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小子高考落榜，怎么还考上军医学校了？＂连长刘建国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一脸疑惑。
我心里也打鼓，这跟我的计划可不一样啊。
我叫林正阳，生在河北一个穷乡僻壤的小村庄，家里七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四个兄弟三个姐妹，我排行老五。
父母把我当宝贝一样护着，从小到大地里的活儿基本轮不到我干，就盼着我能考上大学，改变家里的命运。
1979年那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结果差了十几分，父母安慰我说：＂没事，咱再来一年。＂
1980年，我又复读了一年，村里人背后嘀咕着：＂林家老五又考不上，真是白吃饭！＂
可谁知道，这次我又以5分之差名落孙山，彻底心灰意冷了。
回到家，我一把火把课本全烧了，戴上老爹的草帽，跟着哥哥们下地干活去了。
那时候的村子多贫穷啊，土路两旁是低矮的房子，每天清晨，男人们扛着锄头下地，女人们忙着喂猪喂鸡。
我也融入了这平凡的生活，仿佛那个曾经有梦想的少年从未存在过。
三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地里干完活儿回来，晒得黝黑的脸上还挂着汗珠，路上碰见了我初中的徐老师。
他穿着整洁的蓝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叠发黄的讲义，看到我时愣了一下，眼里满是惋惜。
＂正阳啊，怎么变成这样了？＂徐老师上下打量着我，长叹一口气。
我尴尬地笑笑：＂考不上大学，只能回家干活了。＂
徐老师拍拍我的肩膀：＂部队在征兵，你要不考虑去当兵？你的文化底子好，说不定还能考上军校呢！＂
＂军校？我行吗？＂我有点犹豫，毕竟高考都没考上。
＂当然行！我那学生张明辉去年就在部队考上了军校，现在听说混得不错。＂徐老师信心满满地说。
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我迷茫的前路。
当天晚上，我迫不及待地跟父母商量了这事，却没想到遭到了老爹的反对。
＂当什么兵啊？家里地这么多，正缺壮劳力呢！＂老爹使劲抽着旱烟，脸上写满了不满。
＂爹，我不想一辈子种地，我想出去闯一闯。＂我第一次对老爹提出了不同意见。
一旁的母亲插话道：＂老头子，让孩子去吧，咱家七个孩子，总得让一个出去见见世面。＂
老爹沉默了半晌，终于点了点头：＂去就去吧，但别忘了你是林家的儿子！＂
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去公社武装部报了名，心里紧张又激动。
到了武装部，我才发现部长居然是我初中同桌李梦华的父亲。
李梦华是我们班的校花，乌黑的大眼睛，总是扎着马尾辫，坐在我前面。
那时候我没少偷看她写作业的样子，心里暗生情愫，却不敢表达，最多也就是递个橡皮擦，假装不经意地碰一下她的手指。
＂你是正阳啊？＂李部长仔细看了看我的申请表，＂我记得你，梦华常提起你，说你学习好，人也老实。＂
我心里一颤，没想到李梦华还记得我。
＂高中生正是部队需要的，你放心，体检政审这些我帮你安排妥当。＂李部长拍着我的肩膀说。
感谢李部长的关照，我的入伍手续办得特别顺利，村里人看我要去当兵了，态度也变了，背后的嘀咕声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羡慕的眼神。
＂林家老五有出息了，要当兵去了！＂村口的王大爷逢人就夸我。
12月9号，寒风凛冽的早晨，我穿着崭新却宽大的军装，站在征兵站等待出发。
家人都来送行，母亲眼眶红红的，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我给你缝的袜子和手帕。＂
父亲难得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儿子，好好干，别给林家丢脸。＂
正当我跟家人告别时，人群里突然冒出一个熟悉的身影——李梦华！
她比初中时更漂亮了，穿着藏青色的呢子大衣，戴着红围巾，在送行的人群中朝我挥手微笑。
我有点懵，只傻傻地笑了笑，心跳加速得厉害。
大客车发动前，李梦华挤到了我跟前：＂林正阳，我来送你。＂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这是平安符，保佑你在部队一切顺利。＂
我接过布袋，感觉手心都是汗：＂谢谢你，我会好好珍藏的。＂
＂你要写信回来啊。＂她小声说完，转身跑开了。
大客车启动时，我回头望去，李梦华已经融入了人群中，只留下那抹红围巾在风中飘动。
到了部队，新兵连的训练紧张得很，完全不像在家里那么自在。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紧接着是早操、内务整理、队列训练，下午还有体能训练和军事理论课。
。
刚开始，我跟不上节奏，半夜被紧急集合哨声惊醒，连衣服都穿反了，成了全班的笑柄。
班长王海看我手忙脚乱的样子，没好气地说：＂林正阳，你这样子别说考军校了，能不能当好兵都两说。＂
这话刺痛了我，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比别人更努力。
白天训练再累，晚上我也要抽时间复习文化课。
