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聊聊关于美国的游说制度，一直以来美国游说制度都被视为资本操控美国政府的方式。那么这个游说制度究竟是如何运转的呢？
游说制度在西方也被称为倡导，即通过合法途径直接影响立法者或政府官员。
举个案例，美国政府想要推动药品降价，于是美国制药行业便会雇佣一些学者，整出一些类似于关于政府插手定价可能会导致市场崩溃、影响制药行业发展的报告言论，再寻找负责此事官员的朋友、同学、前同事，让这些人去劝说负责此事的官员。再找国会里的一些议员，让其提交一份法案，从制度上禁止政府干扰药品定价。最后通过游说团队，逐一说服能够参与投票表决的议员。
而这就是一个著名的美国游说案例，美国制药行业通过美国制药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成功游说美国国会通过《医疗保险处方药、改进和现代化法案》（Medicare Modernization Act），该法案禁止联邦政府与制药公司直接谈判药品价格，以保护行业利润。
华盛顿特区19街的 K 街西北，是华盛顿市中心高调的“ K 街说客”和律师事务所办公楼迷宫的一部分
通常来说，游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内部游说、另一种是外部游说。
内部游说，也被称为直接游说，就是由游说者直接联系立法者及其助手。
比如说，美国农业部提议改善学校午餐的营养标准，减少土豆和盐的摄入，增加新鲜蔬菜以应对儿童肥胖问题。
这个时候，饮料公司和罐装食品公司就通过游说团体直接找到美国农业部负责此事的官员，劝说其改变想法。
而外部游说也被称为间接游说或草根游说，简单来说，就是动员决策圈外的公民间接影响政府决策。例如通过资助学者研究政府某某法案会产生不良影响，某某行为会刺激行业进步。通过记者、新闻撰稿人发表关于某某事件的评论。
比如说，美国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长期执行副总裁便提出“The only thing that stops a bad guy with a gun is a good guy with a gun。”（唯一能阻止持枪坏人的是持枪的好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游说制度其实就是通过合法的游说团体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表面来看，美国政客们似乎并没有收受贿赂，政客和资本之间没有直接的货币交易。
事实上，利益的交换并不在政客和资本之间，这是个系统性的利益交换。
1891 年的一幅关于游说美国议员的讽刺漫画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政客都是由选举产生的，而选举便需要竞选资金。直接付钱给政客是行贿，但付钱给政客的竞选基金是合法的。
而竞选基金的充裕往往能让政客连任或更进一步。
这就意味着，政客为企业办多少事、为多少企业办事，决定了政客自身的政治前途长远与否。
同时，这些政客竞选成功后担任议员，议员则可以从政府处领取工资。
美国一些小城市的议员年薪为 6 万美元，大城市的议员能达到 22 万美元，州议员大多在 13 万美元左右，国会议员是 17 万美元。
而议员通常会有换届，这就要求议员必须时刻为自己的竞选和连任筹集竞选资金。
根据美国自己的研究，1976 年，竞选众议院席位的平均成本为 86,000 美元，到了 2006 年，竞选众议院席位的成本上升到了 130 万美元，而竞选参议院的平均成本更是达到 880 万美金。
也就是说，想要拿到联邦政府的高薪收入，就必须准备巨额的竞选资金。
同时，议员的确不能直接拿钱，但美国是个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
股市、债市、保险、信托等等，真要给钱，资本有的是间接手段。
并且与资本保持良好关系是后续卸任之后的主要工作来源，这在美国被称为旋转门。
也就是在任的时候，通过政府决策满足资本的要求，当其竞选失败之后或任期达到州法律规定任期限制后卸任时，可以进入资本建立的各种游说团体任职。
所以说，美国政客并非没有利益交换，只不过这种利益交换早已进行了合法化，通过立法规范游说制度，从而实现利益的间接交换，这让美国资本可以更公开、更方便地操控政府决策，同时也免除了政客帮忙办事的政治风险。
人脉很重要：国会议员汤姆·佩里洛 与说客希瑟·波德斯塔 出席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的就职典礼。
通常来说，公开的游说资金主要有 4 种流向：
1、游说公司与专业游说者，就是美国一些人脉广的人物，能直接或间接认识目标游说对象，比如说，针对农业部的官员，那么游说者便有可能是农业部的前官员、前同事、同学、亲友、朋友等等。既然在任的官员不能收钱，但官员的亲朋好友有无数可以合法收钱办事的方式。
2、政治捐款与竞选支持，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超级 PACs 或直接捐款，或者收买一些非政府内的社会名流为政客筹款活动提供支持等等，这些资金将会通过竞选系统合法地转化为政客的政治资本。
3、行业协会与智库，通过捐款、资助等形式，让行业协会或智库发布有利于企业的报告、研讨会，塑造公众和官员认知，向官员提供政策建议和立法建议。
4、直接接触与活动开支，比如说为定制专门的会议，邀请官员来开会、演讲，并顺带进行合法旅游等等。
而更隐蔽的流向大致有：
1、许诺职位：比如向游说对象的亲朋好友提供职位、捐款给某一协会，指定其离任后可以担任的未来职位，据统计 50%的离职国会议员会进入此前游说方的相关行业。例如，波音 2003 年加油机丑闻中，前空军官员达琳·德鲁扬被曝收受未来职位承诺。
2、影子游说：以咨询费的名义进行游说，很多前国会议员可以担任企业或临时顾问，可以不披露客户和费用。根据 LDA 规定，若游说活动占工作时间不到 20%，无需注册。
3、非法行贿：通过外国实体或空壳公司为其提供更隐蔽的海外不记名账户；通过非法洗钱行为，将其转化为政客的合法收入；金融消息，通过股市操盘，让政客提前买入股票或债券，录为合法收入；
4、关联交易：通过政客自己或家族的产业正常的商业活动进行利益输送。
