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丰姣：浅论《皇明北虏考》的史源及其史料价值
古籍01-10
郑晓《吾学编》是明代最早的私人著述之一，在明代就有重要影响，为后来的史家参考和引用，清代编撰《明史》亦参考了此书。其中《皇明北虏考》系统地记载了从明初到嘉靖二十九年间蒙古的历史，为后世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本文力求在前人的基础上，对《皇明北虏考》的史料和史料价值试作初步探讨。
郑晓著作中对四夷的记载很多，而比较系统的论述有《皇明四夷考》和《皇明北虏考》两篇。由于明代蒙古对明朝的威胁最大，其中有关蒙古的记载最多，正如郑晓在《皇明四夷考・鞑靼》的“叙”中载：“四夷惟鞑靼种最多，为中国患最甚，别为北虏考”，郑晓在《皇明四夷考・鞑靼》的基础上另辟专章，力求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对蒙古历史展开论述。《皇明北虏考》充分利用了明朝前期保留下来的史料，以北方蒙古与明朝的和战为经，以洪武朝至嘉靖朝的历史事件为纬，行文间详述历朝有名大臣关于“和战”的主张建议，这无形中渗透着作者对于北方蒙古与明朝关系之看法和主张。特别是嘉靖朝的事迹，由于是当时人述当时事，详实具体，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吾学编》的写作，始于嘉靖二十年郑晓在吏部郎中任上。据雷礼撰的《吾学编序》载：“及缴天幸，与公同在铨司，每政暇彼此辄以所撰述相质见”，雷礼是嘉靖十一年的登科进士，于嘉靖二十一年升任吏部验封司主事，其后历任考功司员外郎、稽雄司郎中、考功司郎。而且，在铨司任职之时，雷礼已见过《吾学编总目叙》及部分书稿：“公所编吾学总目叙自……别职掌考四夷、北虏以通正朔，饬边备，据原本始核事情与予，心若相契者，时全书未成，期日后彼此考订，以竟初志”。《海盐县图经》卷十三载：“《吾学编》，首列大政记，次逊国记，同姓异姓王侯二传，阁臣典铨二表，名臣及逊国臣二记，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述，四夷北虏二考，合六十九卷。晓为郎时即属稿，中感李太宰默私乘中祸，辍弗作。后又续成之，其女后、乐律、仪制、兵略、茶马、盐粮、运法、水利、艺文、隐逸、酷佞、方技等篇竟废”。郑晓在吏部任职时，李默任吏部尚书之职，李默因撰写的《孤树裒谈》中涉及汉武帝、唐宪宗用人不当致使国势衰微之论，被赵文华讦奏是影射当时的世宗皇帝而论死。此事发生于嘉靖三十五年，而《皇明北虏考》于“嘉靖壬子九月九日”已经完稿，郑晓并为之序。“嘉靖壬子”即嘉靖三十一年，由此可见，《皇明北虏考》在李默事件之前已经完稿，虽未刊刻，已经流传于世。郑晓曾焚毁了一部分稿子，对《吾学编》的续补工作开始于嘉靖四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オ成稿，但是，其中的《皇明北虏考》不在续补之列。
二
《皇明北虏考》虽然完稿于嘉靖三十一年，但其资料是此前多年积累的，《西园闻见录》记：“公幼学即志四方，无书不读，所读必可裨用，少壮入仕益谙典故”。又如郑晓在《壮游录序》中所言：“余官职方时辑《九边志》，即檄取图说于帅府，率居文书塞岁故牾抵不相应，惟渔阳、云中二镇有端绪，时马都督永守渔阳，桂将军勇守云中，二人皆名将，故其言不谬。幽、并六关去京师不远，东西关岁有巡台报政，而寮友刘竹门又蒲坂人，总理事务甚娴熟，故六关之志易就，惟关中表里四镇最多虏患，卒无可据为书者，制府杨公适遣张子淮奏记京师，……余问关中事”。可见，郑晓很早已经开始关注明朝北部边关设防的演变，为他撰述《皇明北虏考》奠定了基础，正如郑履淳在《吾学编序略》中云：“地理、夷官、北虏，先君初官职方，最所究心，非昔志舆地比也。是凡十有四篇，其事皆有司存，翁非立本朝赞国均而陈，此经世之书”。