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梅戏发源地的问题，不仅安徽老一辈的艺术家和学者们早有共识，而且国家在黄梅戏非遗的归属上也作了定论，即“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发展壮大于安徽”。可安徽尤其安庆的一些地方文人仍然心有不甘，硬是想推翻老一辈艺术家的共识和国务院做出的定论，力图独家享有黄梅戏国家非物质遗产归属权，于是掀起了一场舆论战。湖北的朋友们，为了捍卫了湖北黄梅戏的名誉权和历史正义，不得不仓促应战。在反击发声的人群当中，突然杀出了一匹黑马，他就是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大学客座研究员梅杰。梅杰凭着对家乡黄梅戏的热爱，对家乡文化遗产遭受不公待遇的忧虑，以他敏捷的思维，厚实的文字功底，写出大量研究文章，对一些不实之词进行了反击，受到了各界人士，尤其是湖北黄梅戏爱好者的赞扬。

都说黄梅戏起源于湖北黄梅，湖北黄梅到底起源了什么？青年学者梅杰的《黄梅戏源流考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同时开启了我国黄梅戏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向。把梅杰撰的文章归纳起来，显现出了他善于运用历史文献进行驳论，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鲜明特点。当一个历史事实出现了不同表述的情况下，就得运用侦探破案时用的技术，对“证据”进行剖析评判，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梅杰就是这样的。他把一系列“孤证”集中起来变成“证据群”，使分散的证据归纳成“证据链”，并将无序的证据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排序，从而显现出了黄梅戏发展的内在逻辑性。面对完全对立的证据时，梅杰则将二者的内容通过时间的先后、证据可靠性的评判、证据与环境条件的吻合等方面进行剖析，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梅杰撰写的《黄梅戏源流考辩》一书中的《黄梅戏起源的若干史料考辩》《黄梅戏剧种名称的形成与确立》《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等，就是运用这些方法进行甄别剖析的，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可信的。

该书尤为称道的是《大数据视野下的黄梅戏历史研究》一文，达九万字，汇编了历朝历代数百年的黄梅戏文献，以时间先后为序，向读者呈现了一个脉络清晰的黄梅戏历史，并对大量关键历史细节进行了考证，通过指出史料间的自相矛盾，质疑了程福香、蔡仲贤的生平年代，怀腔的形成时间，丁永泉进安庆和上海唱黄梅戏的历史影响等，令读者耳目一新。

就湖北而言，大量的历史证据证实了早在四百年前，黄梅戏就与花鼓戏、楚剧一起在鄂东系列民歌“哦呵腔”基础上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并向周边各省流传。在梅杰的书中，他披露了大量全国各地记载黄梅戏在不同地方传播、演出的历史文献。其实，还有黄梅戏代表人物代代相传的谱序为证，有历代知名戏班在不同地方演出、传艺的记载为据，更有大量在鄂东真实故事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张朝宗》《於老四》《蔡鸣凤》等大批剧目为证，以及在“哦呵腔”声腔体系影响下形成的楚剧、荆州花鼓戏、东路子花鼓戏等，都有相同声腔，如二行、三行、火攻、八板、阴司腔、花腔、彩腔，及相同的腔体组合形态为证，这将在我的《黄梅戏的发源与流变》（江西高校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书中深入展开。可以说，黄梅戏发源、形成于湖北黄梅是有理有据的。

就安徽而言，认为黄梅戏发展壮大于安徽并无错误。黄梅戏确实是通过严凤英、王少舫等一批老艺术家在20世纪50年代，借助电影《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迅速走红，使黄梅戏位列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因此，在《黄梅戏源流考辨》中，梅杰虽然指出黄梅戏发源于黄梅县，但他并没有否认黄梅戏定型于安徽，并指出安庆是湖北黄梅走向安徽合肥的桥梁，有着重要作用。梅杰只是不想让人改变历史，因此他把自己的文章集结成书，对外发布不仅有理，也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