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内外，再无区别：当中年国企人被推向市场

曾几何时，国企是一道坚固的围墙。里面是岁月静好，外面是风雨飘摇。那枚带着油墨香的入职通知，曾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铁饭碗”，是稳定的象征。里面的人瞧着外面市场的潮起潮落，庆幸着自己的岁月安稳。

然而，当改革的浪潮席卷而来，这道围墙开始松动、坍塌。一场场竞争上岗，像推土机一样，推平了过去论资排辈的土壤，也将一群人推向了人生新的分叉点——尤其中年国企人，惊觉过去二三十年的工作经验，此刻竟像被按下了“归零”键。

所有人都得重新落座，甚至有人面临“下车”。

一场竞聘，撕开了所有体面

老简、老易、老楚，是办公室里形影不离的“女人花”。她们四五十岁，孩子半大，把国企当成可以安心待到退休的港湾。直到那阵风声传来：要竞聘了！

一开始，大家嘴上说着“大不了拿N+1”，心里却都想留下来。流言像病毒一样在空气中传播，精确到人数，精确到“谁可能被内定”。往日和睦的同事，突然变得眼神复杂。有人开始隔墙偷听，有人四处打探消息。更残酷的是，为了争夺那个不多的“座位”，人情友谊脆弱地坍塌了。

老简是最早感到压力的。她是大姐，性情温和，兢兢业业干了快三十年。听说有潜在竞争对手放出话来，说“我更适合”，无形中给她心里压上了石头。三十年的国企经验，居然还要跟人竞争？她甚至焦虑到想找老领导托关系，结果发现，每个人都在自身难保。

老易管后勤，平时默默无闻，却有着体制内特有的敏锐。她从新闻里看到民企倒闭潮，心里就咯噔一下：外面这么难，国企还能独善其身？她早早开始为自己想后路。

老楚年纪最小，性子也烈。她算了算部门里留下的比例，发现自己“有点悬”。她评估着自己的资历，建造师、招标师证书傍身，17年35岁跳槽进国企时还有猎头联系，那时候觉得“出来也不怕”。可如今，她感觉自己就像站在悬崖边。

那四个月的等待和准备，是煎熬的。简安因为岗位的特殊性，最终有惊无险。但老楚，却发现自己无处可去，只能随便填了一个不抱希望的岗位。

竞聘发言那天，老楚意外地平静，像破罐子破摔。走出会场，有种过场走完的如释重负，却没想到，迟来的阵痛，会那么长。

“下车”的中年人：至暗时刻与二次突围

老易是那个提早给自己规划好退路的人。她没奢望留在主公司，选了个离家稍远的分公司。但通勤时间从10分钟变成了1.5小时，每天高速费20块。留在她身边的年轻同事，拿着微薄的工资，却因为“外面太难”，不敢离开，只能“等垮了再说”。

更普遍的是，当意外降临，中年国企女性往往先被家庭“接管”。丈夫们嘴上说着“大不了回家我养你”，心里却谁都知道，那不过是虚伪的安慰。毕竟，她们过去是“工作稳定、闲暇多、保障好”的那个。

男人则更多考虑机会和抱负。老简的“上班搭子”老方，主动选择去子公司后发现与理念不合，外面恰好有橄榄枝，他毫不犹豫地走了。用《亮剑》的台词来解释：“传统是一种性格…由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现任军事首长和他的理念不合。”

老楚最终还是决定“跳出来”。朋友劝她谨慎，曾经的领导甚至直接骂她“你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但孩子初三面临中考，需要接送，丈夫又在外地，她“没得选”。

决定离开后，她一头扎进了争取赔偿的战斗。作为离职潮里年纪最大、最有法律经验的，她顶着“刺头”的评价，为自己也为其他人争取到了N的赔偿。

然而，短短两个月，新工作突发变动，她再次失业。那段时间，老楚形容是“特别黑暗的心情”。曾经的底气——证书、经验，在年龄这道坎面前，似乎失去了光芒。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一个泡儿都没有”。朋友劝她，别再执着于国企了。

她去了民营企业做法务，却时时刻刻感到不安。同事和老板争执，老板直接叫人走人；部门只有她一人，裁员招聘合同络绎不绝；极度频繁的人事变动让她恐惧。

这种恐惧，将她推向了另一个战场：法考。那是一段痛苦的中年备考时光。年龄大记忆力不好，只能把内容写在手机备忘里，见缝插针地学。工作、孩子、备考，三座大山压得她焦虑、失眠，靠安眠药入睡。周末比中考的儿子还紧张，七点起床坐到桌前。

