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咱爹妈养的狗吗？咋这么怕生呢？＂弟弟的问话在我脑海里盘旋，那年春节，一只流浪狗改变了我们家的轨迹。
1992年冬天，我带着同事张根生和一条捡来的老黄狗回老家过年。
那会儿东北刚刚入冬，天寒地冻，白茫茫的雪覆盖了整个小县城。
我在县城机械厂当技术员，刚熬出点名堂，厂里发的蓝色工作服和皮夹克成了我最得意的行头。
那年厂里效益不错，年终奖发了一百八十块钱，还有两张去北京的火车票，可我心里惦记着家里那两位老人。
父母年迈，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对我这个大学生儿子既自豪又不敢亲近。
每次通电话，父亲总是寥寥几句，＂挣钱了吗＂＂身体咋样＂＂按时吃饭没＂，问完就把电话递给母亲。
母亲则絮絮叨叨地讲着村里的家长里短，讲得多了就偷偷抹眼泪，＂你爹想你呢，就是嘴上不说＂。
弟弟高中没毕业就去南方打工，说是广东有个远房表哥办厂，能给他安排个活计。
两年来，家里只收到过三四封信和两次汇款，每次都是二百块，连张照片都没有。
全家盼着他这次能回来团圆，我心里却打着鼓——怕他回不来，又怕父母失望。
临走前一天，我在厂门口发现了那条老黄狗。
瘦骨嶙峋，毛发黯淡，身上还有些伤疤，可那双眼睛却格外有神，流露出一种令人心疼的倔强。
它跟着我回宿舍，趴在门口不肯走，像是认定了主人。
我给它弄了点馒头和咸菜，它狼吞虎咽地吃完，乖乖地趴在我脚边，眼里充满了感激。
谁来晓得呢，这条不起眼的流浪狗，竟会成为我们家故事的转折点。
那天，张根生来找我，说要蹭车回老家。
张根生是东北来的，在厂里干装配工，手艺好得很，没事儿就喜欢摆弄收音机和手表，厂里同事的小电器坏了都爱找他修。
他身高马大，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口音，总爱说＂得嘞＂＂妥了＂，笑起来爽朗得像冬日里的太阳。
我俩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性子也合得来，没事就一块儿搓麻将、喝小酒，慢慢就成了知心朋友。
他家离我家就隔了三十多里地，坐同一趟长途车就能到，我自然答应了。
于是，大年二十九那天，我俩带着老黄狗踏上了回乡路。
长途车上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人，大包小包堆得到处都是，车厢里弥漫着汗味、烟味和各种食物的气味。
老黄狗趴在我脚边，安静得出奇，张根生逗它玩，它也只是摇摇尾巴，从不乱叫。
＂这狗有灵性。＂张根生啧啧称奇，＂见过不少狗，没见过这么懂事的。＂
我笑着摸摸狗头：＂可不是嘛，跟个老人似的。＂
老家的砖瓦房灰扑扑的，院子里堆满了柴禾，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土腥味。
刚一推开院门，就看见父亲站在自行车旁忙活，他穿着那件泛黄的老棉袄，头发比去年又白了几分。
＂爹！＂我喊了一声，嗓子有些发紧。
父亲抬头，眯起眼睛看了看，脸上慢慢浮现出笑容：＂回来啦？＂就这么简单的三个字，却蕴含着千言万语。
母亲从灶房里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见我带人带狗回来，脸上笑出一朵花，却忙着数落我：＂瞧你这孩子，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家里啥准备都没有。＂
那双沾满老茧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眼里的泪光在灯下闪烁。
父亲站在一旁，抽着旱烟，目光在张根生和那条老黄狗之间游移，始终没说话。
他那支老烟袋锅子用了十几年，烟嘴都磨得发亮，每次他思考事情时，都喜欢吧嗒吧嗒地抽着。
我们把行李放进屋，母亲立刻张罗着热炕、烧水、切菜，一刻不停。
屋里那台老式14寸黑白电视机还是我上大学时买的，正播着春晚彩排，声音断断续续的，可母亲说村里好多人还专门来看呢。
炕上铺着半新不旧的花被褥，枕头边上放着几本《农家致富》和《人民画报》，都是我寄回来的。
晚饭很丰盛，母亲做了我爱吃的白菜猪肉饺子，还炖了一锅鸡汤。
那鸡是早就养好的，专门留给过年时杀的，肉质鲜嫩，汤头奶白。
饭桌上，张根生讲起他从东北到这座小县城打拼的经历，说起他家那边的乡风民俗，逗得母亲直笑。
＂早些年东北可好闯，满街都是＇闯关东＇的，谁家要有个儿子在关外，那是有面子的事儿。＂张根生操着浓重的口音，＂现在不一样了，都往南边跑，广东、深圳，听说那边工资高。＂