宿舍里住了13个人，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整齐摆在一排，空间狭小，根本没法安心看书。
我就跑到会议室去学习，有时候甚至在厕所的水泥台阶上啃书本。
指导员周海涛经常看到我这样，鼓励我说：＂小林啊，有志气！继续保持，明年考军校，我看好你！＂
新兵连的战友们知道我想考军校，都笑话我好高骛远：＂林正阳，你还是老老实实当兵吧，军校那是什么地方，是咱们能去的吗？＂
只有何志强支持我，他是我们宿舍的老大哥，高中毕业，比我大两岁，也想考军校。
晚上休息时，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谈理想，说未来。
＂老林，别管别人怎么说，咱们一起努力，明年一起考上军校！＂何志强常这么鼓励我。
听老兵说要服役满一年才能考军校，我就没参加1981年的统考，而是抓紧一切时间复习。
何志强倒是去考了，回来后兴奋地告诉我：＂我考上军区陆军学校了！＂
他把所有考试情况和复习资料都给了我：＂明年我在军区陆军学校等你！＂
何志强走后，我更加刻苦了，连长和指导员看我这么努力，还特意给我调了个通讯班长的职务，减轻了一些体力工作，让我有更多时间复习。
1982年7月的军事考试，我准备了整整一年，题型、难度我都烂熟于心。
考场上，我沉着应对，答题很顺利，心里暗暗庆幸：这下应该能考上陆军学校了。
八月的一天，我正在跟战友练习格斗，团里干部股的王干事来电话，说我考上了军区军医学校，让我去领录取通知书。
＂什么？军医学校？＂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我报的是陆军学校啊！＂
王干事在电话那头笑了：＂小林子，这是好事啊，祝贺你考上了！军医学校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你快来领吧。＂
我傻眼了，拿到那个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战友们闻讯赶来，纷纷祝贺我：＂林正阳，你小子有出息了，当军医去了！＂
我却笑不出来，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连长，我想放弃这个机会，明年再考陆军学校。＂晚上我找到刘连长，鼓起勇气表明了态度。
刘连长正在写报告，听我这么说，抬起头，摘下眼镜，表情严肃地看着我。
他点了根烟，深深吸了一口：＂林正阳，你还记得你入伍宣誓时说的话吗？＂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我低声回答。
＂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刘连长把烟灰弹在烟灰缸里，＂你想当兵就得有当兵的样子，哪能挑三拣四？＂
＂可我不想当医生啊！我想去陆军学校！＂我有点委屈，声音都提高了几分。
＂你小子糊涂了！＂刘连长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军队需要你在哪个岗位，你就该在哪个岗位建功立业。你设想一下，要是每个军人都按自己喜好挑工作，部队还能打仗吗？＂
他的话让我无言以对。
＂明天给我收拾好行李，准时去报到！＂刘连长的语气不容置疑。
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满是不甘。
战友小李看我闷闷不乐，凑过来问：＂老林，怎么了？考上军医学校不高兴啊？＂
＂我想去陆军学校，不想学医。＂我叹了口气。
＂你傻啊？军医多吃香啊！。＂
＂可我对医学一窍不通啊。＂我苦笑道。
＂谁一开始不是啥都不懂？学呗！＂小李拍拍我，＂别想那么多了，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就这样，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去了军医学校。
刚开始上课那会儿，我真是度日如年，对医学一窍不通，解剖课看到尸体还差点晕过去。
基础课学得很吃力，第一次小测验我只考了58分，差点挂科。
班主任张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军医，头发花白，眼神却很锐利。
＂小林，你是不是不喜欢学医啊？＂张教授一针见血。
我支支吾吾不敢回答，低着头看着地板。
＂抬起头来，堂堂七尺男儿，有什么不敢说的？＂张教授语气严厉却不失温和。
＂我本来想去陆军学校的。＂我终于坦白了心事。
张教授没说话，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军医和伤员的合影。
＂这是抗美援朝时期的照片，我就是其中之一。＂张教授指着照片上一个年轻的面孔，＂那时候我刚从军医学校毕业不久，就被派到了前线。＂
他的眼神变得悠远：＂我亲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又一个个被救活...那时候我才明白，治病救人是多么神圣的使命。＂
他转向我：＂我看你做外科缝合练习时很认真，手也稳，有做外科医生的潜质。你知道吗？战场上最紧缺的就是外科医生，他们是挽救战友生命的关键。＂
这番话让我心里一动。
＂小林，你好好想想，也许命运的安排自有道理。＂张教授意味深长地说。
从那天起，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选择。
慢慢地，我发现医学其实很有意思，尤其是外科手术，需要细心和胆量，正合我的性格。
