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 伟 历史学博士，辽宁大学历史学部教授。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暨契丹女真史分会理事、中国宋史学会会员、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秘书长、沈阳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会理事，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专家组成员、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评审工作专家库成员。主要从事辽金史和博物馆学研究。出版学术专著《辽代汉官集团的婚姻与政治》，主编、参编著作多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宋史研究论丛》《西夏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主持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面上项目各1项。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辽代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补考》（2024年第4期）。

摘 要：辽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于1999年出土，李义先生等所撰写的《辽代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考释》一文，对与志主相关之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然仔细研读志文可以发现，李文考证尚有未尽之处。张昌龄之父张守琼于辽景宗时期使辽被扣不遣，应与北宋攻伐北汉有关；重熙三年（1034），张昌龄受命担任的职务是铸钱院或铸钱务都监，而非李文认为的商税都监或商税都点检；张昌龄及其家族子孙的仕宦经历，系从最初以荫补入仕到以科举入仕，由武官转向文职；张氏家族早期与汉人世家大族联姻，随着时代的变迁，通婚对象也逐渐转向一般士大夫阶层。

关键词：辽代；《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北汉；监当官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二十一世纪出土的契丹贵族墓志及诸问题研究”（L20BZS002）

2021年出版的《石墨芳华——刘凤翥李春敏收藏辽金碑刻拓本集》一书收录了一方辽代墓志拓片。2023年李义先生等发表的《辽代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考释》（以下简称《考释》）一文对该墓志进行了考释，对志文记载的张昌龄之父张守琼入辽时间和大致背景、家世、联姻、职官等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但笔者仔细研读志文后发现，《考释》的考证仍有未尽之处，有些问题亦值得商榷。故本文拟在《考释》的基础上，对志文中的一些问题试作进一步的探考，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故銀青崇祿大夫、撿挍工部尚書、使持節溫州諸軍事、溫州刾史、前知銀絹使事兼侍御史、上騎都尉清河張公洎夫人高陽耿氏墓誌銘并序

男鄉貢進士郁撰

夫遺行遺德為時所稱者，我先史君洎我亡妣夫人其人也。苟非其銘而論譔於美則胡為乎？孝子之心耶。然則不可以虛妄其詞，文飾其事，蓋狀其實而備勒于石，庶遠知而不稱之恥也。謹按，公諱昌齡，字長丗。其先清河人也。命氏已来，號為著姓。曽高王父丗居異邦，族系名德莫得而詳。烈考諱守瓊，永州管內觀察使，以統和二十一年奉使，因留聖朝，遂家于此。景宗以優禮待之，即日命有司萃工庀役，營第以居之。仍給官財，娶大內都點撿隴西継遷之女，封隴西縣君以妻之。斯則惟楚有材而晉實用之矣。公即故廉使太尉之子，故隴西縣君之所出，故大內都點撿之外孫也。公甫越佩觿年，未迨緫角歳，風彩驚人，襟神異衆。開泰二年，聖宗因詢公烈考之胤嗣，遂召赴行闕，特授誥勑，充入內右班殿直兼監察御史、武騎尉。扈隨寖久，費用尤多，悉蒙御府以供給焉。受顧踰等，有若是哉。六年，復授誥勑，充入內左班殿直，加撿挍右散騎常侍。厥后，凡繋任使，綽負幹勤。重熙三年，興宗以鑄錢劇務，別貯繁司，尤切全能，副茲兼督，故委公以是任，監課出附餘錢三千餘緡。六年，以功授牛羊副使。七年，改授燕京八作副使。並著廉慎，獲凝勲績。九年，超授東京供贍庫使。十三年，以公有富國之能，不得已，復授上京大盈庫使。十七年，改授燕京染院使。二十年，加工部尚書、使持節溫州諸軍事、溫州刾史、知銀絹使事。洎膺解替，方俟徵呼！無何，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建州之東郊，天水趙公之別墅，奄遘沉痾，一宵而殞，享年六十。公先娶夫人耿氏，即故乹州節度使高陽延琳之女，不幸短命。有男一人，慶孫，亦襁褓而亡。次娶夫人耿氏，即故奉聖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高陽紹之孫，故義州刾史仙之次女。有男二人，長曰郁，舉進士，娶趙氏，彰德軍節度使孫、天水澄之之女。次曰慈哥，三歳而卒。有孫男二人，長曰和尚奴，業進士。次曰龍哥，尚幼。夫人以二十二年十月六日寢疾，殞于中京之私第。蓋先公而逝，享年五十有七。以姓歳不利，未成葬禮，則權厝焉。粵清寧三年歳次丁酉八月乙巳朔二十九日癸酉，以京之西原福山之陽，爰卜一塋，乃分二穴，扶護先廉使太尉、隴西縣君神襯歸葬于塋之壬穴。次曰丙穴，以公洎二夫人合祔焉，禮也。公效官三紀，宣历兩朝，金玉其身，江湖其量。不以位卑而懈于事，不以年高而怠于勤。微過纖瑕，莫聞于時議；殊庸茂烈，屢達于宸聡。加以夙運丹悰，久親白業，以念佛持呪為盛務，以延僧造像是深圖。惜也，藴如是之殊能，修如是之衆善。天不慭遺，其若之何！夫人淑麗端容，柔嘉植性，睦親族則尤彰于孝德，撫子孫則綽著于慈仁。所志則大悲陁羅尼，所慕則普賢行願品。諸餘經呪、菩薩、佛號，日課其數，未曽懈惰。故得當捨壽時，識不顛倒，自誦大悲心陁羅尼而終。時論者僉曰：“定生勝域！”驗此推因，故非謬爾。郁幼承訓誨，獲勵于儒方；長乏藝能，難全于孝道。猥量庸陋，奚荅劬劳，期速成一第之名望，且慰二親之意，豈以禹門未躍，風樹難停，何怙恃以緾哀，靡瞻依而鍾祸。倂兹苦痛，胡可堪任。抆淚揮毫，謹為銘曰：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哀哀二親，欲報安可。

