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友，有困难吗？＂
这话一出口，我就愣住了。
眼前这个黝黑精瘦的男人，顶着满头汗珠，站在我病床前。
七年没见，魏建军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我却一眼认出来了。
他还是那副倔强的样子，只是眼角多了几道细纹，像是被新疆的风沙刻上去的。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八年前，我和魏建军在新疆某边防连队相识。
那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戈壁滩上的风沙往往能把人的皮肤刮得生疼。
白天太阳烤得人喘不过气，晚上寒气又冻得人直打哆嗦。
我俩被分在一个班，住一个通铺，吃一个锅里的饭。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拉练五公里，然后是没完没了的训练和站岗。
魏建军是个实诚人，不多话，但心里装着事。
记得有一次，我们巡逻时遇上了沙尘暴。
天地间瞬间变得昏黄一片，能见度不到三米。
风沙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呼吸都变得困难。
魏建军拽着我的衣角，嘴里不停地喊着：＂林国强，别松手，跟紧了！＂
我们就这样在漫天黄沙中相互搀扶，走过了那段最艰难的路。
后来他发了高烧，我背着他走了十多公里回到连队，那次他欠我一条命。
但在我眼里，那不过是战友间应该做的事。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转眼间八年戍边生涯就要结束了。
1992年秋天，我终于等到了退伍令。
那天，连队的广播里放着《军人本色》，我收拾着自己的行囊，心里五味杂陈。
魏建军偷偷从连队军官那儿弄来半瓶茅台，拉着我爬上哨所屋顶。
夜色中，戈壁滩像一片无边的海洋，星光洒在上面，闪闪发亮。
＂林子，你退伍后有啥打算？＂魏建军递给我一口小酒盅。
＂听说广东那边发展快，我想去试试。＂我仰头灌下一口，辣得直咧嘴。
＂真的？那边可是天南海北，你老家在河南，咋不回去？＂魏建军问。
＂回去能干啥？种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摇摇头，＂爹妈就指望我出去挣钱，让弟弟念完高中。＂
＂有出息！＂魏建军拍拍我肩膀，＂咱俩谁先有出息，就帮衬着对方，这茅台就当盟约了。＂
我们一口气喝完了那半瓶酒，借着酒劲，抱在一起哭得稀里哗啦。
最后一晚，老连长单独找我谈话。
他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军人，脸上的皱纹像是戈壁上的沟壑。
＂林国强啊，你这孩子嘴上不说，可关键时刻顶得上。＂他递给我一封推荐信，＂到了广东，有困难就拿出来用。＂
我接过信，手有些发抖：＂连长，我舍不得连队。＂
＂傻小子，部队是熔炉，把你们锻炼好了，就该放到社会上去。＂老连长拍拍我的肩膀，＂记住我的话：困难面前不低头，挫折面前不服输！＂
分别那天，连队的贺大娘——我们都亲切地叫她＂戈壁母亲＂——塞给我一个自制的布包。
＂娃啊，这是妈给你做的背囊，里面有馕饼，路上饿了就吃。＂贺大娘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我的脸，＂到了外面，照顾好自己。＂
贺大娘是炊事班的老班长，五十多岁了，没有孩子，把我们这些兵娃子当亲儿子看。
我强忍着泪水，背着那个粗布背囊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从车窗望出去，魏建军和战友们的身影渐渐被戈壁的黄沙模糊，只有那面猎猎作响的军旗，在风中依然鲜艳如初。
