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四公子声名远扬，威震天下，为何实力最强的秦国却无公子跻身其中？
战国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以及楚国的春申君，他们皆活跃于战国中后期，门下食客众多，对战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在后世常常被相提并论。
然而颇为有趣的是，这四位公子分别来自齐国、赵国、魏国和楚国，而作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秦国，却没有任何一位公子能名列其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战国四公子中不见秦国公子的身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秦国的制度并不支持此类公子的出现。
秦国奉行“无军功不封爵”的原则，即便获得爵位，也多为虚封。并非国家赐予一块领地，允许其建立“国中之国”，而是划定一块区域，其税收归获爵者所有，但获爵者并无管理权。这种特殊的制度使得秦国公子普遍财力匮乏，难以直接剥削底层平民，积累大量财富。
要想成为战国四公子之一，首要条件便是豢养大量门客，而秦国公子的经济实力根本无法负担如此庞大的开销。更为关键的是，秦国公子可以通过征战沙场，凭军功获取爵位和地位。反观其他诸侯国的公子，他们缺乏明确的上升通道，只能依靠钱财招揽门客，以此提升自身的政治地位。
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战国四公子为何会在战国时代涌现。在早期，各诸侯国普遍实行贵族政治，官职和爵位大多世袭，由国内贵族把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国君治理国家基本无需任命外来官员，底层平民也没有上升的途径，自然也就不存在养士之风。
然而到了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形势发生了转变。春秋末期，传统的井田制逐渐瓦解，旧有的奴隶制社会体系随之崩溃，人们的独立性日益增强。此后各国纷纷开展变法，对原有的贵族政治进行改良。
随着传统的世卿世禄制被打破，各国开始意识到外来人才的重要性。这些外来人才，有的是他国的落魄贵族，有的则是平民百姓，但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之人。在列国纷争的时代，想要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强国，就必须重用这些外来人才。谁能招揽到更多的优秀人才，谁就能在这场混战中占据优势。
因此战国初期，养士之风开始悄然兴起。据说首开养士之风的是魏国的初代国君魏文侯。魏文侯不仅推动了三家分晋，使魏国成为独立的诸侯国，还重用李悝、吴起等人进行变法，让魏国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头号强国。他大力招揽人才，使得各国贤才纷纷前往魏国为官，魏国也因此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称霸战国初期。其他诸侯国看到魏国的成功经验，纷纷效仿，开始招揽人才。
在招揽人才的过程中，各国逐渐发现了一个问题：随着竞争的加剧，招揽人才的成本越来越高，这对各国的经济实力提出了严峻考验。越富有的国家越有能力开出高价吸引人才，而人才的到来又能进一步促进国家的繁荣，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此外，训练新式军队、改革旧有社会体制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且资金越多越好。如何充分调动整个国家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成为了当时各国面临的关键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将目光投向了国内的贵族。这些贵族拥有封地和财富，如果能将他们手中的资源利用起来，为国家服务，无疑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然而让贵族出钱养军队显然不可行，因为军队是国家的根本。于是逐渐放开养士之风，让贵族为国家招揽人才，成为了大势所趋。到了战国中期，尽管各国国君对公子大规模招揽人才心存疑虑，担心公子养士过多会威胁到自己的王位，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使然。
如果国君禁止，各国公子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和谋求发展，完全可以带着家产前往他国，为他国招揽人才。因此战国中期，贵族养士之风盛行，贵族之间不仅争相招揽人才，还以招揽人才的数量来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花钱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这对于贵族和国家来说，是一种双赢的局面。贵族可以借此扩大影响力，国家则可以储备人才。
这种模式并非完美无缺。当贵族养士过多时，确实有可能威胁到国君的地位。不过在战国中期，这种情况尚未出现。当时能养几百名门客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而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动辄养三四千门客的情况，直到战国末期才出现。
