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的行政区划机关当中，省级以上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地方代表机关单位，那就是“中央分局”。当时，根据行政区划，中央分局在经历了数次的合并重组以后，于建国时定下了六大分局，可在这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一度撤销。

1961年1月，中央分局的行政机关单位重新启用，党中央重新委派了新的中央分局书记，这其中，柯庆施担任华东局的第一书记，而副书记则有十余名。

那么，这11个人都是谁呢？实际上，其中有不少人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老面孔”，而在华东局当中，更有四个人到最后官至副国级，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

作为能出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人，柯庆施的履历并不简单。出生在安徽歙县的他，很早就接触到了马克思思想和共产主义，这之后更是结识了陈独秀，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发展成了挚友。

1921年，19岁的柯庆施前往苏联深造，有幸参加了列宁同志出席的会议，更是机缘巧合地得到了和列宁同志握手的机会，这让他在国内的共产主义青年当中名声大噪。

这之后，柯庆施辗转多地担任书记工作，从安徽到上海再到河北省，柯庆施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他的主政水平也一天天水涨船高。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柯庆施调任到上海，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工作。当时的上海还留有不少国民党遗留问题，政府队伍里的贪腐分子比比皆是。柯庆施到任后，凭借着多年在政坛和地方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在形形色色的各种官员中巧妙地周旋，不仅很快摸透了上海队伍里的贪腐成员名单，更是迅速培植起了一支思想过硬的队伍；

没过多久，这位新到任的上海市市委书记就用雷霆手段清理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将上海党政机关的风气整饬一新，上海的政治社会环境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解决了政府的“根源”，柯庆施又将精力投入到了上海的经济建设当中。在他主政的几年里，上海的经济飞速发展，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成为了全国城市发展的“标杆”。

1958年，柯庆施就上海的建设情况，在党代会上发表了《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报告，这一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赞许，也让柯庆施的能力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

1960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分局这一区划行政机关，柯庆施因此调任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职务。

在当时的地域划分当中，华东局共下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福建七个省市，其中的工作量自然不言而喻，因此，在第一书记之下，中共中央又分派了数名副书记前往华东局主持工作。

这11人里，华东局的第二书记名叫曾希圣，是个出身于黄埔军校的优秀军事人才。早在抗战时期，曾希圣就参与创建了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并为后来的“反围剿”作战提供过大量宝贵而准确的军事情报；

随后，曾希圣又带领着二局多次截获并破译敌人密码，为当时的红军作战及后期的长征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之后，曾希圣先后担任过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副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等重要职务。1945年9月，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次成立，曾希圣第一次被调入华东局工作，又很快调往华东野战军担任第六纵队的政委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先是被派往安徽主政工作，直到1961年华东局重建后，曾希圣才再度回到了这个“老单位”，同时先后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直到1968年，曾希圣因病逝世。

二、李葆华和许世友

有了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华东局中还有一位第三书记，而这人正是李葆华。

如果你一时想不起李葆华是谁，那么他的父亲你一定耳熟能详，他就是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李大钊。

实际上，对于李葆华来说，父亲李大钊是他一生的榜样，同样，在父亲的引导下，李葆华也早早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九一八事变”后，李葆华投身于反日救国的各种进步组织当中，不断和敌人作斗争，并于1935年6月开始在中央北方局中担任相关的职务工作。

在抗战时期，李葆华曾经和曾希圣因为种种原因相识。因此，在1961年华东局“重启”后，曾希圣很快举荐了李葆华来到华东局工作，同时，李葆华也兼任安徽省第一书记和安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职务。

主政华东局和安徽的那段时间里，李葆华经常“微服私访”，亲身走到人民群众的身边调研社会现状：

为了了解当时的粮价情况，李葆华在工作之余，常常亲自跑去粮站买粮；为了解决土地问题，李葆华亲力亲为地跑到田间地头，征求百姓们的意见，了解百姓们的需求和想法。

正是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李葆华主政下的安徽省一度成为了全国粮价最为稳定的地区之一，而老百姓更是亲切地称李葆华为“李青天”，对他表达着莫大的感谢。

像大部分革命先辈们一样，李葆华的生活和家庭始终清贫简单。在后来人的回忆中，李葆华对家人、尤其是子女十分严格，百姓们的事情，李葆华千方百计地解决，可是子女们无论是求学、工作，还是升迁、婚配，李葆华都绝对不会找相关人员“打招呼、做安排”，而这样的观念和家风，也在李葆华的带领下，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了下去……