“地理、夷官、北虏…是凡十有四篇，其事皆有司存”，此叙述已经道破《皇明北房考》的史料就是源于“司存档案”，而涉及北方蒙古事务比较集中的政府衙门主要是礼部、吏部、兵部及礼部下属部门四夷馆，正如郑晓在《今言》中所记载：“北虏凡求贡，必纠诸部落在塞上挟我。总督、抚镇所奏番字文书，往往誇述也先之事，中间又多不逊语，通事人不敢译闻，止云：‘内多番字，不能尽译。’四译馆分地专业，而不解番文乎”！细细分析，此一条记载已经全部道出了涉及北方蒙古事务的主要政府部门。郑晓于嘉靖二年中进士之后，即“仕职方，专校四司奏牍”，此后，“授兵部主事，调吏部考功、文选，文选主事，稽勋、验封、文选员外郎，降直隶和州同知，升南京太仆寺承、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历南京尚宝司卿、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和南京光禄寺卿，嘉靖三十二年任南京太常寺卿”，寻召为吏部左侍郎，嘉靖三十四年左升南京吏部尚书改右都御史佐理戎政，嘉靖三十八年历升刑部尚书，据《明史・职官志》记载，郑晓所任职的部衙，其所辖事务直接涉及边疆各民族以及海外各国与明朝的往来，保留了丰富的原始材料，而其身边的朋友、同年也为其査阅档案资料提供了方便，例如郑晓的同年徐阶曾授翰林院编修，为其参考前代历朝《实录》提供了方便之门。除此之外，一些重大的事件，如明成祖北征和正统皇帝北狩之事，都有重要的当事人有关当时事的记载，如金幼孜《北征录》和《后北征录》、杨荣的《北征记》、杨铭的《正统临戒录》和李实的《北使录》等。有关北部边疆战事和明蒙贸易，历朝大臣的奏议和文集都有记载。而且，这些涉及明朝和北方蒙古和战之档案文书、大臣奏议、文集也不在明朝皇家“金匮石室之藏”之列，作为一名政府官员，对郑晓来说是可以参考到的史料之源。而且，《皇明北虏考》的史料记载中存录了一些皇帝谕礼部、兵部等部门的诏书，从而也可以窥得其史料源于司部存档，如明太祖于洪武二十二年敕礼部的诏书：“朕削平祸乱，以一天下二十余年，而朔漠尚未清，近命永昌侯蓝玉等率师直度大漠，俘虏甚众，虏主脱古思帖木儿逃窜，北归未达和林为也速迭儿所害，惟知院捏怯来等拥兵自固，去逆效顺，率众来归，朕旋给印章各授以职，而失烈门称疾不与使者相见，而礼部可移文往谕捏怯来，若失烈门有意南来可令入朝，决意北向，从其所欲。古之人有杀身亡家而立名者，有保身全家而求生者，人之志固有不同不可强也”，有关此礼部存档的谕书，郑晓完全照搬到《皇明北虏考》的记载中。
《皇明北虏考》的史料主要源于“司存档案”、“职方旧牍”以及散藏于历代名臣奏疏、文集中的史料。明朝前期的“司存档案”和“职方旧牍”现在多已不存。当时的史料比较丰富，郑晓在撰写过程中虽然对史料进行了谨慎的选取，但是，其史料来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关蒙古方面的重要档案、文书被选编入历朝皇帝的《实录》之中得以保留。
明代私人史学著述出现很晚，对明前期的历史只有官方史籍有详细的记载，若要探讨《皇明北虏考》对明代前期史事记载的价值，必须参考《明实录》的相关记载。明代历朝实录修成之后，都依例誊写成正、副两本，正本原藏宫中内府，自嘉靖十五年始，又把累朝实录及宝训尊藏于新建的皇史宬，副本初藏古今通集库，永乐后藏内阁，实录底稿则于西苑太液池东隙地焚毁，以防泄漏。到嘉靖初，共有八部实录，分别是《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成祖实录》一百三十卷、《仁宗实录》十卷、《宣宗实录》一百一十五卷、《英宗实录》三百六十一卷、附《景泰帝事迹）八十七卷、《宪宗实录》二百九十三卷、《孝宗实录》二百二十四卷、《武宗实录》一百九十七卷，共一千六百六十四卷。另有七部《宝训》，共七十三卷。然而，《明实录》涉及明朝宫闱机密和皇帝隐私，所以明政府制定了“崇重秘书，恐防泄露”的制度，将实录藏诸禁中秘不示人，正如郑晓在《今言》中所说：“实录进呈，焚草液池，一字不传”。延至神宗时期，为便于后代修实录者查阅参考，实录另抄一套副本藏诸内阁。