嗚呼徒离乎，載封載樹兮，我先塋之右復左。

按：以上录文据《石墨芳华》所收录的墓志拓片，同时参考《考释》的录文，并对部分文字和断句有所修改。

张守琼是志主张昌龄的父亲，志文称张昌龄“烈考讳守琼，永州管内观察使，以统和二十一年奉使，因留圣朝，遂家于此。景宗以优礼待之”。《考释》一文针对墓志记载的矛盾之处进行了考证，并认为，“景宗朝晚期，974至978年是辽宋两国修好的五年，其间多次互派正旦使，张守琼似作为正、副使以下的随从官员”出使辽国，或者是“私自越境入辽”。下面，笔者针对前一种观点试作进一步的补证。

志文说张守琼归辽后娶陇西继迁之女（封陇西县君），然后生张昌龄，即张昌龄出生在辽地。但墓志又记载张昌龄于兴宗重熙二十三年（1054）去世，享年60岁，可推其出生时间是统和十三年（995）。按此计算，统和二十一年（1003）时张昌龄已有9岁，所以张守琼出使辽国的时间不可能在统和二十一年。另据张昌龄之子张郁的墓志记载，张守琼“本南宋人，因将命使我朝，景宗皇帝嘉其人，留而不遣……娶辽西州李史君息女为内。后累官至永州观察使”，可知张守琼曾在北宋任职，辽景宗在位期间（969—982）出使辽国时被扣留，后娶陇西李继迁即辽西州李史君之女为妻。因而，志文记载其使辽时间为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有误。

那么张守琼为何在景宗朝使辽不遣呢？辽景宗在位时间大致对应宋太祖开宝和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期（968—984）。赵匡胤于960年建国，因其统一战略的重心在南方，加之一心想收复北汉，所以于974年（辽保宁六年、宋开宝七年）才与辽建立联系。《辽史》卷8《景宗纪上》载：“宋遣使请和，（辽）以涿州刺史耶律曷术加侍中与宋议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更为详细：“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曷术）致书于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其略云：‘两朝初无纤隙，若交驰一介之使，显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长为邻国，不亦休哉！’……上命全兴答书，并修好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宋太祖开宝七年）宋太祖于开宝年间曾多次攻打北汉，974年辽宋建立交聘关系后，次年三月再次进攻北汉，“知潞州药继能拔北汉鹰涧堡”（《宋史》卷3《太祖纪三》），期间辽宋双方就此事进行过多次交涉。赵匡胤去世后，宋太宗太平兴国初期与契丹尚能维持正常交往，但这种交聘的常态化局面被宋太宗的北伐所打断。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宋太宗出兵攻打辽支持的北汉。而北汉灭亡以后，又于同年五月开始北伐辽国，之后双方聘使活动便终止了。所以，据以上史料记载，辽景宗在位时期（969—982），即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辽宋间的交往以974年双方建交为起点，以979年宋太宗北伐为终点，故可考定张守琼出使辽朝被扣留的时间应在974年到979年之间，即辽宋战前，并可推断张守琼的被留不遣与辽、宋、北汉三方关系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

