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坛的作风与古代的最大差异在于对待临摹上，今人一旦形成所谓的个人风格，就很少想要回到经典中去，再从经典中生发出来。古典的大师大多即使到了晚年还在不停地临帖，希望在临帖中找到突破口。吴昌硕晚年说自己临石鼓文“一日有一日之境界”，对石鼓文赋予了创造性的解读。同时，他提倡“与古爲徒”，学习原汁原味的经典，从起点(源头)中生发，从源到流。临帖是新的起点，是创作的生发点，把创作中发现的问题通过临摹来解决，临摹中得到的感受回到创作中加以表现，把创作与临摹当作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种提高格调与技巧的必然循环。而我们今天有些人却把临摹当作初级阶段，是年青时的功课，是进行创作的资格，创作与临摹之间脱节，一旦获得了资格就不再临摹了，这与王铎等古代大师的理解恰恰相反。与此同时，临帖所得不能被充分吸收，潜在的习气在排它(排斥经典)，习气与临摹过程始终是双轨并行，经典始终被干扰，不能充分地吸收、融合、交叉，不自觉地未学先排斥，边学边丢，长此以往以爲完成了临摹任务，实际根本没有入帖，就开始了“高级阶段”的创作，直至最终丧失了临摹的热情。一些未成熟的，同时代人的风格乘虚而入，拿来很方便，丢掉却不易，进一步丧失了风格的自主性。不能迂腐地理解临摹，单一地临会陷入狭隘的误区，变得僵化，没有得到丝丝入扣的感受，反而失去了临摹的主动性。要站在矫正自身的习气与不足的立场上，通过临摹去解决创作中存在的问题。

创作是发现与提出问题，临摹是解决与深化问题。一般理解书法的学习要从临摹到创作，而我们认爲从创作到临摹才是第一步，先进行综合技法训练。把创作所必要的能力、技法原理、技法逻辑、技法点和知识点全面地提取出来，回到临摹之中具体加以落实，爲创作而进行临摹；第二步再从临摹开始，主要是通过准确临摹、分析临摹、写意临摹、印象临摹、仿模，围绕有针对性的书体与风格，同时辅助审美格调立场的气质训练，循序渐进地寻找创作的啓发点，最终走向有力度的创作。临摹训练过程已经在提示我们该如何在创作中学以致用。比如临过二王尺牍，就会了解怎样通过三维立体的笔锋塑造点画线条的厚度；怎样以丰富的笔法点(少则五六个，多则十几个)塑造一笔之内的丰富变化；怎样以硬毫、熟纸塑造刚健、爽利的线条质感；怎样在纵向中轴线方向上相对左右摆动，营造具有动感的节奏关系……不能把创作与临摹完全孤立分开，二者是互爲彼此的。怎样临，就会怎样理解，就会怎样创作。创作需要熟练的综合技法训练基础，技巧不完善就会在创作中暴露出来。创作是临摹训练程度的直观检验，临摹训练过程中的遗留问题是无法绕开的，欠下的功课一定要弥补。所以说，创作阶段并不是临摹的结束，恰恰是重新临摹的开始。

熟练程度首先基于大量的书写，书写量的增加是提高创作能力的最直接的手段。古代书家技巧的精熟与日常不间断的书写量有关，熟能生巧。由生到熟，然后由熟转生，最后由生到熟，第一个阶段是从生疏、生硬到熟练；第二个阶段是避免熟练带来的习气，以求生动；第三个阶段是由生动达到忘我，出于心意，精熟中有生动。经过三个层次，达到至高境界。创作阶段可与仿作、临摹间隔练习，王铎所谓“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的方法是很有道理的。“临”是吸取，“请索”(创作)是表现，那麽，表现始终是有源之水。这是王铎在高水平阶段，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时对临摹与创作的理解。明代开始写大写长，成爲书家的主要技术问题，他从临摹中寻找啓发与表现的基点，进一步解决由横 (手卷、尺牍)到纵 (条幅、立轴)、由小(明以前以小字爲主)到大的技法转型问题，长条幅款式的技法难点不是简单的同此例放大与裁割挪移，王铎是从强化书写情绪的表现意识、调整笔意收放的程度、大幅度左右摆动三个方面，强化横向张力。王铎拟古的字法原型是古人的，内在形式关系是自己的，看似临摹，其实成了创作的媒介。拟古与创作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二者是融为一体的。陆维钊到了晚年由碑转帖，反复摹拟王羲之《兰亭序》，强调碑帖互补，以帖的“韵”整合碑的“气”，其后的创作在雄强劲健中充满了“书卷气”。近现代书家对书体风格与创作流派的拓展，相对比古代要宽泛一些，从一种书体风格创作的展开，同时兼顾其他，多角度地借鉴、吸收，不断地丰富自身、寻找新的表现契机。五体书、各种风格流派齐头并进，最终在一、二种字体风格上集大成。互补是基于完善自我的考虑，不是厚此薄彼。

创作过程中间隔的临摹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可以这样说，临摹是永久的、时时刻刻的。反过来，临摹必须以模仿、创作爲检验手段，在模仿、创作中发现的问题，回到临摹中解决。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会进步。临摹教学环节中缺少一定数量的创作课程安排，反而会影响临摹的进展。创作与临摹是学书过程中反复循环的两极，创作意识要始终贯穿教学环节的始终，对创作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把临摹看作是创作的手段，互爲彼此，不能割裂对待。总体来看，临摹与创作是互补的，是根据创作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补课。始终保持笔触与创造性思维的敏感度，避开僵化的重复书写，从而使创作得到进一步的生发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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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永江

一九六六年出生，执教于浙江大学艺术学系。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教育学会书法专业委员会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