于是，长期以来，除了皇帝和少数内阁大臣和修纂实录的史官以外，极少有人能得见《明实录》。虽然如此，但是《明实录》的编撰也有史料上的流程和取采，从皇帝为实录所写的《序》及史臣所上的《进实录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史料的来源，一是“兰台记注之文”和“金匮石室之藏”，二是“百司庶府之牍”，这些史料都是散藏在中央及各级政府衙门档案库中的档案文册，包括皇帝诏令、政府公文、大臣奏疏等，三是非政府衙门所藏公文档案，如“藩氏之副”、“世家之藏”及“耳目之闻见”。可见，《明实录》的史料之源，除了前者不易见得外，后两者虽属政府文件和私家之藏，但是对一般士大夫来说，已是易见易得的。
《皇明北虏考》以事件的先后发展为顺序，叙述了从洪武元年至嘉靖二十九年明朝与北方蒙古的封贡、贸易、战争等关系，在叙述各个历史事件时，基本上保留了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且简略地叙述了事件发生前后过程。这种史料选取是郑晓在本篇文章中的主要叙述方式——言简意赅，一方面保留了北方蒙古与明朝战和的基本史料，另一方面系统地叙述了蒙古与明朝的关系。
如关于洪武十九年明朝出师蒙古的事件，《皇明北虏考》叙述：“十九年冬，纳哈出据金山。二十年，宋国公率师出大宁，水昌侯蓝玉袭破虏。六月，宋国公至金山，玉降纳哈出。闻六月，虏杀我殿帅都督濮英”。而有关此次出师，《明太祖实录》的史料记载是：
洪武十九年十ー月辛亥，是月上谕宋国公冯胜曰，纳哈出据金山数侵找辽东，宜于大宁诸边隘分兵置卫，以控制之”；“洪武二十年二月甲中，闻虏骑有屯庆州者，乃遣右将军蓝玉乘大雪将轻骑往袭之，杀其平章果来，擒其子不兰奚，并获人马而还”；“洪武二十年三月辛亥朔，大将军宋国公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筑大宁、宽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于大宁”；“洪武二十年六月丁未，大将军宋国公冯胜驻师金山东北，遣右副将军蓝玉至纳哈出营，降其众；洪武二十年六月庚中，都督濮英殿大军还，道为虏所乘，死之。
又如《皇明北虏考》记载：“（洪武）二十三年，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伏塞下。三月，成祖率诸侯兵至古北口，降之”。有关此事件，《明太祖实录》记载：
洪武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卵，上以故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将为边患，诏晋王、今上各率师往征之”；“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癸已，今上率师至迤都，故元太尉乃儿不花、丞相咬住忽哥赤、知院阿鲁帖木儿等皆降，先是王师既出古北口，今上临塞谕诸将。
《皇明北虏考》记载的洪武元年至正德年间北方蒙古与明朝的关系，主要叙述就是“某年某月，北方蒙古某一首领侵犯北部边境”或者某些事件增加叙述了“明朝政府诏敕某位王侯将相出师北征或者防边以及出师和防边的结果”，与《实录》相比较，《皇明北虏考》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前因后果都与《实录》相吻合，只是详略不同，《实录》比较详细，《皇明北虏考》则简略。郑晓著作中简要地记载了蒙古对明朝北部边关尤其是九边的侵扰和寇掠，蒙古人归降及明朝的封赏。例如，《皇明北虏考》记载：“建文二年二月，鞑粗国公赵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刺帖木儿率众归北平”，既本于《明太宗实录》的记载，原文为：“（永乐）二年二月丁未，鞑靼国公赵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刺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赐费有差”。郑晓用编年体的记述方法，把有关这两方面的记录杂糅成了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明朝与北方蒙古的和战史。