辽宋战前，双方交聘频繁，除了正常的互贺节日、吊唁等礼节性活动之外，其他多是围绕宋征伐北汉而展开的谈判。辽景宗对张守琼“留而不遣”的原因恐怕未必只是《张郁墓志》记载的“嘉其人”那么简单。辽世宗至穆宗时期，辽与中原政权交往的主要对象是后汉、后周和北汉。951年，后周使臣姚汉英和华昭胤因“以书辞抗礼”被辽世宗耶律阮留之（《辽史》卷5《世宗纪》）；辽穆宗耶律璟在位时，北汉遣使来贡，辽方则多次“执其使不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宋太祖乾德元年）（又见同书卷5、卷6）；又据辽《刘继文墓志》记载，北汉天会六年（辽应历十二年，962），刘继文“入国，淹留七载，质而未还”。这些使臣被扣留不遣的情况，均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951年，郭威建立后周，刘知远之弟刘崇则在山西建立北汉。而契丹在二者之间所扮演的角色不可缺少，三方周旋的结果就是契丹断绝与后周的来往而支援北汉，所以才会有后周使臣姚汉英和华昭胤被扣事件。就在同一年，辽发生了“火神淀之乱”，世宗被杀，而以辽穆宗为首的契丹新的统治集团对世宗援汉之事则有所考量和权衡。954年，针对北汉第二代君主刘钧“事契丹者多略，不如世祖（刘崇）时每事必禀之”，穆宗遣使责备刘钧“不尊先志”“包藏祸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宋太祖乾德元年），由此发生北汉使臣被扣事件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关于上述《刘继文墓志》的记载，有研究认为是刘继文以质子的身份来换取辽对北汉的支持，可备一说。参考以上事件可以推断，景宗时期张守琼出使被留也应有复杂的辽宋关系因素在内，即与宋伐北汉、辽宋关系交恶有关。

《考释》已对张昌龄仕历情况做了考证，在此笔者主要就张昌龄重熙三年（1034）所任官职做进一步的分析。《考释》援引《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拓片有如下录文：“兴宗以铸钱剧务，别贮繁司尤切，全能副兹，兼督故委，公以是任监课，出附余钱三千余缗。”笔者以为断句有误，应断为：“兴宗以铸钱剧务，别贮繁司，尤切全能，副兹兼督，故委公以是任，监课出附余钱三千余缗。”《考释》认为张昌龄所任的监课一职可能是“‘商税都监’‘商税都点检’一类，主关贸榷务”，笔者则认为张昌龄重熙三年所任官职应是铸钱院或铸钱务都监。

这一判断涉及辽代的财赋机构与职官设置问题。《辽史·百官志》《契丹国志》《武溪集·契丹官仪》《亡辽录》等都有一些记载，现代学者王民信、向南、关树东、蒋金玲等皆做过相关研究。学者们认为，辽仿照宋朝的转运使路制，在州县地区相继设立八个财政机构，即五京计司（东京户部使司、南京三司使司、上京盐铁使司、中京度支使司、西京都转运司）、三路钱帛司（长春路钱帛司、辽西路钱帛司、平州路钱帛司），同时在汉人州县设置了管理农谷、租赋、盐铁、贸易、坑冶、泉币、群牧等事宜的财赋官。

辽代的经济机构是逐渐发展和完善的。1004年，辽宋双方签订“澶渊之盟”，从此辽代社会进入长期稳定时期，包括辽宋边贸在内的经济领域得到发展，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刺激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关树东认为，南京和西京燕云十六州，作为辽朝的重要税收来源之地，经济发达，生产部门复杂、理财事务繁剧，故圣宗开泰三年（1014）于南京、奉圣、平、蔚、云、应、朔等府州置转运使；“但山西诸方州分别置转运使，不便于本地区财赋的调剂，可能影响到边防军需供应，不久又撤并方州转运司，设置山西路都转运司（公元1044年云州升置西京后称西京都转运司，简称转运司）”。兴宗时期，随着辽朝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部门越加细化和复杂，理财事务更加繁剧，原有经济机构无论从设置还是从职能运转来说已经不能适应整体的经济发展需要，恰如《辽史》卷59《食货志上》所云：契丹“及其有国，内建宗庙朝廷，外置郡县牧守，制度日增，经费日广，上下相师，服御浸盛，而食货之用斯为急矣”，故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由五京计司和三钱帛司构成的财赋经济管理机构。

