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6月15日，临潭新城回民马尕西顺聚众起事。时临潭民众背负“烟亩罚款”“保甲费”“军事附加税”等十余项苛捐，1928年旱灾导致粮食绝收，国民政府未行赈济反增赋税，民间流传“交粮一斗，附捐三斗”的民谣。马尕西顺联络西道堂等新教势力，聚集回民及汉藏贫民约3000人，突袭新城县衙，击毙县长张东瀛及守城国民军80余人，缴获步枪200余支。起义军开仓放粮后，发布《讨国民军檄文》指控“冯军暴敛”，旋即控制临潭东部及卓尼部分区域，建立临时政权，设“粮草局”“裁判所”管理民政，推行免税政策，兵力扩至5000人。

然而，起义军纪律逐渐失控。6月下旬至7月初，部分队伍以“清算官吏”为名，焚烧汉族聚居的城关、扁都等村落，《临潭县志》载“汉民房屋被焚1200余间，老弱死伤无算”。此举触发汉藏联合反击：旧城士绅李镜清组建汉民团千余人，卓尼土司杨积庆派藏兵1500人，形成2000余人的地方武装，以“保卫乡土”为由，于7月中旬向新城推进。藏兵擅长山地游击，切断起义军粮道；汉民团据守隘口，以土炮轰击。起义军腹背受敌，渐次退守新城。

国民军孙连仲部为稳固西北统治，于8月派旅长张明卿率骑兵旅2000人驰援临潭。8月12日，国民军攻破新城外围据点，对归附起义的回民村落实施“清洗”：据甘肃省档案馆藏《临潭事变军事报告》，“凡头缠白巾者，不论老幼皆毙，村寨纵火无遗”。8月15日新城失陷，马尕西顺率残部800人西撤，国民军入城后纵掠三日，回民商铺300余家被洗劫，财物装车50余辆运往兰州。

清剿迅速升级为种族屠杀。张明卿部在新城、旧城周边50里推行“三光政策”，回民聚居的回回街、西关村遭血洗，《临潭县志》记“积尸盈河，洮水变色”，西门外单日处决2000余人，300年历史的西门清真寺被焚，寺内《古兰经》手抄本及宗教器物尽毁。幸存者逃亡卓尼藏区，遭头人截留财物，妇女儿童被卖为奴；2000余人西投马仲英，加入反冯武装。汉民团同步行动，李镜清发布《告汉藏同胞书》煽动仇杀，团丁所至“回民庄廓，鸡犬不留”，藏兵则趁机占据洮西草场，杨积庆向国民军谎报“剿匪功绩”，获赠“捍卫边疆”匾额，辖区扩展至临潭西部。

1929年9月，马仲英堂弟马廷贤率残部3000人自青海入临潭，以“复仇”为名行流寇之实。10月5日攻陷旧城后，纵火焚屋2000余间，屠杀平民3000余人，卓尼禅定寺藏经楼、临潭文庙藏书阁毁于一旦。幸存者回忆：“马军入城三日，街巷积尸尺许，野犬食人不避”，茶马古道重镇沦为废墟。

杨积庆联合汉民团及国民军残部反击，集藏兵8000人于冶力关设伏。10月15日，藏兵利用峡谷地形，以滚木礌石击溃马军骑兵，斩首千级。马廷贤率残部南逃四川，临行前焚掠临潭至卓尼沿途村寨，致“百里无鸡鸣，牲畜绝迹”。此役后，临潭社会彻底崩溃：12个区中9个失控，耕地荒芜80%，3000余家商铺仅存27家，人口从6.2万锐减至2.3万，回民、汉族、藏族人口分别减少39%、53%、42%，“十室九空”见于省府调查报告。

冲突期间，各方势力以军事行动重构地方权力：国民军通过“无差别清剿”削弱地方反抗，扶持汉绅组建“清乡委员会”，规定回民“藏兵器者满门抄斩”，收缴传统猎具，瓦解其自卫能力；卓尼土司杨积庆借势扩张，垄断洮西羊毛、药材贸易，年获利10万银元，公署行文直达南京，成为甘南最大地方势力；回民余部转入地下，部分加入马仲英部，1933年攻宁夏时仍以“临潭血仇”为号，另一部分在山区组建自卫队，直至1949年缴械。

汉藏武装在协同镇压中形成“联防传统”，旧城民团演变为“洮岷路保安司令部”，1943年甘南起义时仍以“防回”号召聚众。经济层面，洮商体系彻底崩塌，物物交换取代货币流通，“一斗青稞易一布”成为常态，直至1940年代仍未恢复战前水平。文化遗产损失惨重：西门清真寺重建时规模缩水三分之二，禅定寺藏经楼典籍仅存十之一二，地方宗教与商业网络遭受毁灭性打击。

冲突过程呈现清晰的暴力升级链：起义军报复性焚杀引发汉藏联合抵抗，国民军借势实施种族清洗，马家军以“复仇”为名无差别劫掠，最终形成多民族互害的恶性循环。各方军事行动均伴随系统性掠夺：国民军洗劫商铺、藏兵抢占草场、马家军焚烧村寨，本质是对匮乏资源的争夺。卓尼土司的“骑墙策略”尤为关键——其先助国民军镇压以保权威，后联汉藏击马军以扩势力，展现地方精英在中央与民众间的投机性平衡，却加剧了社会撕裂。

史料显示，冲突中正规军与民团伤亡不足2000人，平民死亡却达3.2万，占总人口52%，体现战乱对基层社会的碾压式破坏。甘肃省府1930年调查报告承认“苛政激变，处置失当”，却将责任归咎于“马仲英煽惑”，回避对赋税政策与民族矛盾的反思。这种官方叙事与民间记忆的分裂，在《洮州十八年事变歌谣》中可见：回民传唱“抗粮抗捐为活命，冯军屠村血成河”，汉藏口述史则强调“回匪烧杀，不得不反”，折射出事件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