除编辑相关史料之外，郑晓《皇明北虏考》还直接摘录了七道明朝皇帝谕蒙古可汗的文书，分别是洪武五年十二月谕元幼主爱猷识达刺的一道文书、永乐元年二月、四年三月谕鬼力赤的二道文书和六年三月、七年四月谕本雅失里的二道文书，共四道，以及景泰元年七月和三年正月谕瓦刺可汗的二道文书。与《实录》比较，可知郑晓之文是部分地或者几乎完整地摘抄了敕书的内容。如《皇明北虏考》抄录明太祖谕元幼主书，其文曰：
（洪武五年）十ニ月书谕元幼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古今不易之大训，君其思之。自古国家必有兴废，以小事大，理势之常，昔我中国赵宋将衰，为金所逼迁都于杭，纳以岁币。君家亦遺使于宋约纳岁币如金时，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验也。朕观前代获他君子孙，必献俘庙社，誇示国中。其初亦有待之以恩，授之以爵者，及其后也非鸠即杀，虽君家亦尔，宋之幼主消发为僧，终不免于一死，朕则不然，君之子至京师今已三年，优待有加，君亦遣使取归。朕本布衣，生长君朝，辛卵盗起汝颖、蕲黄间，君家天运已去，人心以离，四海土崩，朕兴师救民，一时群雄僭称名号者尽为朕所停虏。虽君之父子亦不能受宗庙社稷，北通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自古有识之君孰不畏天，故特致书以达朕意，君其察焉”；又书与元臣刘仲徳、朱彦德言：“至正之君，蒙尘而崩，幼主初立，大臣无不叛去，独二生竭力守护，特遺使谕君令取其子买的里八刺归，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绝父子之道。
遣使书与元幼主云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古今不易之大训，君其思之。自古国家必有兴废，以小事大，理势之常，贤者亦所乐行而不以为辱。昔我中国赵宋将衰之际，为金所逼迁都于杭，纳以岁币。其后金为君家所灭，亦遣使于宋约纳岁币一如金时，虽疆界有南北之分，而前后延祚百五十年，此小事大之明验也。且尔国之俗，素无姓氏，其族贵嫡而轻庶，君乃高丽有姓者之男，又为庶出，君何昧而不察，固执不变，朕观前代获他君子孙，必献俘庙社，誇示国中。其初亦有待之以思，授之以爵者，及其后也非鸠即杀，虽君家亦尔，宋之幼主消发为僧终不免于一死，在朕则不然，君之子至京师今已三年，优待有加，君亦遣使取归何也？朕本布衣，生长君朝承平之时，混于民间犹勺水之下沧海、一之在太仓岂有志于今目哉。自辛卯盗起汝颖、蘄黄间，君家天运已去，人心以离，四海土崩瓦解。朕观君父子国势不振、民茶毒，始议兴师保身救民，一时群雄僭称名号者尽为朕所俘虏。虽君之父子亦不能受宗庙社稷，北适沙漠，此天运也，人力不可为，自古有识之君孰不畏天，故特致书以达朕意，君其察焉。”又与元臣刘仲德、朱彦德二生书曰：“昔者人臣致君以善爱，君有终，各有其道，各有方，如赵宋事金安享富责百五十年余，此无他处之，各得其道也。朕观二生乃间气所缠，古今如二生者仅数人耳，何也？至正之君，蒙尘而崩，幼主初立，庙之大臣无不叛去，独二生竭力守护之，诚可嘉尚。今特遺使者谕尔君数事，且令取其子买的里八刺归二生宜察之，毋教人绝父子之道。盖求忠臣者必于孝子之门也，毋教人以低强。盖小敌之坚乃大敌之禽也。若能再参察朕之言，尔君之宗祀不绝，二生之家族亦可长保富贵，如其不然，中国无事，六军出讨，桩旗蔽塞阵数百里绵豆于阴山，二生若忠于君，身膏草野美名垂于千，亦奇男子事也，或不能狗国偷生，苟免将何面目与朕相见，惟熟虑之。