父亲难得地接了话茬：＂可不是嘛，村里已经走了好几个小伙子，听说在那边月薪都有千八百的。＂
提起南方，我心里一紧，忍不住问道：＂咱弟弟到底啥时候能回来？＂
母亲的筷子顿了一下，摇摇头：＂说是过年回，可到现在连个信儿都没有。＂
父亲重重地把碗放下：＂那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一家人逢年过节的，也不知道回来看看。＂
他的眉头紧锁，声音里透着失望和担忧。
我和张根生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些不安。
饭后，我和张根生坐在院子里乘凉。
冬夜寒冷，星星却亮得惊人，像无数颗明亮的珍珠洒在黑色的绒布上。
远处传来劈柴的声音和断断续续的狗叫，村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家开始贴春联、放鞭炮了。
老黄狗安静地趴在我们脚边，偶尔抬头望望夜空，像是在思考什么。
我们随口聊着厂里的事，聊到那个从上海来的新工程师，聊到车间里的那台进口设备，聊到厂长的新政策。
张根生突然说：＂李铁柱，我其实不单是来蹭你家年夜饭的。＂
他顿了顿，声音有些发紧：＂我想告诉你爹娘一件事，关于你弟弟的。＂
我心头一紧：＂我弟怎么了？＂
院子里突然安静下来，连虫鸣都听不见了。
张根生的表情变得凝重：＂你弟弟李铁民在广东出事了，进了医院，欠了一屁股债。＂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这是他托人捎给我的，因为他知道咱俩是老乡。＂
他递给我那张纸条，继续说道：＂他不敢直接联系你们，怕老人受不了这个打击。＂
在煤油灯微弱的光线下，我勉强辨认出那歪歪扭扭的字迹：＂根生哥，帮我跟家里说一声，我在这边出了点事，欠了两万块钱。实在没脸回去见爹妈，等我把债还清了再回家。弟弟铁民。＂
两万块钱！
在1992年的农村，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家盖房子才花了五千多，父亲干一年农活的收入不过千把块。
我攥紧纸条，心如刀绞。
我了解我那个倔强的弟弟，他从小就要强，哪怕摔得鼻青脸肿也不肯哭一声，他宁愿自己扛，也不愿拖累家里。
记得小时候，他为了不让母亲担心，竟然把发烧烧到39度的事瞒了整整两天，直到课堂上晕倒才被发现。
＂不行，得告诉爹妈。＂我咬牙道，＂这事瞒不住的，早点说清楚，大家一起想办法。＂
张根生叹了口气：＂我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跟你一起回来。只是...老人年纪大了，你得想好怎么开口。＂
就在我们商量怎么开口时，老黄狗突然竖起耳朵，朝院门口狂吠起来。
它的叫声不像是警惕或敌意，反而充满了兴奋。
接着，院门被推开，吱呀一声，一个瘦高的身影踉踉跄跄地走了进来。
昏暗的院灯下，那人影显得格外单薄。
＂铁民？＂我一下站起来，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弟弟李铁民穿着一件褪了色的牛仔夹克和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是一双沾满尘土的旅游鞋。
他满脸疲惫，背着个破旧的帆布包，见到我们先是一愣，然后勉强笑了笑：＂哥，根生哥，你们咋在这儿？＂
老黄狗跑过去，围着铁民转圈，亲热地蹭他的裤腿，像是认识他很久的老朋友。
铁民蹲下摸了摸狗头：＂这是啥时候养的狗啊？挺亲人啊。＂
我一时哑口无言，张根生也愣在那里。
就在这时，父母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了。
灯光下，母亲的脸上写满了惊讶和喜悦：＂铁民回来了？＂她的声音带着颤抖，＂真的是铁民回来了！＂
她小跑过去，紧紧抱住了这个失联已久的儿子，眼泪顿时流了下来。
父亲站在原地，嘴唇抖动，眼睛湿润，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的手里还拿着那支旱烟袋，烟锅里的火光明明灭灭，照亮了他布满皱纹的脸。
铁民被母亲拉进屋里，我和张根生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老黄狗依然兴奋地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仿佛在庆祝这个家庭的团圆。
屋里，母亲忙不迭地烧水、拿毛巾，嘴里念叨着：＂瘦了瘦了，这孩子，都瘦得不成样子了。＂
她从柜子里翻出压箱底的点心和水果，还特意拿出珍藏的罐头，那是去年亲戚从县城带来的，一直舍不得吃。
