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昔日的“天朝上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
其结果就是，与一直坚持“自古以来”的当代中国人相比，彼时的政治精英们的“身段”已变得极为柔软。
比如张之洞打算与沙俄结盟，“酌量划分新疆之地以酬之”，旨在共同对付日本；谭嗣同主张出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边缘寒瘠之地”，“以偿赔款并供变法之用”，免受种种拖累云云。
除此之外，受欧洲“民族建国主义”思想的影响，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将建立“单一的汉族国家”视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于是，以“满洲（东三省）”为首的边疆地区，一度沦为了他们与列强“斡旋”的筹码。
中国同盟会成立
1）依靠“外援”的暴动
有学者考证认为，最早寻求外国援助的，正是孙中山。
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在后续的短短几个月内，清军在海陆两条战线上均遭遇惨败。为了求得停战，清廷不得不按照日本的要求，于次年3月委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之谈判。
几乎在同一时间，人在香港的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发动起义，进而占据整个广东。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亲赴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求见日本领事中川恒次郎，希望日本方面能够提供25000步枪和1000支手枪。只不过，后者在认真听取了孙中山的计划后，并未予以积极回应。
陆皓东向众人展示自己设计的旗帜
究其原因，他在4月17日致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的电文中如是解释道：
孙文（孙中山）仍时时来馆，提出务欲我国予以声援，但从来与我方并无关系，且不说内部事宜，亦不谈党员人数，又无勃兴之准备。
孙文说已制定由码头附近运入武器的计划，只要我国给予一些声援，即可充分举事。尊强盗为英雄豪杰等事，皆恰有阅读《水浒传》时的感觉。
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是极其不成熟的，自然也无法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
兴中会成员合影
2）内田良平的两段记录
1898年7月，在好友宫崎滔天的介绍下，孙中山结识了刚刚从西伯利亚“考察”归来的浪人内田良平。
根据1923年《硬石五拾年谱·内田良平自传》当中的记载，二人的首次会晤中，出现了下面的对话：
孙向余说中国不可不革命之所以，切盼日本志士援助。
余曰：中国虽有革命之必要，然在中国革命之前尚有先决之条件，曰何？日俄之开战也。日俄不战无以挫俄国东侵之势力。
而俄国东侵之势力不挫，彼即有乘革命变乱之机而侵略中国领土之虞。殷鉴不远，请观日清战争之结果，或溯而观英法联军攻陷北京之时，俄国岂非已迫使（清廷）割让乌苏里一带之土地耶？
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和家人
孙答曰：中国革命倘若成功，恢复俄国之侵地当属易事，不足为虑。更况有日中提携（可为凭恃）耶。
余深为孙之意气所感动，曰：中国革命举事倘先于日俄战事，仆即终止对俄计划以援助君。革命时机到来之前，可各从事其所志之事。孙大喜，自兹遂日夕往来。
前排中为内田良平，前排右为孙中山
后来，他在1932年发行的《皇国史谈．日本之亚细亚》一书中，不仅更为详细的介绍了这次会晤，还增加了有关“满蒙西伯利亚”地区的对话：
孙曰：即令露西亚（俄罗斯）乘革命之机，夺取中国领土，亦不足以深忧也。革命政府一旦成立，清朝政府必走满洲，以露西亚为后援维系国命。
为此，新政府不得不与日本同盟，还击露西亚。既然无论如何措置，与露西亚之冲突终亦难免，则革命之发动愈早愈有利也。本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功之晓，即令举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
吾闻此言，知孙非寻常之人，遂与之订下援助之约。
晚年的内田良平
阅读前面两段文字会发现，前者完全没有涉及所谓的“满洲问题”，但后者却提到了“至革命成功之晓，（新政府）即令举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鉴于两段记录的差异过大，因此不少学者怀疑其客观性与真实性。
不过话说回来，倘若孙中山真的许下过这样的承诺，那么内田良平支持中国革命的真实动机就十分清晰了，即“等到中国革命成功之后，与新政府共同抗击沙俄的南侵，进而从其手中索得满蒙与西伯利亚的权益。”