列车缓缓启动，我的军旅生涯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到了广东，我才明白什么叫＂天堂与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深圳的霓虹灯闪烁，马路上跑的全是我叫不上名的洋气轿车，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
可我只能挤在十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和七八个外地人一起睡通铺。
晚上热得睡不着觉，蚊子嗡嗡直叫，几个大老爷们挤在一起，汗臭味混着脚臭味，熏得人直想吐。
凭着老连长的推荐信，我进了一家电子厂。
每天站在流水线上十几个小时，安装那些叫不上名的电子元件。
手上的老茧没消，又添了新的。
厂里的伙食差得要命，一荤两素，肉少得跟猫眼睛似的。
我常常想起贺大娘做的馕饼和手抓肉，那才叫一个香啊。
半年后，因为干活麻利，从不迟到早退，我被提拔为小组长，工资也从八百多涨到了一千二。
那天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足足花了六十多块钱。
妈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来：＂儿啊，你可算出息了！＂
我省吃俭用，每月给家里寄三百块，让上高中的弟弟不至于因为学费发愁。
魏建军时不时会寄信来，讲述他照顾母亲的日常和连队的新鲜事。
我也回几句，就是没敢打电话，那长途费贵得吓人。
晚上加完班，我常常坐在出租屋的小阳台上，看着远处的灯火，想着新疆的战友们。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在想我？不知道连队的大烟囱还冒不冒黑烟？不知道那只跟着我们巡逻的野狗还在不在？
1994年冬天，我收到魏建军的信，信纸上的字迹有些潦草：
＂林子，家里出事了。我娘突发脑溢血，现在瘫在床上，医生说得动手术，可要一万多块钱。我正发愁呢，你在广东混得咋样？别有啥困难瞒着兄弟。＂
看完信，我心里一阵抽痛。
魏建军的父亲早年因病去世，家里就他和老母亲相依为命。
他为了照顾母亲，退伍后选择了回乡。
现在母亲病了，对他来说无异于天塌了。
我二话没说，把存折里的五千多块全取出来，又找车间主任预支了两个月工资，凑了八千块寄了过去。
信里就八个字：＂战友义气，不必多言。＂
寄完钱后，我连着吃了一个月的方便面。
厂里的师傅老张看不下去了：＂小林子，你咋突然这么抠门了？之前不是挺阔气的吗？＂
我嘿嘿一笑：＂这不是为了攒钱娶媳妇嘛。＂
其实哪有什么媳妇，我连个对象都没有，每天不是厂里就是宿舍，哪有时间谈恋爱。
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
1995年春节刚过，厂里突然贴出告示：因订单不足，工厂暂停生产。
大家都知道，这是倒闭的前兆。
我们几十号人守在厂门口讨薪，可老板早就跑路了。
保安把我们轰出厂区，说是再闹就叫警察来。
一夜之间，我从小组长变成了无业游民。
积蓄花光后，我搬进了城中村的地下室，那地方又湿又暗，墙上的霉斑像一幅恐怖画作。
每天早上一睁眼，就能看到几只蟑螂在墙上爬来爬去。
窗外是垃圾堆和废弃的自行车，一到下雨天，整个地下室就弥漫着一股霉味。
我试过各种活：发传单，一天三十块，站一天脚疼得像针扎；送外卖，风里来雨里去，被车子刮蹭是家常便饭；夜市摆摊，却被城管撵得东躲西藏。
那段日子，我真的想过放弃，回老家算了。
可一想到家里期盼的眼神，和还在上学的弟弟，我又咬牙坚持下来。
我给魏建军寄了封信，说明情况，也是想打听他娘手术后咋样了，可一连几个月，没收到回信。
＂战友情，呵呵。＂城中村的邻居老赵，听我讲起魏建军的事，冷笑道，＂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那战友，八成是拿了你的钱就翻脸不认人了。＂
老赵是个四十多岁的北方汉子，来广东十多年了，自称是被社会磨平了棱角。
我攥紧了拳头，但终究没说什么。
魏建军不是那种人，他有难处，我能理解。
也许他母亲手术后情况不好，他忙得没时间回信；也许信寄丢了；也许...