父亲坐在炕沿上，一言不发地抽着烟，眼睛却始终没离开过铁民。
铁民有些局促地接过母亲递来的毛巾，擦了擦脸，强打着精神跟父母讲南方的见闻。
他说那边的楼房有七八层高，说街上到处是彩色的霓虹灯，说工厂里的机器能一天生产上千件衣服。
母亲听得入迷，不时发出惊叹，父亲却只是默默地点头，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当晚，炕上挤着我们四个大男人，热气腾腾。
母亲给我们铺好被褥，笑得合不拢嘴：＂多久没这么热闹了，咱家今年真是福气到了。＂
那张老炕占了屋子的大半面积，热乎乎的，上面铺着厚厚的褥子和粗布床单。
墙上贴着几张全家福，还有我和铁民的奖状，那是我们小时候得的。
父亲沉默地抽着烟，目光始终落在铁民身上，直到母亲催他：＂别抽了，早点睡吧，明天还得准备年夜饭呢。＂
他这才恋恋不舍地掐灭烟火，回自己屋休息了。
等父母回自己屋休息后，铁民翻身坐起来，声音低沉：＂哥，根生哥，你们都知道了是吧？＂
我点点头：＂你欠了两万块钱，怎么回事？＂
张根生也坐起来，关切地看着他。
铁民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他在广东的经历。
他说自己最初在一家服装厂当普工，每月工资一百八十，加上加班费能到二百多。
后来认识了一个做小生意的福建老乡，两人一拍即合，合伙开了个小加工厂，专门接外国订单的衣服。
＂刚开始挺顺利的，一个月能挣三四千，我还寄了两次钱回来。＂铁民的眼里闪烁着复杂的光芒，＂可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需要更多资金，我就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更低了：＂结果那个福建老乡卷款跑路了，留下一身债务和一堆半成品。我拼命干了大半年，还清了一部分，还差两万。＂
＂咋不早说呢？＂我心疼地拍拍他瘦削的肩膀，＂家里人不就是用来商量的吗？＂
张根生也劝道：＂铁民啊，有困难大家一起扛，何必自己受罪呢？＂
铁民倔强地摇头：＂农村出来的孩子，哪能事事靠家里？爹妈就指望我和我哥有出息，我咋能给他们添乱？我知道家里不容易，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娘的风湿病一到冬天就犯，那两万块，够他们用多久啊！＂
说着说着，他的眼眶红了：＂我本来不想回来的，想等把债还清了再说。但这两年实在是太想家了，做梦都梦见小时候在村里疯跑的样子。再一想，爹妈年纪大了，万一...万一以后见不着了，那就真后悔一辈子了。＂
我沉默良久，想起小时候我们在田埂上追逐的情景，想起离家时母亲塞给我的那包煮鸡蛋，想起父亲站在村口目送我的背影。
不管走多远，家始终是家，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割不断的。
＂明天，咱们一起跟爹妈说实话。＂我终于下定决心，＂不管怎样，咱们是一家人。＂
张根生也拍着胸脯保证：＂铁民，你放心，大家伙儿一起想办法，没啥过不去的坎。＂
铁民点点头，眼里流露出感激和一丝释然。
屋外，老黄狗趴在门口，像是守护着这个家，偶尔发出满足的呜咽声。
第二天一早，年三十，鞭炮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硝烟和喜庆的气息。
村里的大喇叭播放着欢快的歌曲，邻居家的孩子穿着新衣服，在院子里追逐嬉戏。
父亲张罗着准备杀鸡宰鹅，他穿着那件半新不旧的蓝色中山装，那是去年我从县城给他买的，他一直舍不得穿，今天特意拿出来了。
母亲在灶台前忙活，那是一个土砌的大灶，几十年如一日地温暖着这个家。
她系着一条红色的围裙，头发整整齐齐地挽在脑后，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铁民主动过去帮忙，却被父亲毫不客气地赶开：＂滚一边去，养这么大不知道孝敬爹妈，连个影子都不见，现在想起来捣乱了？＂
他的话语虽然严厉，眼里却满是心疼和关爱。
铁民脸色一白，却没有反驳。
母亲赶紧打圆场：＂孩子能回来就好，别说这些了。快去喂喂那条狗吧，昨晚它可乖了，一直守在门口。＂
老黄狗正趴在院子的角落里晒太阳，见有人过来，立刻摇着尾巴迎上去。
我看时机已到，便把张根生、铁民叫到堂屋，请父母坐下，说有要事相商。
父亲放下手里的活计，擦了擦手，与母亲并排坐在炕沿上，神情严肃。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他们布满皱纹的脸上，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也是生活的见证。