两者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皇明北虏考》保留了谕书的基本内容，文字虽有删减，但完全是依据原文内容；二，郑晓在收录《谕元幼主书》时，对某些字词在不影响原文意思的基础上，稍加变换，以转述的形式叙述谕书的内容。例如，谕书原文中：“遂君之父子，亦不能守其宗庙社稷，北遁沙漠，此天运，人力有不为”句，《皇明北虏考》改为：“遂君之父子，亦不能守其庙社，北遁沙漠，此天命，非人力也”。意思更加明确，言简意赅。三，在转述时，虽省略了部分内容，但不影响谕书的谕意。如“且尔国之俗，素无姓氏，其族贵嫡而轻庶。君乃高丽有姓者之甥，又为庶出，君何昧而不察，固执不变”，又如“朕本布衣，生长君朝承平之时，混于民间犹匀水之下沧海、一粟之在太仓，岂有志于今日哉”等句。
又如《皇明北虏考》收录永乐元年二月明太宗谕鞑靼鬼力赤可汗书曰：
元运既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抚有天下，朕以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春入继大统，嘉于万邦，同螓安乐。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持金绮四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并敕其太师右丞相马儿哈咱、太傳左丞相也孙台、太保枢密知院阿鲁台等以遣使往来意，各赐文绮二。
遣使书往迤北谕鞑靼可汗鬼力赤曰：“元运既衰，我皇考太祖皇帝受天命抚有天下，朕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继大统，嘉于万邦，同瑧安乐。比闻北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挥朵儿只、恍惚等织金文绮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定，薄海内外皆来朝贡，可汗能遣使往来通好，同为一家，使边城万里烽堠无警彼此照然共享太平之福，岂不美哉。
《皇明北虏考》摘录的此道谕书与《明太宗实录》所载谕书相比，共有六个字词不同，其中五个字被郑晓简略掉，原渝书为“朕以太祖嫡子奉藩”、“赉织金文绮四端”而《皇明北虏考》中改为“朕以嫡子奉藩”、“持金绮四”，其他内容完全一样。可知《皇明北虏考》收录的谕书内容是真实可靠的。其他五道谕书，与《实录》相关记载比较永乐四年三月、永乐六年三月、景泰元年七月和景泰三年正月的谕书，《皇明北虏考》中几乎照搬谕书原内容，只有部分字词的脱漏。二，永乐七年四月的谕书，《皇明北虏考》中照录原文。
通过与《实录》的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得知《皇明北虏考》确实是言简意赅，真实可靠，同时对某些史实的记载又很详实。郑晓在撰写《皇明北虏考》时是以当时保存比较完好的史料为基础，因此，为我们后人保留了宝贵的原始史料。
我们仅仅通过与《实录》的比勘来评定《皇明北虏考》的史料价值是不全面的，例如，明英宗正统十四年，也先出兵明朝之前因，《皇明北虏考》就参考了其他资料，不仅仅是“司部存档”了。
也先者，脱欢之子也。当是时，脱脱不花弱而也先强盛，也先又以其姊妻脱脱不花，数年间挟脱脱不花遣人并入贡马，得赐金帛无算，使人皆馆京师，逾春始遣还，遂桀骜不恭，时时杀掠道路。我往来通事人变诈出好语，告以中国虚实。也先因与通事人言：“吾有子，请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设曰：“为若奏皇帝，皇帝许尔矣”，也先大喜，夸诸首曰：“吾且进聘礼。”十四年春，遣二千人贡马，曰：“此聘礼也。”朝廷初不知，答诏不及和亲事。也先大愧，怒。七月，大举入塞，分寇大同、大宣府，塞上请城堡多陷没。