我给家里打电话，谎称工作调动，让他们别担心。
妈在电话那头唠叨：＂儿子，外面不好混，要不你回来吧，家里种几亩地，虽然挣不了大钱，但总能吃饱饭。＂
我强装轻松：＂妈，我这不挺好的嘛，工作稳定，还有双休日呢。＂
挂了电话，我在床上躺了很久，看着斑驳的天花板，第一次对未来感到迷茫。
那天送外卖，一辆摩托车从侧面撞来，我连人带车滚出去三四米。
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病床上，医生说我左腿骨折，得住院治疗。
我看着天花板，第一次感到绝望。
没钱交住院费，没人来看望，我甚至想过要不要逃出医院。
护士每天来查房，见我不说话，以为我是哑巴，后来才知道我是怕说话被人认出口音，赶出医院。
就在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了。
＂战友，有困难吗？＂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魏建军就那么站在我面前，黝黑的脸上挂着汗珠，身上穿着件褪色的格子衬衫，手里提着个布袋。
我一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你咋找到我的？＂我哽咽道。
＂我来广东两个月了，挨个电子厂打听你的下落。＂魏建军在床边坐下，＂终于在你原来那厂找到一个认识你的工友，说你在送外卖，我就挨个外卖点找，今天终于在医院查到了你的名字。＂
他的手上满是老茧，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显然是干了不少重活。
＂你娘的手术咋样了？我寄钱你收到了吗？＂我急切地问道。
＂收到了，多亏你那八千块，我娘做了手术，现在能下地走路了。＂魏建军说着，眼圈红了，＂我想着得当面谢谢你，可寄信又找不着你。娘说了，救命之恩，得当面谢。＂
他从布袋里拿出一个包着油纸的东西：＂贺大娘让我转交给你的，说你肯定瘦了。＂
我打开一看，是几块已经硬得像石头的馕饼。
我咬了一口，又咸又硬，却吃出了家的味道。
突然间，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掉下来。
＂林子，你咋还跟个娘们似的。＂魏建军拍拍我的肩膀，却也红了眼眶。
＂你来广东干啥？不在家照顾你娘了？＂我擦擦眼泪问道。
＂我娘现在好多了，有邻居帮忙照看。＂魏建军说，＂我想着你一个人在外面，肯定不容易，就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没想到真让我撞上你有困难了。＂
＂你知道我失业了？＂我有些惊讶。
＂你寄过来的信我收到了，写得跟没事人似的，可我了解你，知道你是报喜不报忧。＂魏建军掏出皱巴巴的信纸，＂你看，都被我翻烂了。＂
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酸，这个朴实的汉子，千里迢迢来找我，就为了当面说一声谢谢，看看我过得好不好。
＂林子，你别担心医药费。＂魏建军拍拍胸脯，＂我在建筑工地干了几个月，已经当上小组长了，包吃包住，月入两千多呢。你出院后，咱俩合伙干！＂
就这样，我出院后跟着魏建军去了建筑工地。
那是个大工地，到处是钢筋水泥和尘土飞扬。
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忙碌，吊车轰鸣，电焊火花四溅。
魏建军在工地上很吃得开，大家都叫他＂魏班长＂。
他手把手教我砌墙抹灰，常说：＂当兵那会儿你教我射击，现在该我教你了。＂
刚开始干活，我腿还没完全好，走路一瘸一拐的。
工友们有人笑话我：＂这小子，走路像鸭子似的，能干啥活？＂
魏建军二话不说，直接怼回去：＂我兄弟再瘸，也比你们这些两条腿的干得好！＂
那段日子苦，但也充实。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干到太阳落山。
晚上回到工棚，浑身酸痛，可躺在床上，听着魏建军讲连队的事，讲他娘的病情，讲他来广东的见闻，感觉再累也值得。
半年后，我俩手头有了点积蓄，就合伙开了个小装修队。
我负责接活儿，魏建军负责施工。
我们给自己定了规矩：绝不偷工减料，绝不拖欠工钱。
开始时很难，大家不信任我们这两个毛头小子。
有个大老板，让我们装修他的别墅，结果中途发现图纸有问题，要增加材料和人工。
老板不愿意多付钱，说当初谈好的价就是这个价。
魏建军倔脾气上来了：＂要么按实际情况加钱，要么我们不干了。＂
老板气得脸都绿了：＂你们这些外地人，信不信我让你们在深圳混不下去？＂
我拉了拉魏建军的衣角，示意他别冲动。
可魏建军撂下锤子就走：＂咱宁肯不挣这钱，也不能被人欺负。当兵时候都没怕过，还怕你一个老板？＂
没想到第二天，老板亲自找上门来，同意了我们的加价要求。
原来他托人打听了我们的底细，知道是退伍军人，而且做事认真负责，这才回心转意。
这事传开后，我们的名声反而更好了。
渐渐地，口碑传开了，活儿也多了起来。