＂爹，娘，＂我深吸一口气，看了铁民一眼，＂铁民这次回来，是因为在外面遇到了困难。＂
父亲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又惹什么祸了？＂
他的语气虽然严厉，眼中却闪烁着担忧。
铁民跪在父母面前，把事情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他讲到被合伙人骗，讲到东挪西借还债，讲到夜不能寐的日子。
他讲到南方的冬天虽然不下雪，却湿冷透骨；讲到打工的日子里，他如何思念家乡的土豆焖肉和粘豆包；讲到每次看到街上的父子，他如何想起父亲教他骑自行车的情景。
铁民声音平静，目光坚定：＂我不是来伸手要钱的，我就是想看看你们，告诉你们我还活着，还想着这个家。债的事我自己会想办法，不会拖累家里的。＂
母亲早已泪流满面，伸手抚摸着铁民的头发：＂傻孩子，有啥事不能跟家里说呢？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扛着，得多难受啊。＂
她的手轻轻地抚过铁民消瘦的脸庞，心痛得说不出话来。
父亲却一言不发，站起身来，走出了屋子。
气氛一时凝固。
张根生试图缓和：＂叔叔可能需要时间消化一下...＂
话音未落，父亲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布袋。
那是一个洗得发白的老布袋，上面还绣着几朵褪色的花，那是母亲年轻时的手艺。
他把布袋重重地放在桌上：＂一万五，这是我和你娘这些年的积蓄，本来是留着给你们盖房子娶媳妇的。＂
布袋口松开，露出里面一沓沓用报纸包好的钱，有些已经泛黄，显然存了很久。
铁民惊呆了：＂爹...＂
＂拿去还债，别让人说咱李家的孩子欠债不还！＂父亲的声音里带着颤抖，眼睛红红的，＂剩下的五千，我去找你舅借。＂
＂不用了爹，＂我连忙道，＂剩下的五千我来出。我在厂里也攒了些钱，正打算买台彩电呢，不买了。＂
铁民呆呆地看着桌上的布袋，泪水夺眶而出：＂爹，娘，对不起...＂
他的肩膀抖动着，像是要把这两年所有的委屈和坚强都哭出来。
父亲别过脸去，声音却柔和了许多：＂你这孩子，就是太爱逞强。小时候摔跤了都不哭一声，现在长大了还是这臭脾气。家里人不帮你，谁帮你？＂
他走过去，罕见地拍了拍铁民的肩膀：＂你是我儿子，不管你闯多大的祸，只要你还记得回家，这个家就永远是你的避风港。＂
母亲抹着眼泪说：＂就是啊，咱家再穷，也不能穷了亲情不是？要不是你回来，这事儿谁知道要拖到啥时候，指不定你啥时候才肯开口呢。＂
就在这时，老黄狗突然从外面跑进来，打破了屋内的沉重气氛。
它欢快地围着我们转圈，好像在庆祝什么。
张根生笑道：＂这狗通人性，知道一家人和好了。＂
他揉了揉老黄狗的头，夸张地说：＂真是个好狗啊，比我那傻乎乎的大黑聪明多了。＂
铁民忽然问道：＂哥，这狗哪来的？咋不怕生呢？＂
我摸了摸老黄狗的头：＂这是我在厂门口捡的，可能是走失了，一直跟着我。我看它挺乖的，就带回来了。＂
老黄狗听到我说话，竟然像是听懂了一样，亲昵地蹭了蹭我的手。
＂挺像咱家以前那条大黄，＂母亲若有所思，＂记得不？十年前那条，总爱守在院门口等你们放学。＂
我和铁民对视一眼，同时想起了那条陪伴我们长大的老狗。
那条狗陪我们度过了无数欢乐的时光，后来因病去世了，我们哭了好几天。
铁民猛地抬头：＂真像！我还记得那狗总爱趴在我脚边睡觉，冬天睡觉的时候还会蜷在我脚下给我暖脚。＂
他蹲下身，仔细端详着老黄狗的眼睛：＂这眼神，还真有几分相似。＂
父亲盯着老黄狗看了半晌，忽然笑了：＂这狗通灵性，没准是冲着咱家来的。我这一辈子也没见过这么懂事的狗，昨晚上看家看得多尽职啊，邻家老刘家的狗往咱院子里窜，它二话不说就给赶跑了。＂
老黄狗似乎听懂了我们的对话，跑到铁民身边，亲昵地蹭着他的腿。
铁民蹲下身，摸着狗头，眼泪又流了下来：＂这傻狗，认主人也不看看长相，净认些没出息的。＂
我们都笑了，连父亲也罕见地露出了笑容。
那天，我们全家围在一起包饺子，说说笑笑。
院子里挂起了红灯笼，贴上了大红春联，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
张根生讲东北的笑话，逗得大家前仰后合；铁民说广东的见闻，描述那里的高楼大厦和热闹的夜市；连父亲也放下了一贯的严肃，偶尔插上一句，讲起村里的新鲜事。
＂你们城里人现在都赶时髦啊，咱村里也不差。＂父亲得意地说，＂村支书家里买了台彩电，村民们都去看，晚上屋里人挤人的，热闹得很。＂
母亲在一旁补充：＂可不是嘛，还有老王家的儿子，去年从城里买了台收录机，放着那个什么＇对花花＇的歌，年轻人都爱听。＂
