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有山
＂听说那孩子家里条件好，就是看不上你在山区教书。＂母亲叹气时，窗外柳絮纷飞，一如我飘忽不定的心情。
我叫杨铮，九六年春天，二十四岁，师范毕业后主动请缨到滇西北大山里的马坪小学任教。
那是个被群山环抱的苗族村落，离县城有六十多里路，山路崎岖，每周只有两趟班车。
最近的集市要走十里山路，村里通电才两年，电视机全村只有三台，还都是那种老式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播《西游记》重播时，半个村子的孩子都挤在村长家的堂屋里。
马坪小学只有一栋土木结构的教学楼，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我住在学校后面搭建的简易房里，条件艰苦得很，夏天屋顶漏雨，冬天北风灌进墙缝。
但我不后悔来这里。
九五年冬天，我师范毕业，本可以通过关系留在县城中学当个体面的物理老师。父亲已经打点好了，说是托了县教育局李科长的关系，就等着我去报到。
可我却在毕业前的支教活动中，爱上了这大山深处的宁静和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走进马坪小学的情景。一个瘦小的苗族女孩怯生生地问我：＂老师，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比起县城那些已经有了彩电、录音机的孩子，这里的孩子更需要一扇窗，一扇通向外面世界的窗。
回到县城，我婉拒了父亲的安排，执意要去马坪小学。
＂你这是何必呢？＂父亲摔了茶杯，＂我好不容易找的关系，多少人想进县中都进不去！你倒好，非往穷山沟里钻！＂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儿啊，你是不知道，那山里苦啊，你这细皮嫩肉的，怎么受得了？＂
我没有动摇。
九六年初春，我背着行囊，踏上了去马坪的路。临行前，母亲塞给我一个旧针线盒和几双她亲手缝的布鞋，说山里不好买东西，叮嘱我衣服破了自己缝补。
那段日子，除了教书，我还学会了自己做饭、洗衣、劈柴、生火。慢慢地，村里人亲切地叫我＂杨老师＂，孩子们放学后总喜欢跟在我身后，像一群快乐的小鸟。
日子虽苦，却也充实。
直到那次相亲，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
那是春分刚过，母亲从县城赶来，硬拉着我去相亲。她说是经人介绍，对方姑娘家条件不错，人也好，关键是也是读书人，能理解我。
＂你都二十四了，村里那些小伙子早娶媳妇了。你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山沟里吧？＂母亲叹息着，＂你爹托了关系，好不容易说服人家见你一面。＂
就这样，我穿着从县城借来的西装，头发用清水梳得一丝不苟，坐在县城＂新月茶馆＂的藤椅上，等待着素未谋面的李家母女。
李母是县纺织厂的中层干部，一身的干练劲，据说相中我是因为我爹在县建筑公司做科长，家世门当户对。但当她得知我自愿去山区教书时，脸色顿时变了。
＂好好的县城不待，跑到穷山沟里，以后我闺女跟你吃什么？＂她放下茶杯，语气中带着嫌弃，＂现在城里多少人下岗，找工作都难，你倒好，有工作不要，非往苦地方钻。＂
她口中的＂闺女＂叫李雯，城师大中文系毕业，在县文化馆工作，是位清秀文雅的姑娘。
那天她几乎没说话，只是安静地喝茶，眼睛却时不时瞟我一眼。她穿着淡蓝色的连衣裙，发梢微卷，给人一种温婉的感觉。
相亲进行到一半，我已经感觉到了李母的不满。她开始询问我的工资待遇、住房条件，当听说我每月工资只有两百多，住在学校的简易房，连电话都没有时，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还是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吧，年轻人。＂临别时，李母语重心长地说，像是对我放弃县城工作的批评。
分别时，我听见李母小声埋怨：＂这样的条件，不如回去让你继续和小赵处对象。这杨家的孩子是书呆子，没出息。＂
我强颜欢笑地向她们告别，心里却苦涩不已。是啊，谁愿意把女儿嫁到那穷山沟里去受苦呢？
回到马坪后，我把这事儿烂在了心里，连杜阿姨问起，我也只是笑笑说没成。
杜阿姨是学校唯一的女教师，已年过五旬，教了二十多年书。她总说我：＂小杨啊，找媳妇别急，好姑娘会看到你的好。＂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谁知一周后的周五傍晚，我背着从集市买回的粮食和菜，在半山腰的石梯上遇见一个提着行李的城里姑娘——竟是李雯。