正统初，瓦刺遣使赴京朝贡，朝廷亦遣使臣送至瓦刺，因留至明年，仍与虏使同来，岁以为常，然虏使贪婪无厌，稍有不足其欲，輒构衅隙，虏酋索中国财物，岁有所增，又索其贵重无有者，朝廷但据有者与之。而我所遣使阿媚虏首，索无不许。既而所得仅十之四五，虏西以是衔志。初，遣使不满百人，十三年増至千余人，又虚益其数，以冒支廪饩。会同馆官勐实数以闻，礼部验口给赏，其虚报者皆不与使回，虏首愈怒，遂拘留我使，胁诱群胡，大举入寇。
今皇帝即位以来，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朝廷厚答金帛，过元旦郊祀始去，然久之渐桀鸷不恭，往来通使等变诈翻复，告以中国虚实。也先以其子结姻于帝室，通使皆私许，也先进马为聘礼，朝廷不知也，答诏无许婚意。也先愧怒，以正统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
对正统十四年也先大举侵掠明朝的原因，三种史料记载有相同之处，又有所不同处：一，《皇明北虏考》指出了明朝与蒙古封贡、贸易的经济因素，这是也先大举入侵的根本原因，而且指出了战争的直接原因，即导火素——也先欲与明朝皇帝联姻无结果；二，《明实录》的记载只提到也先和明朝封贡、贸易的经济因素；三，《否泰录》的记载则与《皇明北虏考》的记载相同。
《否泰录》的史料来源，刘定之在文章结语中明确指出：“臣因所目击耳闻，参以杨善、李实所述《奉使录》、钱溥所撰《袁彬传》，约其繁芜，著为此录”，即一是来于目击所闻，二是参考于杨善、李实的《奉使录》和钱溥的《袁彬传》。翻阅李实的《北使录》，有一段也先与李实的对话道出了也先大举入侵的缘由，其文日：“十ー日，至也先营中……开读敕书，也先曰“大明皇帝因何差尔每来？”实答日：“自太师父祖以来，至于今日，朝贡朝廷三十余年，你使臣进马，往往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专权，减少马价，以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圣驾，抢掠人民，杀害军马。”也先曰：‘这事只因陈友、马清、马云小人是非，所以动了军马，小事做成了大事’”。这里方面说明了也先入侵的经济原因，另一方面也明确说出了引发事端的通事人——陈友、马清、马云，不过，没有详述此三人是如何挑拨是非的。《实录》里有一条记载曰：兵部言通事达官千户马云、马青等，先是奉使迤北，许也先细乐妓女，又许与中国结亲，又言节减赏赐皆出自指挥吴良，致开边衅，请置诸法，诏下锦衣卫鞫之”。说明了马云、马清等通事人是如何调拨是非的，也知道了这条史料来源于兵部奏议。钱溥的《袁彬传》目前无法见阅，而且，袁彬《北征事迹》和《明史・袁彬传》也没有关于“己巳之变”缘由的记载，因此，我们推测《否泰录》有关明朝缩减蒙古使臣的封赏和马市贸易的记载以及有关明英宗北狩事迹应该源之于《奉使录》（即《北使录》）和《袁彬传》，有关通事人私许也先婚姻之事，应该是刘定之的耳闻目睹，考之于《实录》亦非无稽之谈。）
前面提到《实录》的记载来源于兵部奏议，而时任兵部尚书的于谦《少保于公奏议》里有更完整、更详细的记载：
兵部为边务事内府钞出镇守大同太监陈公题審得生擒达人指挥把速台供，系克里革思人，先因往瓦刺进贡就留在彼住坐，曾跟随兀刺思并察古三次求朝比先下番使臣回还之时，也先安排筵席与马清、马云送路，令达子歌唱作乐，有马清等说不稀军，我回去讨一班笙箫细乐会唱的妇人来与你，也先听言欢喜。后次又有使臣到彼和番，也先令儿子出来劝酒。有使臣亦说好与中国结亲，我回去奏知，务要成事。也先就进马三匹。不期使臣回去，不见结亲事情，又无歌唱妇女，因此发怒，领兵前来厮杀。
由此分析：一，兵部奏议的内容是源于大同太监陈公上报于边务事内府达人把速台的供词；二，引发己已之变的导火素：一方面是由于马清、马云等使臣私自许诺也先细乐和歌唱妇女之事，另一方面是后一波使臣私自许诺也先求婚于明朝之事。
