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214年）夏，雒城外的落凤坡上，庞统身中流矢，鲜血染红了他的“凤雏”羽扇。

这位与诸葛亮齐名的谋士，为何会如普通士卒般战死前线？

“统率众攻城，为流矢所中，卒。”《三国志》

这看似偶然的阵亡背后，实则是刘备“又当又立”的性格缺陷引发的连锁反应。

庞统之死，恰是刘备亲手点燃的导火索。

作为军师中郎将，其职责是“运筹帷幄，非冲锋陷阵”；

雒城攻坚战正值焦灼，庞统却选择从狭窄的“山北狭道”进军，违背兵法常理；

出征前庞统坐骑“的卢”突然失蹄，其笑言“今日恐不利”，似有赴死之志。

庞统用生命揭示的真相是刘备的性格——既要仁义之名，又欲实利之果。

这种矛盾在两次关键抉择中暴露无遗：

兴平元年（194年），陶谦三让徐州，刘备的推拒表演：

初辞曰：“袁公路近在寿春，四世五公，海内所归”；

再辞曰：“徐州殷富，备德薄能鲜，恐不堪任”；

直至“徐州吏民拥门哭请”，方“不得已领州事”。

这种“被动接受”的模式，虽赚得“仁义”美名，却也导致徐州士族离心。

当吕布偷袭时，陈珪闭门，陈群观望，最终痛失基业。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诸葛亮力主夺取襄阳：

“今拥兵过万，据襄阳坚城，北拒曹操，东联孙权，大事可成。”

刘备却以“吾不忍夺同宗基业”为由，携民渡江逃亡。

此举虽成就“仁义之师”的神话，却险些在当阳被虎豹骑全歼。

统曰：“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备遂行。《三国志•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庞统说：“如今是一个注重变通与谋略的时代，并非固执己见便能成就大事。兼并弱小、攻取昏庸之举，本就是春秋五霸所为。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夺取，再依循常理好好守护，推行仁政，以道义回馈天下。待局势稳定后，给予原主优厚待遇，这又何妨于信义？今日若不取，便会错失先机。”刘备这才下定决心入蜀。

直指刘备“既要兴汉大义，又拘泥道德小节”的战略困境。

建安十六年（211年），刘备与刘璋的涪城会盟，本可成为三国史的转折点：

“璋敕关戍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三国志·先主传》

法正、张松已控制成都防务，

庞统献计“于会所袭璋”，法正安排甲士“伏于壁后”；

刘璋仅带弱旅三万，而刘备

“备并军三万余人，车甲、器械、资货甚盛。”《资治通鉴》

然而刘备再次以“初入他国，恩信未著，此不可也。”为由拒绝。

仁义的面具，终将成为勒死蜀汉的绞索。

庞统亲赴前线的疯狂举动，实为与时间赛跑。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平定马超，随时可能南下汉中；

孙权屡次索要荆州，“已遣吕蒙袭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刘璋“性宽柔无威略”，导致“士民饥困，群盗蜂起”

庞统劝说刘备：“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若权据汉中，据河守险，则益州非复将军有也！”

这种焦灼，在刘备“吾犹不忍”的犹豫中化为泡影。

当刘备以“山路险远”为由放缓攻势时，庞统选择以身为饵，强攻雒城。

这是谋士对主公的最后谏言。

从涪城到雒城，刘备耗费三年才入主成都，而曹操仅用一年平定汉中。

庞统死后，法正独木难支，诸葛亮不得不离开荆州入川。

当刘备最终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称汉中王时，汉献帝尚在许昌。

《典略》讽刺：

“备之仁义，伪也。若真忠汉室，何不东向讨贼？”

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哀叹：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这份阵亡名单的起点，正是庞统陨落的落凤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