＂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问，差点滑倒在石阶上。
她穿着一双不太合适的布鞋，裙子换成了牛仔裤，脸上因爬山而微微泛红。
＂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让你甘愿放弃县城的工作。＂她的声音清脆如山涧溪水，带着一丝调皮。
见我呆立在那里，她笑了：＂不欢迎我吗？＂
＂不、不是，＂我慌忙摇头，＂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来...这里条件很艰苦的。＂
＂我知道，所以我特意换了衣服，还买了干粮。＂她拍拍背包，＂我可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那晚我安排她住在杜阿姨家。起初杜阿姨还以为李雯是我女朋友，弄得我们俩都很尴尬。
我解释道：＂杜阿姨，这是上次相亲的姑娘，她是来...来...＂
＂来参观学校的。＂李雯自然地接过话茬，＂我在文化馆工作，想了解一下山区教育情况。＂
杜阿姨笑眯眯地点头：＂好好好，难得有城里姑娘来咱们马坪。＂
第二天是周六，按理说没课，但山里孩子家里农活多，平时上学要请假帮家里干活，所以我和杜阿姨商量，周六也上半天课，给孩子们补习功课。
李雯坐在教室后排，目睹我用浆糊和报纸为孩子们修补破旧课本。马坪的孩子家境贫寒，很多连买课本的钱都没有，我就自费买了一套，然后一页页复印在县城带回来的报纸上，再装订成册。
那天上午，正好碰上小强发烧，他额头滚烫，脸色潮红。马坪没有诊所，我赶紧背起他，往村里赵大爷家跑。赵大爷是村里的赤脚医生，退休前在公社医院干过。
李雯紧跟在我身后，一路小跑。她看着我抱着小强走进赵大爷简陋的诊室，看着赵大爷用听诊器检查，开了几包药粉。
＂没大事，就是感冒发烧。＂赵大爷拍拍小强的头，又转向我，＂杨老师，你得让孩子们多喝水啊，山里干燥。＂
回学校路上，李雯问我：＂为什么不送他去县医院？＂
＂县城太远，况且小强家里条件差，看不起。＂我叹了口气，＂这里的孩子，有个小病小痛都扛着，除非严重不能动了，才考虑去县医院。＂
到了学校，李雯跟着我和孩子们一起去山泉挑水。学校没有自来水，饮用水要从半山腰的泉眼挑回来。
我挑着两大桶，走在前面，李雯和几个女孩子跟在后面，提着小桶。山路崎岖，她走得小心翼翼，却不喊苦。
午饭是在学校的小厨房解决的。学校负担不起食堂，老师们轮流做饭。那天轮到我，我用自带的蔬菜和从集市买的肉，做了几个简单的家常菜。
李雯主动帮忙洗菜切菜，在看到厨房简陋的条件后，她没有流露出一丝嫌弃，反而显得很适应。
＂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她笑着说。
＂来这教书，什么都得学。＂我有些不好意思，＂不过做得不好，将就着吃吧。＂
＂很香啊，比我们单位食堂强多了。＂她夹了一筷子青椒炒肉，赞叹道。
午饭后，我打算送她去村口等去县城的班车。
路上，她一直在看村子里的景色，看那些坡地上的玉米，看那些低矮的苗族民居。
＂杨老师，＂村口的老樟树下，她突然问，＂你后悔来这里吗？＂
山风吹拂着她的发梢，夕阳的余晖洒在她清秀的脸庞上，我一时看得有些痴了。
回过神来，我摇摇头：＂这里的孩子们需要我。如果我不来，他们可能连小学都上不完。＂
班车来了又走，她却没上车。
＂怎么了？＂我问。
＂我想再待一天，＂她微笑着，＂明天才走。＂
我们站在村口的老樟树下，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远山，余晖染红了天边的云朵。此时的马坪村格外安静，偶尔传来几声犬吠和孩子们的笑闹声。
＂杨老师，＂她轻声说，＂我看见了你办公桌抽屉里的工资条。＂
我一愣，脸有些发热。那是上个月的工资单，两百三十元，我圈出了一百二十元，写着＂用于购买教材和文具＂。
她对我说：＂我今天跟杜阿姨聊天，她告诉我，你每个月都拿出一半工资给贫困学生买课本和文具，有时候甚至自己吃糠咽菜。＂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低头看着脚下的泥土。
＂我母亲说你傻，＂她继续说，＂但我觉得，能为理想坚守的人，才最值得敬佩。＂
夜幕降临，我点起煤油灯，李雯帮我批改作业。灯光下，她认真的侧脸格外好看。
＂这里的孩子字写得很认真。＂她翻看着作业本，微笑道。
＂是啊，他们很珍惜学习的机会。＂我说，＂有些孩子走两个小时山路来上学，从不迟到。＂