我们从小装修队发展成了装修公司，从最初的两个人，到后来有了十几个工人。
1997年，我们正式注册了公司，起名叫＂军人之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我们专门聘用退伍军人，管理也完全按照部队的作风来。
早上七点准时开工，工人们整齐列队，我负责点名，魏建军负责分配当天的任务。
晚上按时收工，材料整齐堆放，工具分类摆好。
老客户都说：＂就喜欢你们这帮当过兵的，说话算数，干活踏实。＂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各自有了积蓄，也有了自己的住处。
我在城郊买了套小两居，魏建军在工地附近租了房子。
周末的时候，我们常常约着去钓鱼，或者就在家里喝酒聊天。
魏建军的性格依然直来直去，但在做生意上却慢慢圆滑了。
我呢，话还是不多，但当着客户的面，也能侃侃而谈了。
1998年，我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小芳。
她是湖南人，在电子厂上班，温柔贤惠，对我的过去也很理解。
见面第三次，她就给我织了条围巾，说是听说我从新疆过来，怕我不适应南方的潮湿天气。
那条围巾我至今还留着，虽然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
我们很快确定了关系，第二年就结婚了。
魏建军当了我的伴郎，喝得烂醉，抱着我哭天喊地：＂林子，你要好好对小芳，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小芳在一旁笑得前仰后合：＂魏大哥，我会照顾好他的，你放心吧。＂
1999年春节，我和魏建军特意买了一堆礼物，回新疆老部队看望。
那是我们退伍后第一次回去，心情既激动又忐忑。
车窗外，依然是那片荒凉的戈壁滩，天地间一片苍茫。
远处，连队的烟囱冒着袅袅炊烟，像一个指引方向的标志。
下了车，扑面而来的是熟悉的风沙味，夹杂着柴油的气息。
连队变化不大，还是那几排平房，那个操场，那面飘扬的国旗。
贺大娘见了我俩，眼泪直往下掉：＂我的儿啊，你们可算回来了。＂
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更深了，但眼神依然和蔼慈爱。
我们给她带了很多南方的特产：龙眼、莲子、腊肉、茶叶，还有一台新的电视机。
贺大娘摸着电视机，眼泪又下来了：＂我这辈子就喜欢看电视剧，现在可好了，晚上不用去俱乐部挤着看了。＂
老连长已经转业到地方，但听说我们回来，特意从县城赶过来。
他胖了一圈，但军人的气质依然在，腰板挺得笔直。
我们三人坐在营房外的戈壁滩上，喝着刺骨的冰啤酒，聊着这些年的经历。
＂你们俩啊，＂老连长感慨道，＂就是有出息。记得我老带的那句话不？＂
＂困难面前不低头，挫折面前不服输！＂我和魏建军异口同声地喊道，然后相视大笑。
夜深了，星星像钻石一样镶嵌在深蓝色的天幕上。
我们三人就那么躺在戈壁滩上，谁也不说话，静静地感受着这片曾经守卫过的土地。
回到广东后，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
2001年，我们的公司已经有了三十多名员工，年营业额破了百万。
魏建军也成家了，娶了个东北姑娘，性格爽朗，嗓门比他还大。
他们很快有了儿子，我和小芳也有了女儿。
每到周末，两家人常常聚在一起烧烤、聊天，孩子们在一旁玩耍，好不热闹。
2002年夏天，我和魏建军带着各自的妻儿，再次回到新疆。
老连长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我们二话不说，买来材料，亲自动手帮他修缮。
虽然现在我们有钱请工人干活，但这事我们觉得必须亲力亲为。
五天时间，我们把老连长的房子重新粉刷了一遍，换了新的门窗，修好了漏水的屋顶，还安装了热水器。
老连长感动得不行，非要杀鸡宰羊款待我们。
＂自己人，别这么客气。＂魏建军拍拍老连长的肩膀，＂当年您对我们的好，我们永远记得。＂
夕阳西下，我带着六岁的女儿站在戈壁滩上。
远处，风沙卷起一道道黄龙，天地间一片苍茫。
＂爸爸，这里好荒凉啊。＂女儿皱着眉头问我。
我蹲下身，指着远处的哨所：＂女儿，在这片戈壁滩上，爸爸学会了什么是真正的兄弟情义，什么是永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那是什么？＂女儿好奇地问。
。。＂
女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蹦蹦跳跳地去找魏建军的儿子玩了。
魏建军走过来，搂住我的肩膀：＂林子，记得咱们在哨所楼顶喝酒那晚吗？＂
我点点头，目光穿过时光，回到那个风沙肆虐的夜晚。
两个年轻的士兵，在星空下许下誓言：不管天南地北，有困难互相搭把手。
＂战友，有困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