为了提高实操能力，我常常留到很晚，在实验室练习缝合，有时候甚至用床单练习打结。
三年如一日的刻苦学习，我从一个对医学一窍不通的愣头青，变成了外科的尖子生，连张教授都赞叹我有天赋。
1985年毕业那年，我以为会被分配到野战医院去锻炼外科技术，结果又是一记闷棍——我被分到了青海一个偏远的师级研究所门诊部。
这地方远离城市，四周荒凉，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烈日炎炎。
研究所周围都是荒山野岭，偶尔能看到几个牧民赶着羊群经过，门诊部主要给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及家属看常见病，大病都要转去百公里外的大医院。
我的外科技术根本施展不开，心里别提多失落了。
＂头疼脑热、拉肚子，就这些活儿。＂老医生王大伟调侃道，他已经在这里干了十多年，头发都花白了，＂小林，别不服气，在这儿干几年，你也就认命了。＂
我住的宿舍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夏天闷热，冬天冰冷，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着斑驳的天花板，忍不住想起家乡，想起李梦华，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有时候我会拿出那个平安符看看，仿佛能感受到她的温暖。
部队的通信不便，我给家里写信，可常常要等上一个月才能收到回信。
父亲的字迹歪歪扭扭：＂儿子，家里一切都好，你安心工作，别惦记。＂
母亲则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梦华常来问你的情况，看得出她很挂念你。＂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暖，更加想念起家乡和李梦华来。
我不信这个邪，决定在这偏远的地方也要有所作为。
工作之余自学进修，订阅最新的医学期刊，钻研外科技术，把宿舍变成了小图书馆，书籍堆得到处都是。
门诊部里的医生们都笑我：＂小林，你这是何必呢？在这穷山沟里又用不上那些高深技术。＂
我没理会他们的嘲笑，依然坚持自己的节奏，日复一日地钻研，等待机会的到来。
1986年6月的一个下午，阳光炙热，连空气都是烫的。
我正在值班，汗水浸透了白大褂，忽然接到紧急电话：研究所一位姓陈的研究员在做实验时突发心绞痛，倒地不起！
我赶紧拎起急救箱冲了过去，心跳加速，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独立面对真正的危急情况。
实验室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陈研究员躺在地上，脸色铁青，满头大汗，身边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同事。
我蹲下来查看情况，陈研究员心律不齐，呼吸困难，情况危急！
我先给他舌下含服硝酸甘油，又静脉注射了常规药物，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可效果不明显，陈研究员的情况越来越糟，我心里直打鼓：＂完了，难道要在我手上出事？＂
就在这危急时刻，我突然想起张教授在一次课后讨论中提到的一个非常规方法。
＂给我准备肾上腺素，快！＂我对护士喊道，同时开始进行心脏复苏。
按照张教授教的特殊给药方式，我冒险一试，心里祈祷着：＂老天保佑，一定要成功啊！＂
奇迹出现了，陈研究员的心率逐渐恢复正常，呼吸也平稳了下来，血压也稳定了。
我长舒一口气，额头上的汗水滴落到地上，这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送到大医院后，医生们都说我处置及时，要是晚十分钟，后果不堪设想。
这件事在研究所传开了，大家对我刮目相看，所长还专门给我记了个三等功。
我如同打了鸡血，再也不觉得门诊部的工作没意思了。
医者仁心，救死扶伤，不在于环境多高大上，而在于你能否挽救生命，这是张教授常说的话，如今我终于真正理解了。
我开始潜心钻研适合科研人员的健康保障体系，针对他们久坐、压力大的特点，设计了一套防治方案。
门诊部的几位同事也被我的热情感染，我们一起研究，一起进步，整个门诊部的氛围焕然一新。
1988年夏天，我休了一个月探亲假，回到了阔别三年的家乡。
家里的变化不大，只是父亲的头发白了许多，母亲的背也驼了。
＂儿子，你瘦了。＂母亲心疼地摸着我的脸，眼里含着泪水。
＂部队条件艰苦吧？＂父亲递给我一支烟，语气中带着心疼。
＂还行，就是有点远，地方偏僻。＂我不想让父母担心，轻描淡写地说。
休假的第三天，我去街上买东西，竟然在百货商店门口遇到了李梦华。
她比当年送我参军时更漂亮了，穿着碎花连衣裙，长发披肩，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动人。
＂正阳！＂她惊喜地叫出我的名字，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梦华，好久不见。＂我有些拘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们找了个小茶馆，坐下来聊了好久，才知道她这些年一直默默关注着我的消息。
＂你爸没少跟我爸打听你的情况。＂她脸上飞起两朵红云，＂当年送你参军，我本想给你写信的地址，结果没勇气。＂