前排左五为内田良平
没过多久，内田良平不仅亲率数十人加入了孙中山援助菲律宾独立军的活动，还深度参与了1900年惠州起义的筹备工作。
实际上，他曾以孙中山代表的身份前往广州，与当地名士刘学询讨论了所谓的“两广独立计划”，甚至“打算以生命相赌，刺杀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人。”
只不过，伴随着惠州起义的全面失败，内田良平提前中止了支持革命党人的活动，转而将主要精力用到了“经略沙俄”的问题上面。或许在他看来，孙中山无法保证日本人能够取得“满蒙与西伯利亚的利益”。
老照片中的头山满与内田良平
3）夭折的“割地”借款
进入1905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在日华人留学生纷纷投身革命。内田良平意识到，“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他不仅主动加入同盟会，还先后发表了《东亚时务辨》《日清时务辨》等时论文章，旨在强调“日中亲善”的重要性。
左一为内田良平
1907年，庆亲王奕劻致书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伊藤博文旋即征询内田良平的意见。
内田良平认为，“自前年以来，孙文屡向我朝野人士表示，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再加上“纵令日本驱逐孙文出境，中国革命亦不能避免”。鉴于此，“我国为长远着想，压迫革命党殊不明智，故不如劝孙自动离境。”
最终，日本政府决定“规劝”孙中山出境，同时赠送路费合计七千元。另外，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主动“捐赠”一万元，供其使用。
值得玩味的是，因为赠款分配问题，同盟会内部还爆发了不大不小的“倒孙风波”，一度引发舆论哗然。
框内人士分别是孙中山、胡汉民和汪精卫（站立者），前排中间之人是章太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南方各省纷纷响应独立。12月下旬，从美国归来的孙中山，被17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值得一提的是，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孙中山曾邀请张謇担任财政总长。很快，后者给孙中山算了一笔账：
要想维持临时政府的正常运转，每年至少需要1.2亿元。但是，临时政府的收入只有4000万而已，还有8000万的巨大缺口。更为严峻的是，这个4000万也只是“名义”上的，因为里面包含着3000万关税，1000万盐税。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与幕僚合影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临时政府发行军用钞票合计100万，但因为信用不够，几乎无人买账；随后，又发行了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去了500万元。
据说，安徽都督曾派遣专使赶赴南京要钱，孙中山大笔一挥，当即批了20万元，结果专使拿着批条去财政部领款时，得到的答复是——库里只有10块大洋。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无奈之下，革命党人们只得向日本借款。
1912年1月上旬，黄兴主动致电日本政坛元老、三井公司的终身顾问井上馨，请求对方提供援助。另一位元老山县有朋得知此事后，立即指示三井公司总经理益田孝，“乘此机会，与革命党人订立密约，使满洲为日本所有”。
很快，益田孝将这一任务交予三井物产公司理事长森恪进行处理。基于筹款的需要，双方在1月下旬签订了《汉冶萍中日合办草约》。
老照片中的汉冶萍公司
需要指出的是，汉冶萍公司是近代中国综合铁矿、煤矿和炼钢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日本早就垂涎已久。根据这份草约，双方集股三千万元，中日各半，再由公司转借五百万给临时政府，作为购买武器与军火之用。
不出所料，这份草约遭到了各方人士的一致反对。尤其是主张“实业救国”的张謇，态度最为激烈。他气愤地表示，其他项目都可以和外商合资，唯独铁厂与铁矿不行。可即便如此，孙中山依然不为所动。
见多次劝阻无果，张謇愤然辞职。值得庆幸的是，在各方的巨大舆论攻势下，孙中山最终放弃了这个项目。
张謇主题绘作
几乎在同一时间，黄兴先后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上海支店长伊东米次郎、美国财团代表司戴德、德国捷成洋行等进行磋商，拟以招商局为抵押，“借款一千万元”，但均未取得成功。
见“时机”已经成熟，森恪于2月2日亲赴南京，并在与孙中山的会谈中，以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为饵，希望孙中山同意“将满洲租借给日本”。
面对日本人的这一无理要求，但深陷财政窘境的孙中山竟然答应了。