＂是＇对话＇，娘，不是＇对花花＇。＂铁民忍俊不禁，纠正道。
母亲拍了他一下：＂管它叫啥呢，反正好听就成。＂
老黄狗在我们脚边转来转去，时不时讨要一点食物，我们谁也舍不得拒绝它。
年夜饭上，父亲破天荒地倒了四杯白酒，是珍藏的＂二锅头＂，带着浓郁的粮食香气。
他给我们每人一杯，自己也端起一杯：＂来，咱们先敬天地，再敬祖宗，最后敬这条有灵性的狗。＂
我们都愣住了，父亲从来不信这些。
他解释道：＂这狗把咱们全家人聚到一起，要是没有它，铁民的事还不知道要瞒多久，那才是真的苦啊。＂
他看了铁民一眼，话里有话：＂有些坎儿，一个人过不去，全家人一起，就没那么难了。＂
我们一饮而尽，酒液烧灼着喉咙，却带着说不出的甜味。
电视里的春晚正热闹着，小品、歌舞、杂技，一个接一个。
我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屋外是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屋内是温暖的亲情和团圆的喜悦。
那一刻，所有的烦恼和忧愁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过完年，我带着铁民和张根生回县城。
铁民要去广东还债，我决定先让他在县城待几天，陪陪他，再送他上路。
父母执意要留下老黄狗：＂留个念想，也有个伴。这院子太冷清了，有它在，生气多了。＂
老黄狗似乎也愿意留下，它趴在父母脚边，一副安家落户的模样。
临行前，父亲拉着我的手说：＂铁柱啊，记住了，咱们是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后铁民在你那边，你多照顾着点。＂
他的手粗糙有力，掌心的老茧硌得我有些疼，却让我感到无比踏实。
＂知道了，爹。＂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
母亲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村口，塞给我们一包煮鸡蛋和几个烧饼，还不忘叮嘱铁民：＂到了那边好好干，别想不开，有啥事就给家里打电话，听见没？＂
铁民点点头，眼圈又红了。
我们坐上长途车，车子缓缓启动，渐渐远离了那个小村庄。
铁民最后回头望了望那个老宅，老黄狗站在门口，似乎在告别。
他低声道：＂哥，我总觉得那狗真像咱家那条大黄，好像它回来就是为了让咱们一家团圆似的。＂
我笑着拍拍他的肩：＂缘分吧，就像你说的，它把咱们一家人的心拢到了一起。＂
后来的日子，铁民在县城扎下了根，开了个小修理铺，手艺越来越好，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他把欠款还清后，又攒钱给家里盖了新房，添置了彩电、冰箱，让父母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经常一起回家看望父母，老黄狗总是第一个迎上来，摇着尾巴，像是在欢迎游子归家。
它在我们家一住就是十几年，直到老去。
父亲说，它是通了人性的狗，能懂得亲情的可贵。
每当想起那个特别的春节，我都会感叹命运的奇妙。
一个人，一条狗，一个看似平常的夜晚，却让我们一家人重新认识了亲情的意义。
我曾问过铁民，如果那天他没回来，又会怎样？
他想了想，说：＂可能会在外头挣扎很久吧，欠债的日子太难熬了，天天提心吊胆的。再苦也得撑着，哪敢回家啊。＂
后来他告诉我，那天之所以鼓起勇气回来，是因为他在火车站看到一对父子离别的场景，突然意识到父母不会永远在那里等他。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老黄狗早已不在，父母也相继离世，但那年春节的记忆，却像烙印一样深深刻在我的心里。
有时候我会想，那条狗是不是真有灵性，它来到我们家，是不是真有什么使命？
我不知道答案，只知道，从那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试图独自扛起生活的重担，而是学会了依靠彼此，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
这大概就是那条老黄狗带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吧。
每当夜深人静，我回忆起那个特别的春节夜晚，总会在心中默默对那条早已离去的老黄狗说一声：＂谢谢你，老伙计，是你让我们明白了家的真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