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霍邱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8月)，王之宾口述，王稼杰录音、整理，原标题《沈阳解放的前后》

正文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到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部办公室任卫立煌将军总机要秘书的。当时，我从沈阳国立东北大学毕业，一天，和几个同学到电影院去，遇见三个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位我很面熟，他就是卫立将军的族侄卫祖望上校，原来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间我们在安庆一中同过学。寒暄几句之后，他问我为什么也到沈阳来了。我简要地叙述了我们分别之后的情况，他问我“如在沈阳能找到工作愿不愿留下？”并谈到他叔处有一个中校秘书的缺，自愿代为介绍，约我次日上午八时等候电话。第二天，他果然按时来电相约，陪我见了卫立煌。我简要地讲了学历经历又填了一张履历表，于是便在总司令办公室任机要秘书。工作是负责把总部电、函及卫的私人信件拆阅摘录后送他亲阅，一般的函件则分送至各部阅处。我刚去时，办公室主任是王冠英，沈阳解放的前一个月又换了汪德昭。从一九四八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十月底，沈阳解放的前三个多月时间，我一直在卫立煌将军身边做机要工作。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锦州来电告急，继而电话中断，后获悉副总司令兼驻锦州的司令长官范汉杰被俘和廖耀湘被俘，锦州解放。不到两天，约在十月十八日，长春来电告急旋即电讯不通。在这之前的一天晚上，约夜间十二点钟以后，我已经入睡，电务室送一件特级电报给我看。我当时睡眼朦胧，只见电报上打了好多个“×”，说是副总司令兼驻长春的司令长官郑洞国躲在中央银行大楼地下室，弹尽援绝，以身殉职。我把电文送给卫总司令，他当时就在上面批：郑洞国家属住南京经纬路××号，要慰问其家属，给抚恤金三千元金圆券。第二天，我亲自将总司令批示的电报送交总务处处长，要他负责办理。此款是否汇给了郑洞国家属我不了解，此事确系我亲手所办并且很少有人知道。事后又得知郑洞国将军起义，但关于将军殉职的电文一事，我从未见有资料提及，也没听到有人说过。锦州、长春的解放，使得沈阳就成了朝不保夕的一座孤城。

十月二十九日，晚上，总部通知各部：“文件该烧的烧掉，该处理的处理掉，人员及家属准备撤离沈阳”。并说届时将派四十辆卡车运送至飞机场，机场备有四十架飞机等候运输。当时讲向哪撤，也不让向外讲。大家各自检点贵重的物品，整理简易的行装，急不可耐地等候通知，可以说是整个乱了套，但整整盼了一夜却没见来车，也没人通知到哪儿上车。

十月三十日，清晨，我因为怕在东飞机场搭不上飞机，跑到西飞机场找我一位同学，但是这位同学已经不在飞机场了，我只好又跑回来。上午，我碰见了前办公室主任王冠英少将和卫的一个老部下黄××（合肥人，中将）。他们一齐跟我说：“还不赶快走！”当时我们都是整装待发，所以三个人立即坐一辆吉普直奔东飞机场。大约在上午十一点钟左右，我们赶到机场，场上停有四架飞机。当场有卫司令一行八人，连我们三人一共十一人。总司令和我们后来的三人一一握手，并说：“你们来了，好！”这时我估计一般的人是得不到消息的。拖了好久，不知是为了等什么，却发现有包车、吉普车开来了，人也就越来越多。当时虽也有人维持秩序，叫排队，不准乱，但人人急于奔命却越来越乱，拼命朝飞机前挤。我们三人，两个是老年，我是一介书生，很快便都被挤到后边来了，朝前挪动一步已很不容易，先是扔掉行李往前挤，后来连箱子扔了，仍然挤不上去。人越来越多，越多越乱，看样子大约聚有一千多人。这时，我们远远地看到卫总司令的两个随从副官上了飞机，先拉卫上去，接着又上去五、六个人，便把梯子蹬了下来。飞机开始发动，场上更加惊慌，有的就扑向卫的飞机和另外三架没上人的飞机。在一片骚动中四架飞机同时起飞，扒飞机的人们被闪下，带倒，跌跌撞撞地摔在地上，一个个鼻青眼肿，血流满面……·就在这时，机场东北角“叭”响了一枪，又有人喊一声：“共产党来了！”场上登时轰乱骚攘，哭嚎喊叫。老幼妇孺无法相顾。坐车来的人也找不到自己的车了。我乘乱扒上一辆吉普，一只手拉住车门把手，一只手拎着我最心爱的哥伦比亚的话匣子，换了身新发的军大衣，一只脚蹲空，扒着车随之往西机场急驶。整个东机场上扔的全是行李物品，一片哭声喊声。原来人们以为另外三架没装人的飞机，因是东机场人多乱，将要在西机场停落装人，但跑到西机场一看，却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其时天夜已黑，跑去的车辆又急着往回开。我随车跑到驻守沈阳的一个军部，在这里又见到王冠英和那位姓黄的，我们一同在军部吃的晚饭，挤在一起又熬了一宿。据听说，在卫立煌将军飞离沈阳的前两三天，他夫人韩权华和十七岁的小儿子卫道然早已走了。同时，我也就没有见过办公室主任汪德昭。