他在回复森恪的电文中表示，倘若日本政府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 “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即前首相桂太郎），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桂太郎曾前后三次出任首相一职
只不过，这份谈判很快以“不了了之”收场。究其原因，应该是与时任陆军大臣石本新六的激烈反对有关。因为在后者看来，“满洲是日本人为之抛洒珍贵鲜血之地方，理应享有一切权益，无须以金钱收买”。
鉴于南京临时政府“既无打倒袁世凯的武器，也没有资金”, 最终“不得不含泪同意南北妥协，最终让位于袁世凯”。
《走向共和》中的袁世凯
4）未“成型”的“东北军”
宫崎滔天之子宫崎龙介在《桂公与孙文的密约——满洲赠与日本》一文中指出，孙中山在1913年春访问日本时，曾亲口对桂太郎保证：“日本真正理解中国，能协力建设新中国，即使将满洲等地提供给日本也没有关系。”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了旨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很快便以失败告终，只得再度流亡日本。次年7月，他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员在东京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党章不仅规定“总理有权处理党内一切事务”，还要求党员“须对总理宣誓并按指模，绝对服从命令”，同时将党员按入党先后分为首义、协助以及普通等三种，不同级别的党员享有不同等级的政治权利。
以上种种，固然确立了孙中山的绝对权威，但也引发了一些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
黄兴不仅拒绝加入，还在一个月后远赴美国，暂时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人在法国的汪精卫更是痛心疾首地表示，“读其党纲，如读彼等死刑之宣告。彼等死矣，无可再生，不须更为之一计将来，但痛恨既往之逐臭而已。”
《走向共和》里与孙中山争吵的黄兴
1915年1月18日，日本主动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北洋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对于“满蒙问题”，日本不仅要求旅大租借期以及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经营期延长至99年，还将满蒙地区的土地商租权、所有权，经营工商业的优先权以及矿山开采权等权益尽数收入囊中。
他们甚至要求北洋政府，“在南满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二十一条》全文（缩略版）
“二十一条”的消息见诸报端之后，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在经过多轮谈判后，双方于5月签订了"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国人民的极力反对以及欧美列强的干涉下，《民四条约》并未真正落实。
对于日本而言，除旅大租借地以及南满、安奉两铁路归还期限延长外，“对于其在华地位并无实质帮助”。至此，中日关系急转直下。
《中日民四条约》签订现场
1915年8月，袁世凯指使亲信、幕僚成立“筹安会”，意图复辟帝制。12月12日，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以及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袁世凯登基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行君主立宪政体。
然而，表面支持袁世凯称帝的南方将领唐继尧、蔡锷等人在云南宣布独立并出兵北伐，一度重挫北洋军。很快，贵州、广西等省纷纷响应，日本也加入到了支持“倒袁”的活动当中。
大约在1916年初，孙中山与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上原勇作进行了密谈。前者表示，“为了立即打倒专制横暴的袁世凯，确立全体国民所支持的革命新政府，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
1916年4月，孙中山、宋庆龄等在东京召开“帝政取消一笑会”
究其原因，孙中山这样解释道：
日本人口年年增多，东北三省的辽阔原野适于开拓。日本本土资源贫乏，而满洲，则毋庸讳言，富有重要的资源，日本瞩目斯土，乃当然之国策。
对此，我等中华革命党员能予充分谅解，故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孙中山表示，“中国本土的开发，亦唯日本的工业、技术、金融力量是赖”，但也明确声明，“东北三省是中国的领土，吾等坚决维护固有的主权，虽寸土亦不容侵略”。