一个简单的逻辑在于，游说是要花钱的，资本掏钱不可能是单纯的慈善行为，无非是多拐几道弯而已。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合法游说便已经足够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一些隐蔽的利益交换往往只有在有竞争对手时才会偶尔使用，而政客也可以在多个企业之间左右逢源获得更大的利益。
换而言之，美国合法的游说使得很多行贿行为可以拿到台面上肆无忌惮的进行，这种游说行为本身也是政客们自己为了获取利益制定的一种游戏规则，免除了政客们的收受贿赂的风险。
在美国，普通人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资产中位数为 9.73 万美元，而美国众议院议员不包括房产的资产中位数为 89.6 万美元，参议院的中位数为 176 万美元。2020 年，美国国会超过一半的议员是为百万富豪。
随机举个案例：美国国会议员佩洛西，1987 年首次担任众议员，此时其个人未有显著收入，其丈夫为小型房地产开发商，没有任何股票投资记录，家庭总资产为 500 万美元左右。而到了 2023 年，其家庭资产大约为 2.68 亿美元，持有接近 8000 万美元的股票和债券。36 年的从政生涯，资产增长了 53 倍，平均每年增长 1.12 倍。而股神巴菲特的年化收益率也不过 20%，这位美国议员的资产收益率几乎是巴菲特的 6 倍。
而这就是美国政客，与之相对的是，美国企业通过游说间接操控着政府决策行为。
比如说：
- 美国铁路公司通过游说获得联邦政府的土地和补贴，用于建设横贯大陆的铁路。
- 沙特花费 1800 万美元雇佣游说者，维护其在也门战争中的形象，并推动武器销售。
- 波音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和五角大楼，以确保获得巨额国防合同。
- 亚马逊花费 1020 万美元游说，反对在线销售税并影响数据保护规则。
- 谷歌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软化政府反垄断监管。
- 油气行业累计支出超过 20 亿美元，反对环保法规并争取化石燃料补贴。
- 2010 年，摩根大通花费 330 万美元，美国银行协会花费 460 万美元，游说削弱《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严格条款。
而特斯塔通过游说从美国政府处获得了直接或间接超过百亿美元扶持。而根据公开信息显示，特斯拉创立至今，累计营收超过四千亿美元，而缴纳的联邦所得税可能低于 10 亿美元，并且绝大多数年份里，特斯拉都是零纳税。
在如何游说美国政府方面，马斯克可能是个天才选手，通过许诺投资和创造就业岗位，让美国地方政府上杆子巴结：德克萨斯州担心 SpaceX 会被其他州抢走，因此向马斯克提供了超过 2000 万美元的奖励和 10 年的财产税减免；纽约州以每年 1 美元的价格把 120 万平方英尺的土地租给了特斯拉；
当然，美国其他资本也有样学样，例如 2017 年，亚马逊就以第二总部所在地的名义，让 238 个城市和州提交经济激励措施的提案，其中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被选中，因为该州县愿意向亚马逊支付 7.5 亿美元和 2300 万美元的补贴和补助金。
可以说，游说制度是美国政府逐年扩大的财政预算的最大根源。
美国每年近 7 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至少有 2 万亿美元会通过联邦合同的形式流入美国各大企业，名义五花八门，简单点的如采购美国军工企业的商品。复杂点的如社保、医保、医疗补助，通过维持药品和医疗服务的高价，从美国政府手里赚取巨额利润。
而相对应的是美国资本每年 50 亿美金的游说支出。
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循环体系，民众纳税，政府收税，企业游说，外包合同，提供就业。
美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都是依赖于美国政府的补贴生存和外包合同生存。
2001 年，洛克希德·马丁击败波音，获得了 F-35 战斗机合同，此后每年都会花费 1600 万美元用于游说和竞选捐款，以推动 F-35 项目的资金支持和合同续签。
2011 年，波音公司花费 330 万美元游说资金，击败欧洲空客，获得 350 亿美元的加油机合同。
2018 年，微软花费 940 万美元游说资金，获得了 100 亿美元的 JEDI 云计算合同。
2020 年，辉瑞花费 1100 万美元游说资金，获得 19.5 亿美元的疫苗合同。
2021 年，AT&T 花费约 1200 万美元游说资金，获得了 4.28 亿美元的 FCC“农村数字机会基金”合同。
2023 年，通用动力花费约 1200 万美元游说资金，获得了 100 亿美元的潜艇合同。
根据 Bloomberg News 估算，美国企业每投入 1 美元游说费用，公司可以获得约 2517 美元的合同收入。所以说，在美国最好的生意便是做美国政府的生意，只有舍得在游说上花钱，就能拿到美国政府的合同。
上面的案例大多数都是大企业的巨额游说，而美国小镇上同样有着类似的生态圈。地方政府每年同样以外包合同的形式支出大笔资金，许多小型企业一样可以凭借小规模的游说获得地方政府的合同。
这就导致了美国从上到下抵制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建立就意味着政府预算将会通过体制来落地，而非政府合同，这就意味着私营企业必须参与完全的市场竞争，利润率便会降低。没错，因为国企进入市场会更倾向于0利润运作，以低价满足最多人的需求，反而能刺激私营企业创新。
而每多一个国有企业都意味着美国资本会损失一种稳定的政府合同。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定要坚持自由市场、阻止政府建立国有企业的根本原因。
而美国联邦政府这种名义上可以通过收税、掌握着巨额财富的组织，其实就是美国资本最喜欢的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