＂你手里还有我寄的那几封信吗？＂我问她。
她点点头，从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面整齐地放着我的几封信，每一封都保存得很好。
＂这么多年了，你还留着。＂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因为是你写的啊。＂她的眼神温柔得像水一样，直击我的心房。
回部队后，我给她写了信，她很快回了，就这样，我们书信往来，情愫渐生。
1990年，我们结婚了，李梦华毅然放弃了县城教师的工作，跟我来到了青海这偏远的研究所。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很充实。
我们住在研究所分配的两居室里，房子虽然简陋，但被李梦华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上还养了几盆花，给这荒凉的地方增添了一抹生机。
李梦华在家属学校当老师，我在门诊部工作，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刚好够过日子。
她常笑着对我说：＂你看，咱们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好歹是双职工，比起那些农村的同学，已经很不错了。＂
1992年，我们的儿子出生了，取名林小军，寓意他将来也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
儿子的降临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也让我更加珍惜这份平凡而幸福的生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研究所的科研任务越来越重要，我们门诊部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我先后创建了心脏科、外科急诊室，发表了几篇关于高原科研人员健康保障的论文，还获得了军区医疗系统的嘉奖。
年轻医生来了一批又走一批，没几个能在这条件艰苦的地方呆得住。
＂刚毕业的娃娃们，都想去大城市，大医院，谁愿意埋在这偏远的地方啊。＂王大伟叹息道，他已经退休了，但常来门诊部坐坐。
门诊部里就剩我和几个老同志坚守，李梦华也在家属学校兢兢业业地教书，默默支持着国防科研的大后方。
日子虽然平淡，但我们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
1998年，我升任了门诊部副主任，分得了一套稍微宽敞点的三居室，我们一家三口终于住得舒服了些。
2002年，儿子考上了西安的一所重点高中，李梦华不放心，就辞去了教师工作，带着儿子去了西安，我则继续留在研究所。
夫妻分居两地，相聚的时间少了，但这份牵挂和思念却让我们的感情更加深厚。
每次休假，我都会马不停蹄地赶到西安，和妻子儿子团聚，虽然短暂，但分外珍贵。
2005年那年冬天，研究所迎来了一位重要客人——陆军学院何志强教授。
他来研究所讲座，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何志强！当年就是他鼓励我考军校，如今他已是陆军学院的教授了。
讲座结束后，我们在食堂小聚，把酒言欢，回忆往昔。
何志强听说我这些年的经历，啧啧称奇：＂老林，你小子还真成了军医专家，没想到啊！＂
＂当年我还不乐意去军医学校呢，多亏了刘连长骂醒了我。＂我笑着回忆道，＂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会走什么弯路呢。＂
何志强沉默了一会，突然说：＂老林，你知道吗，那年军校竞争激烈，很多人都落选了。而你能被军医学校录取，其实是命运的眷顾。＂
＂什么意思？＂我有些疑惑。
＂这些年我在军校里天天搞理论，早就忘了当兵的初衷。＂何志强感慨道，＂而你在这里实实在在救了多少人啊！要我说，你才是真正的英雄！＂
他的话让我心头一热，二十多年前的选择，竟成了今天的福报。
2007年，儿子如愿考上了军医大学，说是受了我的影响，也想做一名军医。
看着儿子穿上军装的样子，我和李梦华眼眶湿润，多少年的坚守和付出，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
2015年，我从研究所门诊部主任、副主任医师的岗位上退休了。
回望这35年的军旅生涯，从一个不情愿的军医学员，到扎根边疆的军医专家，我经历了太多挫折与成长。
退休那天，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给我们夫妇举行了欢送仪式，大家排着队和我们握手告别，眼睛里满是不舍。
所长亲自致辞：＂林主任和李老师，你们是研究所最闪亮的两颗星。没有你们这样的无名英雄，就没有我们国防科研的今天！＂
我和李梦华紧紧握着手，眼眶湿润，多少年的青春和热血，都献给了这片热土。
年轻时的不情愿，中年时的坚守，老年时的欣慰，构成了我人生最美的画卷。
从医者到父亲，从丈夫到军人，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责任和担当的意义。
＂连长，您看，我还是当了兵的样子！＂我望着天空，仿佛又看到了刘连长那严肃而关切的眼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