1917年的孙中山
在举国“反袁”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得以趁机得到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组建了一支“中华革命军”。
他计划将“中华革命军”分为四部分：
- 一设在上海，称东南军；
- 一设广州，称西南军；
- 一设陕西三原，称西北军；
- 一设山东青岛，称东北军。
不过话说回来，真正的“成军者”，只有山东青岛的“东北军”而已。
孙中山在上海法租界的书房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的经略范围，仅局限于山西、直隶、山东三省，与今天的东北三省截然不同。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整个“中华革命军”的筹备和训练，几乎都是依靠日本人来完成的。
简单地说：
- 孙中山的友人梅屋庄吉统筹负责这支军队的武器支援，同时筹建了一所“飞行训练学校”；
- 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出任军事顾问，负责协调与日本各方的联系；
- 青岛的日本驻军还利用他们控制的胶济铁路以及沿线地区的便利，协助“东北军”攻克潍县，兵锋直抵济南。
“护法运动”中的孙中山与“非常国会议员”
就在孙中山紧锣密鼓地筹划北伐事宜时，一个“坏消息”传来——袁世凯在该年6月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带有“亲日”倾向的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一职。
伴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迅速调整，这支“中华革命军”也就彻底失去了价值，最终以接受北洋政府改编了事。
5）尾声：“意外”的“好盟友”
1917年8月，人在广州的孙中山发动了旨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他本人也被推举为“军政府大元帅”。
身着戎装的孙中山
9月15日，日本社会运动家河上清造访广东军政府。孙中山对他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武器、军火和大量贷款”。他说，“这样，我们就能推进到扬子江流域，将我们的政府迁移到华中的某一战略要点，然后，向北京进军。”
孙中山还表示，“一旦完成任务，为了中国和她的邻国的完全解放，（自己）将与日本结盟，并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
1920年的孙中山
究其原因，他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当然，我们乐意将满洲保持在自己手中。但是，我们不像你们那样需要它。
我们认识到你们巨大的正在增长的人口迫切需要活动场地，中国在南方有丰富的发展余地，千万中国人民已经或正在去苏门答腊、爪哇、西里伯斯岛、婆罗洲、海峡殖民地、暹罗、缅甸等地，成为富裕者，并且每年寄回家乡几百万美元。
这样广阔的区域合法地属于亚洲，它们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比满洲更能给人以指望。
实际上，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1923年左右。根据日本陆军参谋佐佐木到一的记载，他曾对同年访问广东的日本人表示，“将来国民党实现对中国的统治的时候，必定将满洲委托给日本”。
1921年的孙中山
对于孙中山“出让满蒙与西伯利亚”的动机，内田良平在回忆录《日韩合并的追忆》中做出了这样的猜测：
实际上，革命党首领孙逸仙跟我也是同样的意见。孙逸仙说要把满洲和蒙古送给日本，实际上是他很聪明的策略。
因为万一革命成功之后，清政府逃往满洲，以此为根据地再接受来自俄国的援助，就能以无敌之势，卷土重回中国内地，这是他最害怕的。
所以，把满洲让给日本，一方面可以断了这个后患，另一方面可以换取日军对革命军的全力支援，实在是一举两得的计谋。
1923年与港大师生合影的孙中山
不过，伴随着“联俄联共”序幕的拉开，孙中山终于丢掉了“放弃满洲”的想法。
尽管苏联方面没有答应他提出的“出兵中国”以及在迪化（乌鲁木齐）和乌兰巴托建立军事基地的请求，但还是协助其先后完成了改组国民党、创立黄埔军校、协助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装支持等工作。
对于这个结果，孙中山想必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与日本人相比，苏联人的胃口显然小得多。原因很简单，后者的条件只有两个，一个是允许苏联红军在外蒙古驻军，另一个是同意“中东铁路之管理维持现状”，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