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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三“散卓”与“缠纸”

鉴于柳公权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后世的笔工必然会将他塑造成为毛笔产品的代言人。顺着 “宣城求笔” 的思路，后人针对柳公权为何不能用王羲之笔做出了一些尝试性的解释。

谢肇淛《五杂组》卷一二说道：“余谓柳书与王所以异者，刚柔之分耳。右军用鼠须笔，想当苦劲，非神手不能用也。欧、虞尚用刚笔，兰台渐失故步。至鲁公、诚悬，虽有筋肉之别，其取态一也。宜其不能用右军之笔耳。”张之洞《谢周伯晋翰林惠黄州鸡毛笔》云：“古人贵硬笔，刻画等锥印。取材颖与须，刚健生神骏。宣城传散卓，能使少师困。”

倘若仅仅以笔毫的软硬之分，来解释为何柳公权（用软毫）不能用王羲之笔（用硬毫），显然不能让人消除疑惑。《柳公权行书合集故宫本》、《柳公权兰亭诗全卷故宫藏》、《柳公权苻公神道碑铭》证明柳氏行书与小楷其实完全继承二王，同样清健迅疾，是否可以认为同样使用王羲之式鼠须笔？

关于 “散卓” 笔的研究，存在诸多误解。段成式《寄余知古秀才散卓笔十管软健笔十管书》说：

　　窃以《孝经·援神契》“夫子赞之，以拜北极”，《尚书中候》“周公援之，以出元图”。其后仲将稍精，右军益妙，张芝遗法，闾氏新规，其毫则景成愈于中山，麝柔劣于羊径。或得悬蒸之要，或传痛颉之方，起自蒙恬，盖取其妙。不唯元首黄琯之制，含丹缠素之华。软健被于一床，雕镂止于二管而已。跗则太白麦穗，临贺石班。格为仙掌之形，架作莲花之状。限书一万字，应贵鹿毛；价抵四十枝，讵兼人发。前件笔出自新淦，散卓尤精，能用青毫之长，似学铁头之短。况虎仆久绝，桐烛难成，鹰固无惭，兔或增惧。足使王朗遽阁，君苗欲焚。户牖门墙，足备其阙也。

段成式这段话以 “前件笔出自新淦” 为界，前半部分乃是叙述唐代以前一般毛笔的特征，即缠纸笔，所谓 “不唯元首黄琯之制，含丹缠素之华” 这类。后半段则是描绘 “散卓” 的特征，兔毫作为 “心”——“兔或增惧”，青羊毫作为 “副”——“能用青毫之长”，笔管短小 ——“似学铁头之短”。散卓法本质上就是对缠纸法的改良和推进，从前述故事传说涉及新淦这个地名来看，柳公权时代散卓已经盛行，代表了制笔的新趋向。困扰柳公权的不可能是散卓，而应当是缠纸笔。

日本正仓院藏唐笔

　　唐代以前制笔主要是“被柱法”。传韦诞《笔墨方》云：“以所正青羊毛中截，用裹笔中心，名为‘笔柱’，或曰‘墨池’‘承墨’。复用青毫，外如作柱法，使心齐亦使平均。痛颉，内管中，宜心小不宜大。此笔之要也。”“被柱法”的要点是处理好“被”和“柱”的关系。托名王羲之的《笔经》曰：“先用人发抄数十茎，杂青羊毛并兔毳（凡兔毛长而劲者曰毫，短而弱者曰毳），惟令齐平。以麻纸裹柱根，令治（用以麻纸者，欲其体实，得水不胀）。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见，然后安之。”

在笔头的根部缠纸，目的是为了在纳入笔管时提高笔头与管腔的密合程度，同时也能为笔头塑形，兼具稳固笔柱的作用。

唐代盛行的鸡距笔便是典型的缠纸笔，纳入管腔的部分较多，出锋通常较短，因而能够锋利如锥。散卓法不再于笔头根部缠纸，其余工艺与缠纸法大致相同。只是散卓法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笔头，管小锋长是其特点。

与缠纸法相比，散卓法关注的重点在于 “心” 和 “副”，不再是 “柱” 和 “被”。“心”“副” 和 “柱”“被” 的差异在于对笔头结构的描述视角不同，前者是横向截断，后者是纵向剖开。散卓法着重关注笔毛的横向聚合不松散，而缠纸法则聚焦毫锋的纵向弹力增强。“心”、“副” 强调主从关系，“柱”“被” 强调先后关系。