十月三十一日，天刚蒙蒙亮，我们又奔向东机场，到机场天刚亮，场上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各式车辆又陆陆续续赶来，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副参谋长兼总部第一处处长宋之英，通过无线电向南京方面喊话，大意是说“总司令已经走了，还剩下我们这些人怎么办？还能不要我们了吗？”据说南京回话，先问地面上现在有没有共产党活动。宋答没有。南京方面又说：“先派飞机去侦察，如果真的没有共产党，马上派四十架飞机去接你们。”宋之英把南京方面的话转告了大家，希望大家安心等待，并宣布飞机来时，大人小孩都不准走动，不准乱跑。约在上午十二点钟光景，果然来了一架飞机，先在机场上空盘旋，见地面人群安定，才慢慢降落在离我们约-一华里的地方，喊我们派代表去谈话。又是宋之英去谈的情况，说现在沈阳秩序井然。南京来人答应：“回去后马上派四十架飞机来接。“大家很高兴，谁也不敢挪动一步，两眼盯着天空，饿着肚子在等待……一直等到晚上，没听到飞机的响声，没见到飞机的影子，人人饥难挨。王冠英和姓黄的对我说：“小鬼，你到机场外看看，有没有什么吃的，买点来填填肚子”。我临走时，他们又嘱咐：“耳朵放尖一些，听到飞机声音就赶紧赶回来。”

我跑出飞机场，天已经黑了，卖什么东西的都没有。这时，一辆吉普打我身边过，司机喊道：“王秘书，你可是想进城”？我已是饥饿难挨，也顾不上两个老头子了，便说：“好，我进城”。他拉开车门，我便跟车进城了。到了市区，天色已经黑透，我就去找一个在总部工作的姓范的同事。范是少校，和我是安徽同乡，他刚结婚不久，我当男“傧相”，一见面，他们夫妇就问我这几天到哪儿去了，我赶忙要来饭菜，填饱肚子，才讲了想搭飞机逃走没走掉的来龙去脉。晚上，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一直等到天明。

十一月一日，清展五点钟左右，我们就听到乒乒乓乓、轰轰隆隆的枪声。我担心国共双方接了火，住在二楼不安全，要到总司令部的地下室去。他们劝我不要外出，严防流弹伤了人。我坚持一定要去，冒着流弹，沿着墙边赶向总部。这时，看到国民党士兵扛着“洋面”到群众家去卖，大概是为了积攒回家的盘缠。有时后面来的士兵开枪打倒前面的兵，夺了面粉又跑去卖……我这才意识到，原来的枪声乃原溃散欲逃的士兵到仓库抢粮。我刚跑到总部，士兵们便惊问说：“你怎么还往总部来，共产党解放沈阳，非先占总部不可，你不是自投罗网吗！？”我觉得话也在理，便又跑回范家。这时枪声逐渐由疏稀到平息。我们也买十来袋“洋面”，接着我又带范夫人和另一个家属到街上往酱菜园去买咸菜。刚走一小段路，就有人说，“那边不准通过”。我想，不准群众过还能不准我过，仍继续钥前走，但是人行道上有几处架着步枪，我以为是部队换防搬家。再往前走，有一位老奶奶关照地说：“同志，那边有岗哨，不准通过”！这时我还以为自己是总司令办公室秘书，又兼全副武装，还能不准我过吗，但抬头却看是两个战士在站岗。他们问：“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总司令办公室的。”其中一个站岗的对另一人说：“他说什么？我看不象好家伙”。另一个人说：“不要叫他走！”跟我出来买酱菜的两个家属赶忙捣搞我说：“还不赶快跑吗”？我才仔细看清了两个战士身穿灰军大衣，脚穿的是带绊子布鞋，便急忙转身跑了。我路熟，转了几条巷子便撇开了他们，解放军是什么时侯进城的，沈阳是怎么解放的，我不太清楚，但我亲眼见到解放军在沈阳市区站岗，是在十一月一日上午。

原文附注：王之宾现为安徽省霍邱县政协委员，在县第二中学任教。

（请注意出版时间，勿做无聊争论！）

资料来源：

《霍邱文史资料》第二辑(198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