当时各国的主要敌人是秦国，国君即便对国内大规模养士的贵族有所戒备，也不敢表现得过于明显，因为他们需要团结各方力量来抵御秦国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战国四公子应运而生。
要想成为战国四公子之一，首先必须拥有雄厚的财力。养门客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奢侈的行为，像战国四公子这样动辄养三四千门客，所需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除了富有之外，自身的地位也不能太低，最好是各国的王族后裔或掌握重权之人。
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其他国家的人才前来投奔。门客们投奔他人，除了追求优厚的待遇，还希望能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如果主人的社会地位不够高，就无法为门客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自然也就难以吸引人才。
齐国的孟尝君是齐威王的孙子，他的父亲是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威王去世后，长子继位，即齐宣王，而孟尝君的父亲虽未能继承王位，却获得了大片封地，这些封地后来都落到了孟尝君手中。
凭借大量的封地，孟尝君得以豢养众多门客。赵国的平原君是赵武灵王的儿子，同样未能继承王位，但也获得了大量封地。魏国的信陵君是魏昭王的儿子，魏昭王去世后，他的哥哥继承王位，而他则得到了大量封地。正是因为拥有这些封地，平原君和信陵君才有足够的财力养门客。
楚国的春申君情况略有不同，他并非楚国国王的后裔，但他是楚国的令尹，相当于其他国家的相国，深受楚王信任。后来，楚国将淮北地区的12个县分封给春申君，淮北是楚国最大的产粮区，有了这块封地，春申君自然也就不缺钱了。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战国四公子几乎来自战国七雄中排名第二至第五的国家，每个国家各出一位。相对弱小的韩国和燕国，由于自身国力有限，无法给予某位公子大量封地，没有封地就缺乏足够的财力，自然也就无力养太多门客。
那么秦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秦国的情况较为特殊。自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形成了一条铁律：即使是国君的儿子，也必须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能获得爵位。在秦国，仅靠血缘关系或背景，很难直接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秦武王赢荡是秦惠文王的嫡长子，拥有继承王位的权利，但即便如此，他早年仍需跟随名将司马错出征，且并非走走过场，而是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厮杀，凭借军功获得爵位。国王的儿子尚且如此，其他人更是不言而喻。因此秦国贵族的封地都是通过真刀真枪的战斗或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后才获得的。
如果秦国贵族能够获得足够大的封地，就意味着他在朝堂上已经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权力，无需像其他国家的公子那样通过花钱养门客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而如果没有封地，自然也就没有财力养门客，毕竟养门客的花费巨大，单纯依靠经商等手段，即使是战国时代的首富，也难以负担起三千门客的开销，更无法与战国四公子相提并论。
此外，秦国贵族想要提升自己的地位，可以直接奔赴战场。虽然上战场有一定的危险性，但从经济成本来看，比大量养门客要划算得多。因此秦国贵族有自己专属的上升通道，自然也就不会大规模养门客。
秦国也并非没有人大量养过门客。秦始皇刚登基时，秦国的相国吕不韦和秦始皇母亲的男宠嫪毐都曾大规模养门客，他们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吕不韦当时已是秦国权力最大的人，为了更好地掌控朝堂，加上他本身财力雄厚，又获得了大量封地，自然会尽量多养门客。嫪毐则是因为讨好秦始皇的母亲赵太后，得到宠幸后被赐予封地，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也开始养门客。
然而吕不韦当时已是秦国相国，位高权重，其影响力远超战国四公子，战国四公子的名号已无法与之匹配。而嫪毐的影响力仅局限于秦国国内，且多为负面形象，最重要的是，他们二人出身不高，当时的人们自然不会将他们与战国四公子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秦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战国四公子这样的显赫人物，主要是因为秦国的制度和文化与其他诸侯国有着本质的区别。秦国强调军功和实际贡献，而非通过养士来提升个人影响力。这种制度使得秦国在战国时期逐渐崛起，最终统一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战国四公子的故事，则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历史印记，反映了战国时期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和社会风貌。
【文本来源@妖火说历史的视频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