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绍军
发生在北宋熙宁元年——也就是宋神宗当皇帝的第一年（1068年）的登州阿云案，原本是一个不大的案件，但搅动朝野，致使皇帝宋神宗和司马光、王安石、文彦博、许遵等重要人物以及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中书省、枢密院、翰林院等诸多中央机构衙门都参与其中，在一年多内“廷论纷然”“反覆论难，久之不决”，成为北宋时期的第一大案，同时也成为古代法理学的典型案例。那么，到底这是一桩怎样的案件呢？司马光在这个案件审判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一、登州阿云案案由
“登州阿云案”中所说的登州就是现在的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叫阿云，她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十三岁时又不幸遭遇母丧。这使得阿云无依无靠，茕茕孑立，家徒四壁，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孤儿。阿云有一个叔父，按道理，少年阿云应该由叔父抚养长大，但是她的叔父不愿承担抚养任务，于是就做主把她嫁给一个姓韦的光棍汉为妻。这时的阿云还在服丧期间，同时那个姓韦的光棍汉相貌丑陋，阿云嫌其貌丑，不愿成婚，于是便持刀在夜间走进韦氏家中，乘韦氏熟睡之机想要杀死韦氏。结果韦氏虽然多处受伤但姓名无忧，只被砍掉了一个手指头。《宋史》的记载是：“伺其寝田舍，怀刀斫之，十余创，不能杀，断其一指。”此时阿云非常恐惧，落荒逃走。
案件发生后，县中捕快很快就抓捕了阿云，在行刑拷问之前，阿云便自首认罪，对自己所作所为供认不讳。《宋史》原文记载说：“吏求盗弗得，疑云所为，执而诘之，欲加讯掠，乃吐实。”
依据上述案情可以看出，登州阿云案其实是一个杀人未遂的刑事案件，同时犯罪者有着主动自首的表现。
二、登州阿云案审判与复核过程
阿云被捕认罪后，知县依据大宋旧律，判处阿云死刑。知县对阿云犯罪行为的认定是“谋杀亲夫”，大宋律法规定谋杀亲夫属于十恶不赦之罪，是要判死刑的。阿云被判死刑后，便进入逐级上报和复核的程序，最终由审刑院和大理寺核准批复执行。
登州阿云案发生时，许遵正处在登州知州的任上。《宋史》载，许遵是一个“累典刑狱，强敏明恕”，精通律法，性格还宽厚的人物。当阿云案报到州府时，许遵对判决阿云死刑的报请提出了异议。他认为阿云不能算作谋杀亲夫，因为这时候阿云正在为母守丧，按律法规定是不能结婚的，又是被叔父逼婚，因此婚约并不合法，所以许遵的意见是“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另外，阿云持刀杀人并未致死，只能算作“伤人”，罪不至死，不应该以死刑论处。实际上，许遵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既合法理，又合人情。
于是，登州阿云案的卷宗附加许遵的意见后上报京师，呈送审刑院与大理寺批复。结果，审刑院与大理寺给出的批复意见是：“违律为婚，谋杀亲夫”。也就是说，阿云不仅谋杀亲夫，而且是在服丧期间违律成就婚姻，应该罪加一等。审刑院与大理寺的批复文书下达后，许遵愤然再次上书，对全国最高司法、执法机关对登州阿云案批复提出了反对意见。许遵提出的看法是：“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以按问欲举，乞减死。”意思是说，阿云姑娘刚被审问就坦白认罪，应该算作是自首，我求各位大人高抬贵手，放她一条生路。
许遵的辩驳意见是有根据的，其根据就是宋神宗继位之初所颁布的一条敕令，曰“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意思是说，犯人在用刑前就坦白的，减罪二等。
在许遵的一再坚持下，朝廷只好将这个案件移交到刑部审核，结果刑部的审核是“维持原判”。这样一来，阿云判为死刑便成了板上钉钉的事了。
宋神宗画像
三、司马光出场，阿云案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
正当许遵一筹莫展、阿云被处死刑的结局不可逆转时，不料想事情却出现了转机。在此关键时刻，登州知州许遵土人被提拔到京师为大理寺卿，于是便有了对阿云案更大的话语权。
许遵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对阿云案进行复核，其理由是认为“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许遵的意思是说：刑部的判决不公道，阿云符合皇帝敕令免除死罪的条款，现在若背弃皇帝敕令不用，一切都按照旧的律例杀人，这就会杜绝罪犯主动自首的路径。最后，许遵将阿云的死刑改为有期徒刑。可是御史台又对许遵发难了，他们出面向朝廷弹劾许遵的行为是“枉法”。这样一来，御史台和大理寺又闹了起来，双方相持不下，难解难分，弄得神宗皇帝也非常头疼，只好“请下两制议”，即是把案子发给了翰林学士们讨论。所谓“两制”，就是内制翰林学士承旨和外制翰林学士知制诰。“两制议”是宋代的一项独特的审议机制，朝廷遇到疑难案件或争议大的政治问题，就召集内制的翰林学士与外制的知制诰一起讨论决定。翰林学士里有两位非常有名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司马光，一个是王安石。于是，司马光便在阿云案中闪亮登场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当时都是名动朝野、深受朝廷器重的人物，可是他们两个的政治路线则完全相左。当时，北宋立国已经百有余年，在经历一段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之后，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已经尖锐地表现出来，冗官、冗兵、冗费使王朝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包袱和经济负担，北方强敌环伺，国家积贫积弱，表面上歌舞升平，实际上已经危机重重。