契丹早期便有“鼓铸之法”，随着辽初大规模南下用兵，大量汉族人口流入北方，燕云十六州并入之后，以南京和西京地区为代表的辽代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早期的实物交换已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铸钱造币势必要提上日程。太宗时期曾“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辽史》卷60《食货志下》）；景宗朝因原有货币不足于用，遂“置铸钱院”，“始铸乾亨新钱”（《辽史》卷60《食货志下》），并设有专职管理岗位。如乾亨三年（981）《石延祚墓志铭》记载，石延祚第六个孙子石从正任“铸钱务都监”。《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云：“兴宗以铸钱剧务，别贮繁司，尤切全能，副兹兼督，故委公以是任，监课出附余钱三千余缗”，显然说明张昌龄受命担任的职务为铸钱院或铸钱务都监，而非商税都监或商税都点检。

辽中央财政机构南枢密院户房下所设的五计司和三钱帛司具有政务性质，而各州县负责征收租赋、盐课、商曲等的财赋部门则是具体执行部门，具有事务性。辽代各项制度多承唐仿宋，按宋制，“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宋史》卷167《职官志七》），可见监当官是对宋代地方场、务、院、监等部门掌管茶盐酒专卖、商税征收及库藏等事务官员的总称；金代因袭宋制，亦设有“管仓库院务”的监当官。那么辽代是否设有监当官呢？据太平二年（1022）佚名所撰《韩绍娣墓志》记载，韩绍娣曾任“穆宗皇帝娘子勾在长面小底、祗侯及监当银院，后奉本宫兰保监”，由此我们认为，张昌龄重熙三年（1034）以后所任职务——铸钱务都监、牛羊副使、燕京八作副使、东京供赡库使、上京大盈库使、燕京染院使、知银绢使事，都属具体事务性的财赋官，就是宋金时期的监当官。

张昌龄系荫补出身，《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云：“开泰二年，圣宗因询公烈考之胤嗣，遂召赴行阙，特授诰敕，充入内右班殿直。”左、右、寄班三班殿直，是辽朝御前侍直（低级礼仪官），也是荫补武官的初仕官阶。张昌龄“扈随浸久，费用尤多，悉蒙御府以供给焉”，说明他不仅授入内右班殿直的武官阶，而且真正在御前侍直，后来迁升入内左班殿直。张昌龄在三班任职21年后，重熙三年（1034），开始出任监当官。牛羊副使任职1年后转任燕京八作副使，两年后转东京供赡库使，其他职务的任期都是3年。20年内先后担任七项职务，至重熙二十三年（1054）卒于知银绢使事任上。

宋制，“监当官，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宋史》卷167《职官志七》）。由于史料有限，辽代的监当官何时而设、品级如何，是否如金代的监当官那样，先属于流外官后可转为流内官，如何从流外官转为流内官，等等，这些问题我们还无法具体知晓。综合目前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判断，辽代各州县（主要是行政州县）财赋官中，任库院场务者应为监当官，是仿宋代监当官而设，主要职能是负责库藏、盐冶、商曲等的专卖、调拨、课税。在辽代出任此职的多为汉人，汉人可以通过荫补入仕，但属于右职武官，如荫补入仕的张昌龄前后任若干项监当官，却很难取得亲民官资序。辽朝进士也有任监当官者，如张昌龄子张郁进士及第，解褐授著作佐郎，次年“补上京商税判官”；又寿昌二年（1096）《孟有孚墓志》载，孟有孚年20岁登科后任“辰渌盐院使”，但很快就转任州县亲民官或政务财赋官。

目前出土了有关张昌龄家族的三方墓志，除了张昌龄夫妇墓志外，还有其子张郁墓志和张郁儿媳陈氏墓志。《考释》结合这三方墓志以及其他相关墓志，对张氏家族与耿崇美家族、赵思温家族的联姻情况分别进行了探讨。笔者发现，除了耿氏和赵氏之外，张家还有与其他家族联姻之事。

《考释》认为张昌龄第一位夫人耿氏的父亲是耿延琳，出自耿崇美家族，笔者深以为然。耿氏家族在辽代具有重要地位，入辽第一代是耿去赋，耿崇美是耿去赋之子。耿氏父子为阿保机南略中原时所得，并被委以重任。该家族既联姻契丹皇族，又与诸多高层汉官联姻，可谓辽代重要的汉人世家。

