喷气式KC-135也加入其装备序列。

康维尔B-36轰炸机

康维尔B-36远程轰炸机以多项独特属性闻名：它是美国首款真正的洲际重型轰炸平台，也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初始威慑武器。尽管其仅10年（1949-1959年）的实际服役周期，相较于同时期诞生的U-2、SR-71和仍在服役的B-52显得短暂，但B-36是冷战初期美国空中力量的首个象征。

与U-2“龙夫人”、SR-71“黑鸟”和最终取代它的B-52“同温层堡垒”不同，庞大的B-36从未被美国空军赋予官方名称。尽管如此，如今全球许多人仍将这架巨型推进式轰炸机称为“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其命名背后的历史与飞机本身的生命周期同样引人入胜。一切始于1948年12月，康维尔公司（Consolidated Vultee Aircraft Corporation）的内部通讯《康维尔简讯》（Convairiety）宣布为新飞机举办命名比赛：

> “需为其赋予与体型和使命相称的名字，该名称应延续康维尔历史上‘解放者’‘卡特琳娜’‘科罗纳多’‘复仇’俯冲轰炸机等经典战机的优良传统。”

> 进一步要求指出：“名称应为单一词汇，非生造组合词，避免与其他陆海军飞机名称重复或混淆，优先考虑与B-36的尺寸、重量、动力、航程、宗旨和使命相关的词汇。”

根据公告，参赛时间为1949年1月5日至2月28日，评审委员会由达拉斯《沃斯堡星报》编辑阿蒙·卡特、第八航空队司令罗杰·M·雷米少将（Major General Rodger M. Ramey）和康维尔总裁拉莫特·T·科胡（Lamotte T. Cohu）组成，获奖者将获得50美元奖金及大量曝光机会。

1949年末，负责命名等事务的空军弹药委员会飞机分会（Air Force Munitions Board Aircraft Committee）虽原则上批准了比赛，但附加条款称“若有需要，委员会保留选择其他名称的权利”。为此，康维尔修改规则：“若弹药委员会选中的名称非比赛获奖者提交，该名称的提交员工也将获得50美元奖励。”

尽管比赛不限制地域，但实际研发地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参赛作品占比超95%，其余来自圣地亚哥总装厂。共收到813份提案，其中640份来自得克萨斯州，173份来自加利福尼亚州。达拉斯地区最受欢迎的提议包括“长角牛”“得克萨斯”“得州人”“守护者”；圣地亚哥地区则以“神鹰”“十字军”居多。有趣的是，60份提案（49份来自达拉斯，11份来自圣地亚哥）建议命名为“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

“和平缔造者”一词源于得克萨斯旧西部，原指威力强大的柯尔特.45口径左轮手枪，常被视为威慑象征。多数提议者认为B-36将扮演类似角色。沃斯堡工具制造商J.G.博恩（J.G. Bohn）表示：“我认为这架不可思议的飞机将如柯尔特手枪般，成为令人敬畏的武器。它在动荡年代维护和平，B-36亦将如此。”博恩与J.L.麦克丹尼尔斯、L.R.哈里斯、C.W.坎农、E.M.威尔逊和G.E.麦肯齐等人被列为联合获奖者。

原计划于1949年3月30日公布结果，但因物流问题，评审委员会直至2月最后一周才收到最终选票。结果最终在1949年4月的《康维尔简讯》上揭晓：“康维尔自豪地宣布……‘和平缔造者’赢得B-36命名比赛，该名称将提交空军弹药委员会飞机分会批准。”

遗憾的是，由于多个宗教团体的反对，空军未正式采用“和平缔造者”作为B-36的名称，决定被推迟。而如同许多被搁置的官僚事务，这架传奇轰炸机的官方命名最终淹没在历史中——至今，美国空军武器装备名录中B-36仍无官方名称。

总结

B-36虽未获得官方命名，但其作为冷战初期核威慑核心的地位不可替代。它见证了战略空军司令部从薄弱走向强盛的历程，更象征着美国在喷气时代前夜对洲际打击能力的探索。尽管服役时间短暂，但其庞大身躯与“和平缔造者”的非官方称谓，至今仍是航空史上威慑与力量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