查分那天，她像点开购物网站一样点开成绩，直到反应过来“过了”，才猛地冲到儿子房间大叫“妈妈过了！”那晚，她因为兴奋再次失眠。这是中年“二次突围”后，短暂而珍贵的喜悦。

留下的中年人：座位不稳，悲喜自渡

老简是留下的那个，但座位远不如想象中舒适。原先三个岗位合并成一个，工作量激增，要一个人搭体系、管实务、带新人。新领导的风格，也让她这个老员工难以适应。

改革后的岗位没有“铁交椅”，只有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更多的是各种追责，烦不胜烦。她有一半时间都在加班，遇到项目检查更是干到深夜。即使自认态度好、追求完美，还是会被领导骂“像青蛙，戳一下跳一下”。

睡觉前梳理工作，结果更睡不着；早上上班要做思想建设，告诉自己“马上退休了，再忍忍”。曾经引以为傲的国企稳定、保障好，在洪水的冲击下风雨飘摇。神经衰弱叠加更年期，失眠、肩周炎、记忆力衰退接踵而至，身体亮起红灯，偏偏打字不受影响，“竟然还能加班”，这让她苦笑。

她有时羡慕体制内的丈夫，规律上班，有时间锻炼，甚至敢跟领导顶两句，还能调岗。丈夫的退休金也更高。经济基础似乎决定了上层建筑，丈夫仿佛要“翻身农奴把歌唱”了。

她只能靠不停地说来排解情绪，“变成怨妇了”。在车上说，睡觉前说，跟丈夫说，跟朋友说。她经常打电话给老易，一打就是两个小时。电话这头的老易偶尔也会有“心态略平衡了”的感受——原来大家都不开心。

国企里共同度过的那段时光，“女人花”曾是紧密的小团体。午间散步、群里吐槽、约饭，是她们的日常。竞聘结束，小团体也就此解散。老楚离开那天，没有人送她，昔日姐妹也没来。老简一直后悔，那天她在加班，等反应过来时，老楚已经走了。“她应该很难过。”

后来，老简和老易默契地没有打扰老楚，想给她空间；老楚觉得自己混得差，以为朋友不想再联系。曾经的“女人花”就此消沉，进入了中年人常见的“悲喜自渡”时光。

时代的重现：从改革起点，回到改革终点

直到老楚法考通过，重回国企，她在“女人花”群里冒了泡。她说自己放下了心结，觉得那些曾经天大的事，也没有什么波澜了，“轻舟已过万重山。”

三个人再聚，围炉煮茶，恍如隔世。聊了四个小时，“感觉比看心理医生还有用。”

她们都真切地相信过国企的稳定，即使经历了风波，那种相信并未完全湮灭，或者说，在大环境不好的当下，国企仍是“不得不”的选择，“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对她们这一代人（尤其是70后）来说，如今的一切，不过是时代车轮碾过的重现。老简英语专业毕业，赶上了从国家分配到双向选择的改革。出身农村，人脉有限，找工作四处碰壁，像无头苍蝇。好不容易进了家国企，干了半年，又赶上“抓大放小”改革——那是个“铁饭碗被打破”的年代，数千万国企职工下岗。

费力找到的工作没了，她去培训会计、法律，拿证，进外企临时办公室，但知道没有新项目饭碗随时不保。倦鸟思归，她又回到了这家国企，享受了几年的清闲稳定。

她们曾坐上“时代的快车”，相比现在的年轻人，的确享受过红利。但这辆车，却在中年突然把她们抛下了。

回顾几十年职业生涯，从企业改革开始，又以企业改革结束。事业从终点回到起点，感觉30多年工作像个零。老简苦笑，自己像“天选之子”，什么都赶上了，但也无可奈何，“这只是社会发展的小插曲。”她刻意遗忘很多记忆，因为老是翻旧账、对比，日子就没法过了。

马上退休了，这是老简仅有的宽慰。每天掰着手指算日子，本以为熬到头，却听闻延迟退休的“噩耗”。她气极反笑，“这是在熬鹰吗？”

2025年春天，等待她的，是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竞聘。这一次是响应深化改革的重整组合，要“瘦身健体”。通知没有温情，只有“赛马精神”。

老易觉得无所谓，还能差到哪里去？老楚有点扬眉吐气，想看过去领导的结果。唯独老简，感觉自己像匹马，伯乐不存在，不参与失去权利，参与又觉得被迫营业。

这一次，老简的真心话是：最好的结果，就是拿赔偿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