《考释》认为，张昌龄次娶夫人耿氏的父亲是耿仙，而祖父奉圣州节度使耿绍就是耿崇美，笔者以为可以商榷。《考释》认为《耿崇美墓志》《圣宗淑仪赠寂善大师墓志》中记载的耿崇美所任“武定军节度使”就是“奉圣州节度使”，因此《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中的“绍”字可能是耿崇美的字。问题的关键在于笔者与《考释》作者对墓志记载的“次娶夫人耿氏，即故奉圣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高阳绍之孙，故义州刾史仙之次女”的理解不同。《考释》认为，志文中“高阳绍之孙，故义州刾史仙”，是说耿仙是耿绍之孙。而笔者则认为，志主次娶的耿氏是“绍”之孙、“仙”之女，“绍”与“仙”是父子关系。换言之，“绍”根本不是耿崇美的字，耿绍是耿崇美之子，是耿仙之父。

再者，如果志文中“绍”字无误，根据古代汉人世家大族起名用字的惯例，“绍”似乎也不应该是耿崇美的字。据《耿崇美墓志》记载，耿崇美有子名绍基、绍忠、绍纪、绍邕、绍矩，他显然不会用自己的“字”为诸子起“名”。笔者揣测有一种可能：墓志书丹时落掉了“绍”后面的一个字，即本当为“绍□”。如是便与《耿崇美墓志》记载的诸子行名一致了。耿绍□应是耿崇美的五子之一，耿仙应即耿绍□之子，而武定军（奉圣州）节度使或是耿绍□荫补入仕、若干年后继任之职。总之，当张昌龄的第一位夫人去世后，耿氏又将其族女嫁给张昌龄。“妻姊妹婚”在辽代贵族联姻中非常普遍。譬如韩知古之子韩匡美娶李胡遗妃萧氏，封邺王妃，邺王妃去世后，萧家又将王妃侄女萧氏嫁给了韩匡美（李万：《韩橁墓志》）。

《考释》还探讨了张氏与赵思温家族的联姻情况，但未对联姻对象赵澄之祖父（曾任彰德军节度使）予以考证。赵思温家族是辽代重要的汉人世家大族，肇基人为赵思温，太祖阿保机时期降辽，之后族人仕宦延续至金元而不衰。元人王恽在《卢龙赵氏家传》中说：“赵氏自五季迄今三百余年，子孙繁衍，几于千人。忠传学继，世济其美，越不事宦游者，学术行义，亦昭晰于时，与韩、刘、马共称为‘燕四大族’，至比唐李、郑、崔、卢。”《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称张昌龄“有男二人，长曰郁，举进士，娶赵氏，彰德军节度使孙、天水澄之之女”。另据《张郁墓志铭》记载，张郁字文宗，“前夫人赵氏，故兼侍中思温曾孙澄之之次女”。可知赵澄之的祖父彰德军节度使为赵思温12个儿子中的某一个。而检索《卢龙赵氏家传》则可知，任彰德军节度使的是赵思温第九子赵延玉。《张郁墓志》又称，张郁第一位夫人“卒，再娶西头供奉官赵绩女，曰天水县君”，即也出自天水赵氏。另据清宁六年（1060）赵濬撰《赵匡禹墓志》记载，赵匡禹先娶清河郡君张氏，系故仁博州刺史、司徒之女。由此推断，赵匡禹之妻张氏应出自张昌龄家族。《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称张昌龄去世于“天水赵公之别墅”。辽代人年老寄住于亲属家中的情况亦有他例，如《耶律昌允妻萧氏墓志》记载萧氏大安七年（1091）“寓居中都清河张公私第，其月十二日，寝疾而终”。