而除了第二书记和第三书记以外，在华东局中还有数位副书记。这其中，大部分百姓更加耳熟能详的，许世友大概算“当仁不让”。

许世友，人称“许和尚”，从小在少林寺中习武，然而却因为幼年失手打死恶霸而逃离家乡，投身于吴佩孚的队伍当中，就此阴差阳错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比起华东局里的大多数人，许世友称得上是一句“战功彪炳”。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黄麻起义”、“反围剿”作战，乃至于后期的长征，许世友都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

这之后，许世友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朝战争，他用他那敢打敢拼的战术，在战场上大量歼敌，立下了无数战功，也因此在1955年授上将衔，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开国将军”。

1961年，许世友兼任华东局副书记一职。在华东局里，许世友成为了其中难能可贵的“战将”，他将全副精力投身在了南京军区的建设之上，并且大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展“群众大练兵”运动，在将南京军区一步步推向正规化、现代化的同时，也提升了南京当地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

1980年，许世友担任中央军委常委职务；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985年，许世友在南京病逝，这一生，他始终战斗不息，为国家的和平与安定，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江华和陈丕显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提到了四位华东局的书记，这其中，柯庆施曾在1965年1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官至副国级，但在仅仅3个月后，就因为突发急病在成都逝世；

除此之外，许世友也在74岁时官至军委常委，同样是副国级的待遇。

那么，在华东局当中，还有哪两位书记最后官至副国级呢？

这两个人就是江华和陈丕显。

从小出生于瑶族贫困家庭的江华，在很早的时候就明白了革命的重要性。因此，在1925年，还在求学之路上的江华主动加入了学校里的共青团，次年，由于表现优异，江华又在他人的介绍下，顺利转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江华在湘南一带担任特殊政治交通员。没过多久，江华就被调到了红军队伍当中，他先后参加了井冈山上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大大小小的数场战斗，在抗战胜利后，又前往安东省和辽东省担任书记职务，同时兼任辽东军区政委等职务。

建国后，江华同志被派往浙江省担任省委书记一职，又在1961年兼任华东局副书记职务。在浙江工作的数年时光中，江华始终兢兢业业、实事求是，为浙江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而与此同时，由于出身贫穷，江华的一生都过得十分简朴、廉洁。在饮食方面，江华一直坚持两荤两素，除非招待客人时，家里的菜肴才会丰盛些，可待客后剩下的饭菜，江华也经常会叫保姆或者服务员将这些饭菜留作剩饭。

不仅如此，在江华的衣柜里，衣服也“少得可怜”。在江华的子女们的回忆中，父亲的中山装“只有几件”，其中有件料子非常好的毛呢中山装，江华只有在面见高层领导或者贵客的时候才会穿，这样一保存就是几十年。

1975年1月，江华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同时担任中共政法委员会委员。在党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华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官至副国级，成为了当年华东局中的第三名副国级领导人员。

和江华差不多，陈丕显在1929年加入了共青团，两年后正式入党。不过，在长征那段艰难的岁月当中，陈丕显成为了留守在大本营的“胆小鬼”，他和大部队在广大南方地区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在赣粤边地区和敌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为后期的革命工作保留了有生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前往上海，担任第四书记职务，同时暂时代理第一书记；1961年，陈丕显被选入华东局中工作，四年后又兼任上海第一书记职务，继续主抓上海工作。

改革开放时期，陈丕显被调往云南，负责当地的改革工作；随后又前往湖北继续主抓改革内容。1982年9月，陈丕显被选中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一职，并在次年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样官至副国级。

四、结语

实际上，在华东局当中，除了以上几位“能人”，还有更多优秀的革命先辈。例如曾经担任过福建“一把手”的叶飞、曾经担任过江苏省的“一把手”江渭清、以及曾经的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和曾经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

除了以上书记以外，还有两位候补书记，分别是魏文哲和韩哲一。这些人尽管分派不同岗位，但同样的是，他们都在华东局中发光发热，为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实际上，如今的和平，是无数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所换回来的。而我们生活在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时光当中，也更应当砥砺前行，忠于祖国，忠于自我，忠于人民，为新中国走向更好的未来，尽一点我们的绵薄之力！

参考

《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中共宿迁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