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变法图强政治主张，先是出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由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后是出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由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但是，这两次政治变革均因保守派的强力抵制而归于失败。在“熙宁变法”之初，宋神宗为了鼎新政治，下达了一道敕令，对原有法典条文进行了一些变更。按照皇帝敕令要求，阿云应判有期徒刑而不是死刑。但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不同意皇帝用敕令来变更原有大宋律典，主张墨守成法，坚决反对变革祖宗法度；而王安石等改新派则主张因时制宜，鼎新政治，支持皇帝敕令，坚决实行变法。登州阿云案发生后，阿云是否判决死刑，则正好成为是墨守成规还是变法改新的一个标志，所以，原本一个普通的案件，便演变成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一个满朝瞩目的政治案件。
案件下达两制审议后司马光和王安石表达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司马光认为皇帝也不能用敕令来抵牾律典，坚决站在刑部的立场上，主张判决阿云死刑；王安石则极力支持许遵，主张以据皇帝敕令进行判决，坚决反对判阿云为死刑。司马光的依据来自《宋刑统》的条例：杀人时，“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所以阿云不能自首，自首也无效。王安石的依据来自熙宁元年七月宋神宗签发的一道诏令：“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当然许遵的断案也是依据此条。双方争论不休，持久不决。
王安石画像
司马光与王安石为此案争论得不可开交，宋神宗只得把二人的意见又提交给其他翰林学士讨论，结果王安石的意见被接受。但是保守派一方却不依不饶，集体上书要求再议。宋神宗没有办法，只好让王安石与法官集体讨论，王安石与众人争论很久，又“与唐介等数人争议于帝前”。唐介此时已经是参知政事，由于他的介入，参与争论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吕诲又上书“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事情越闹越大。中书省陈升之、韩绛支持王安石，但枢密院文彦博、吕公弼则支持司马光。两派互不相让，为此案就争论了一年多的时间。
许遵画像
四、登州阿云案的最后结局
旷日持久的争论把神宗皇帝弄得不胜其烦，但他的态度是支持王安石的，于是朝纲独断，下旨轻判阿云。结果双方都不满意，司马光觉得皇帝敕令抵牾法律，王安石也觉得此案本可以用法律来解决，不应通过一道敕令来简单解决问题。但是，这时候王安石的变法已经开始，支持处死阿云的司马光等人因为反对变法而被一个个赶出朝廷，皇帝让司马光带着一帮人到洛阳专门编修《资治通鉴》去了，所以阿云案最后按照王安石、许遵的意见判处有期徒刑，旷日持久的登州阿云案之争暂时平息。后来，阿云遇到朝廷大赦天下的机会获得了自由，并且回家结婚生子。
各位看官，其实这并不是阿云案的最后结局。十六年后，在保守派的强力反对下，王安石变法最终归于失败。接着，王安石与宋神宗相继去世，司马光回朝担任宰相。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将王安石变法各项条款全部废除，一点不留，连同当年的登州阿云案也被扯了出来重新翻案！有野史记载，司马光不仅否定了神宗皇帝、王安石和许遵对阿云案的判决，而且还再次将阿云判为死刑杀之。根据司马光等保守势力上台后全部废除新法的表现，这种记载当属可信。这，才是登州阿云案的最后结局！
在整个登州阿云案审理的过程中，参与审理的司马光和王安石一帮人与阿云既非亲非故，也无冤无仇，可是相关人等为什么会有如此关切的表现呢？尤其是司马光等人，为什么非要置阿云这样一个不幸的、只有十几岁的女孩于死地呢？是政治！在特殊时期和特殊背景下，阿云案正好成了新旧两党进行政治斗争的焦点，而少年阿云也就成了保守派与革新派斗争的牺牲品。时过千年，每每想到登州阿云案的审判过程和结果，不禁总让人到抽一口凉气！我知道，鄙人没有资格去随意贬损司马光这样的先哲，这样的圣人，但是一想到他在阿云案中的表现，那个充满少年智慧的、砸破大缸救伙伴的、光鲜亮丽的神童形象立刻灰暗了一些，那个忠直刚正、温良谦恭、待人以诚、编著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大历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的高大形象也稍许低矮了一些，这大概应归咎于政治眼光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吧！从对阿云案的判决和上台后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的表现来看，司马光虽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儒家，但他算不上一个成熟的、有远大政治目光的政治家。
战国时代，历史给了不少诸侯国振兴和强大的机会，比如楚国、魏国、赵国、韩国齐国等国，都曾实施过政治、军事或经济方面的变革，但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国君意志不坚，致使变革中途流产，只有秦国能够将变法贯彻到底，使国力一步步强大，最终统一了天下。同样，历史也给了北宋王朝强大与振兴的机会，如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但是因为守旧势力的百般阻挠和皇帝的意志不坚而归于失败，最终积贫积弱，导致了北宋的灭亡。往事已往矣，但今人不可不深思其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