除耿家、赵家之外，张氏家族还与韩延徽家族有联姻关系。幽州韩氏也是辽代重要的汉人世家大族。五代时期，韩延徽曾在燕王刘仁恭手下任幽都府文学。刘守光囚父自立，韩延徽出使契丹，因“不屈”而被扣留并受到重用。入辽后的韩延徽对辽朝贡献很大：“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辽史》卷74《韩延徽传》）有辽一代，韩氏子孙仕宦延绵不绝；辽亡，韩氏后人继续任职于金。元人苏天爵在《工部尚书韩公神道碑》中写道：“韩氏世居渔阳、上谷，辽、金以来，族大而盛，位列公卿将相，富贵奕奕，与刘六苻、马人望、赵思温等号四大族。昏因（婚姻）门阀，时人比唐崔、卢。”张昌龄墓志中并没有与韩氏联姻的文字，但据其子张郁的墓志记载，张郁与第一位夫人生有一女，名蟾蛾，“适秘书郎、知惠州惠和县事韩汝霖”。韩汝霖史籍失载，但韩延徽六世孙韩昉之子名韩汝嘉，为金皇统二年（1142）进士；与重要汉臣吕德懋后人联姻的韩汝教、《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中记载的“左承制、閤门祗候韩汝励”，也都是韩氏后人。依此推测，韩汝霖出自韩延徽家族的可能性很大。

《张昌龄及夫人耿氏墓志铭》记载张昌龄的孙辈即张郁的两个儿子名为和尚奴和龙哥，和尚奴应该就是张公恕。据《张郁墓志铭》记载，张郁与赵澄之次女育有三子，分别为公恕、公愿（早卒）、公惠。又据寿昌三年（1097）《张公恕妻陈氏墓志铭》记载，张公恕，字仁先，“举进士，登高第”。张公恕的妻子陈氏亦出自汉人名门望族，其叔祖父陈顗是兴宗重熙年间的进士，道宗清宁初年，授枢密都承旨，曾奉命出使北宋，后任枢密直学士。陈顗二子陈定国和陈华国皆登进士第，且陈顗“二男三女所婚嫁者皆当世公辅甲族”，其中长女嫁给南府宰相杜公谓，幼女嫁给枢密副使姚景行之子姚企成。陈氏及杜氏、姚氏皆可谓辽中晚期以科举入仕的汉人士大夫家族的代表。综上，张昌龄家族联姻情况，可如表1所示。

张昌龄以荫补入仕，担任监当官一类官职，最终任知中京银绢库使，属于级别较低的右职武官。《张郁墓志铭》称，张昌龄因淹滞于右职武官监当官事务而“居常叹息，或谓人曰：‘以予资灵，何用不器，但拘于武级，不克展生平之远驭耳，予当诫子孙世业儒学。’”于是让其子张郁拜师学习经史，后高中进士，初仕著作佐郎，后补上京商税判官。张昌龄孙张公恕、张公愿，曾孙张瑰也是进士，从而该家族跻身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阶层。张氏家族从张郁起通过科举以文官入仕，不但体现了以荫补入仕的武官和凭借科举入仕的文官在仕途发展、社会地位等方面的不同，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辽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发展，南面汉官铨选制度也不断走向健全及完善。

罗继祖在《辽汉臣世系表》一文中曾遗憾地指出：“有辽肇基朔漠，经纶草昧，迨太宗立晋，抚有燕云，规模日廓，制度职官，兼采汉制”，然“元人修史夙病简率，其间汉臣有传者只二十余人，漏略滋多”。由于《辽史》编纂的粗疏简陋，“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在辽史研究领域便显得格外重要。辽代墓志是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一直广受辽史学界关注。作为一个群体，汉官为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创建、汉地的治理、汉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从每一篇辽代汉官墓志中则可以了解墓主的一生及相关信息，包括郡望、世系、履历、婚姻、子女等；一些汉官家族通过仕宦和联姻等途径得以发展壮大，有的甚至成为历辽金元三朝而不衰的世家大族。通过辽代汉人墓志，我们可以解锁墓志主人所处的时代，研析时代给这个人乃至整个家族带来的影响，以及所涉及的社会各阶层的活动和状态，进而在历史情境中分析其发展的规律。

张昌龄家族便是那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一个小小缩影。通过对张昌龄及其夫人耿氏墓志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信息：张昌龄曾祖父和祖父原仕于五代政权，其父张守琼原为北宋官员，以永州管内观察使的身份出使辽时被扣留，遂定居于中京大定府。张昌龄及其家族子孙的仕宦经历，系从最初以荫补入仕到以科举入仕，由武官转向文官。这反映了辽朝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稳定、科举制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汉官子弟凭借科举走上仕途，科举取士从而成为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张氏家族早期与汉官世家大族联姻，随着时代的变迁，通婚对象也逐渐转向普通汉人士大夫家族。要言之，深入发掘辽代墓志资料，分析和感知入辽汉人及其家族逐渐融入辽代社会的历程，对于研究10—12世纪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