那一夜，我们聊了很多。聊理想，聊教育，聊对未来的期望。煤油灯的光晕中，她的眼睛闪闪发亮，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
第二天一早，我送她坐上了返回县城的班车。
＂谢谢你的款待，杨老师。＂车窗外，她向我挥手，＂我会记得这次经历的。＂
班车驶入山路，我站在原地，直到它消失在道路的转弯处。
两周后，我收到一封信，信中附着一张小纸条：＂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但难得遇见心中有光的人。＂署名：李雯。
我把这张小纸条夹在了课本里，每次翻开，心里总会涌起一股暖流。
时间一天天过去，马坪的春天渐渐褪去，夏日的炎热开始笼罩山村。我以为，那次短暂的相遇只是生命中的一个小插曲，很快就会被平凡的教书生活所淹没。
开学的前一天，我正在收拾教室，准备迎接新学期。窗外传来一阵喧闹，我听见村长老杨叔高声喊道：＂杨铮，县里来人了！＂
我跑出去，没想到映入眼帘的竟是李雯的身影。她站在学校门口，身边放着两个大行李箱，穿着朴素的衬衫和长裤，头发扎成了马尾。
＂县教育局批准我的支教申请了，＂她笑着说，＂从今天起，我是马坪小学的语文老师。＂
那个瞬间，阳光透过树梢洒在她的脸上，我竟有些恍惚，不知是梦是醒。
＂我...我不明白...＂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辞掉了文化馆的工作，申请了支教岗位。＂她解释道，＂我想了很久，觉得比起整天在办公室里写些无聊的报告，在这里教书更有意义。＂
周围的村民们都围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城里来的女老师。
杜阿姨笑着说：＂好啊，终于来了个年轻女老师，杨老师有伴了！＂
村民们都笑起来，我的脸顿时红得像火烧云。李雯也红了脸，但她没有回避村民们善意的调侃，反而大方地向大家问好。
就这样，李雯在马坪小学安顿下来。她住进了杜阿姨家隔壁的一间小屋，条件比我那简易房好不了多少——土墙，木板床，一个小桌子和一把椅子，仅此而已。
＂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她环顾四周，满足地说，＂至少有个窗户，能看到远山。＂
共事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备课到深夜，一起走访辍学的孩子，一起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
李雯特别有办法跟孩子们相处。她教孩子们唱歌，教他们朗诵诗歌，有时还带着全班去野外写生。在她的课上，孩子们总是特别活跃，眼睛里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
有时趁着月色，我们坐在学校屋顶上聊理想，聊未来。水泥屋顶还残留着白天的余温，夜空中繁星点点，偶尔还能看见流星划过。
＂你真的不后悔放弃县城的工作吗？＂一天晚上，我忍不住问她。
＂我大学时最爱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她微笑着，仰望星空，＂里面有句话：＇在另一些人忙着算计时，总要有人仰望星空。＇＂
她告诉我，她放弃了县文化馆的工作，母亲气得三天没理她。李母说她是＂傻丫头＂，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跑到穷山沟里＂找罪受＂。
＂我父亲倒是支持我，＂她说，＂他是老教师，理解我的选择。不过我妈到现在还在生气呢。＂
困难接踵而至。第一个月，镇上拨的教师补贴迟迟不到，我们只能靠自己带的干粮度日。
县里同学给我寄来一袋大米和一些腊肉，我和李雯省着吃。有时候，村民们会送来一些自家种的蔬菜和鸡蛋，虽然不多，但也是一份心意。
李雯坚持着，从没抱怨。她甚至比我更乐观，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屋外深呼吸，说山里的空气比县城好一百倍。
第二个月，山洪冲毁了通往县城的路，我们和全村人一起修路。
那几天，李雯和我一起扛石头、铲泥土，汗水湿透了衣背。她的手磨出了水泡，却不让我包扎，笑着说这是＂支教的勋章＂。
村民们对这个柔弱却坚强的城里姑娘刮目相看。一位苗族大婶把自己绣的围裙送给李雯，说是感谢她教自己的小孙女认字。
就在我们修完路的第三天，李母得知消息后，专门坐三轮车来接女儿回去。
她站在学校门口，看着满身泥土的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