黄庭坚《笔说》论制笔的两大关键道：“其择毫如郭泰之论士，其顿心著副如轮扁之斫轮。”说的正是散卓笔。散卓的“笔心”，既可以是软毫，也能够是硬毫，例如兔毫、鼠须、狸毫、人发等等。蔡襄《文房四说》中讲：“笔用毫为难，近宣州诸葛高造鼠须散卓及长心笔绝佳。”传李阳冰《九生法》云：“一生笔（纯毫为心，薄覆，长短不过六寸，软而复健）。”这里所说的“鼠须”是硬毫，“纯毫”是软毫。

散卓法工艺的关键之处在于“卷心”“捻心”、“顿心”，“捻心”（也就是卷心）能使其圆，“顿心”能使其齐。《墨庄漫录》卷一〇收录章惇《杂书》写道：“宣州笔有名耳，未必佳也。凡笔择毫净，卷心圆，便是工夫。锋之长短尖齐，在临时耳。处处皆能，要自指教，令精意而已，无他奇也。”黄庭坚《笔说》云：“宣城诸葛高系散卓笔，大概笔长寸半，藏一寸于管中。出其半，削管洪纤，与半寸相当。其捻心用栗鼠尾，不过三株耳，但要副毛得所，则刚柔随人意，则最善笔也。”

对于副毛的处理称作“著副”，也就是在笔心的外面再覆盖若干层稍短一些的副毛。为了增强笔心和副毛的密合程度，有时会采用其他的辅助方式，要么增加副毛的层数，要么用纸绢缠裹笔心，要么用丝线缠扎笔心。倘若副毛是三层，就称为“三副笔”。孔克奇《笔品》记载：

　　予幼时见笔之品，有所谓三副二毫者，以兔毫为心，用纸裹隔年羊毫副之，凡二层。正所谓兰蕊者，染羊毫如兰芽包，此三副差小楷用，笋箨叶束定入竹管。有所谓枣心者，全用兔毫，外以黄丝线缠束其半，取其状如枣心也。至顺间有所谓大小乐墨者，全用兔毫。散卓以线束其心，根用松胶缎入竹管，管长尺五以上，笔头亦长二寸许，小者半之。后以松胶不坚，未散而笔头摇动脱落，始用生漆，至今盛行于世，但差小耳。

后人将三副与散卓一并提及以显示它们的区别。方回《赠笔工冯应科》写道：“二毫三副及散卓，随意真行作波磔。”

相对普通的散卓笔而言，“三副笔” 常常选用长毫、紧缚笔心，并且具有笔心较细的特点，符合纵横挥洒的要求，因而逐渐成为主流。黄庭坚《林为之送笔戏赠》云：“阎生作三副，规模宣城葛。外貌虽铣泽，毫心或粗粝。功将希栗尾，拙乃成枣核。李庆缚散卓，含墨能不泄。病在惜白毫，往往半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难曲折。时时一毛乱，乃似逆梳发。”

四宋代文献中“散卓”之疑云

记述散卓笔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宋代，由于附着了过多的故事传说，以至于历史的真相被遮掩。

黄庭坚《谢送宣城笔》题下史容注说，“山谷草书此诗，又跋云：李公择在宣城，令诸葛生作鸡距法，题云‘草玄笔’，以寄孙莘老”。混淆了鸡距笔和散卓笔的区别，认为诸葛氏世代主要制造散卓笔，宋代时制造鸡距笔是 “变样”。

前面所引蔡绦 “宣州诸葛氏，素工管城子，自右军以来世其业，其笔制散卓也。吾顷见尚方所藏右军《笔阵图》，自画捉笔手于图，亦散卓也”，其实恰好相反，诸葛氏家族从魏晋以来，都以鸡距笔闻名，“鼠须鸡距” 是其专长，所谓王羲之所用之笔极有可能就是 “鼠须鸡距”。方回《赠笔工冯应科》说：“山谷道人昔有取，诸葛鸡距异枣核。” 鸡距笔与枣核散卓笔的 “异”，正是解释柳公权不能用王羲之笔这一疑问的关键。

其次，“鼠须” 笔被神化，以为 “鼠须” 乃王右军之专用笔，所谓 “笔阵王家将鼠须”。于斯，宋代以前之文献已有辨正。《世说》云：“王羲之得用笔法于白云先生，先生遗之鼠须笔。” 然传王羲之《笔经》否之：“世传张芝、钟繇皆用鼠须笔，锋端劲强有锋芒。余未之信。夫秋兔为用，从心任手，鼠须甚难得，且为用未必能佳，盖好事者之说耳。”

（致谢陈志平细致的考据工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