因此，关于明朝“己已之变”之导火索，《皇明北虏考》和《否泰录》都选取摘录了使臣私自许诺也先求婚于明朝之事，虽然两者语言叙述有稍微的差异，但是，从史料记载的内容上看，两者却是完全一致的。而《实录》却详细保留了马清、马云等通事私自许诺也先细乐和歌唱妇女之事，对许婚之事一笔带过，而且，在编修《实录》时没有按编年的顺序把此事件直接载入“己巳之变”的前因之中。《皇明北虏考》的史料应该源于《否泰录》，因为，《少保于公奏议》在嘉靖二十年已经重刊发行，对通事许乐许婚之事的记载详于《实录》，而郑晓却未全面摘录。特别是许乐之事，《实录》也有记载，《北虏考》也没有摘录。也许《皇明北虏考》与《否泰录》的记载有相同的另一史料来源。清代编修《明史·瓦剌传》也仅仅记录了也先入侵的经济因素，没有兵部奏议中的内容，史料不及《皇明北虏考》全面详细，后人若要全面了解这段历史，就不得不读《皇明北虏考》的记载，可知《皇明北虏考》所收史料不仅全面而且详实。
《皇明北虏考》中有关北方蒙古的记载，郑晓经过多方考证，存下信史。并且整体上保持了“述而不论”的基调，但有一处却运用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于叙事当中直接发表议论，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如“东胜者，古东受降城也，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城东胜，因河为固，虏即入寇，后顾我兵，不敢久。自失东胜，退守延绥，即城榆林，虏遂有河套。河套本汉卫将军所取河南地，开朔方郡者，是时因杆将军出朔方，北筑受降城，至唐，韩国公为朔方大总管，遂筑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东直榆林，西直灵武，各相去四百里，堠人凭山望虏，匹马ー人不能隐。盖城北平沙漠漠，无山岩林木障蔽，虏辄望城恸哭遁去。弘治末，朝廷清明，内外大臣协心体国，为经久计，以故议复何套。一清才略足任，遂上经略三疏，一议守，守虏所必入；一议战，战虏所必败；一议攻，攻虏所必救。会孝宗崩，逆谨专政，一清得罪去，无敢言及河套者，即有建白，辄云修边，或日进几里捍虏，或又日退几里固我，我边日退，套虏日进”，此处的叙述军事地理性较强，从边疆防卫的角度去叙述东胜的历史沿革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阐述明朝在东胜军事防御上的得失，从而说明边境防御的失策是北部边患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段叙述也明确表达了郑晓的军事防御政策和主张，打破了郑晓在整篇文章叙述中“述而不论”的一个缺口，使我们更直接地去窥视郑晓撰写本篇文章的用心——经世致用。
总之，郑晓《皇明北虏考》的主要史源是“同存档案”、“职方旧牍”以及历代名臣奏疏、文集，以及《明实录》，因此，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另外，该书在语言叙述上力求言简意赅而不失详细，在史料上力求真实可靠，终于撰成了一部信史，成为后人了解北方蒙古的首选资料，得到了史家的高度评价。正如《皇明资治通纪・凡例》中云：“镜往而泥一人之见，则届昭来而任众，著之辞则泛，故自《吾学编》而外，百家所汇无不成加考核，其或彼此互载而同异殊”。此条记录已说明，在参考《吾学编》的史料时，是不用考核其真伪的，这足以说明《吾学编》整体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而可窥得《皇明北虏考》史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另外，《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乙卯”条载：“礼部尚书詹事陈于陛‘请敕纂辑本朝正史’云：四方形势如《广舆图》、《九边图说》、《星槎胜览》、《瀛涯胜览》、《炎徼纪闻》、《殊域周咨录》之类，折衷以实录、会典所纪载，参以《衍义补》、《名臣经济录》、《疏议》诸书，《吾学编》中天文、地理、三礼、百官、四夷、北虏诸考述，即可以为国家诸大志’”，此条记录说明“《吾学编》中……北虏诸考述”在万历年间已经成为政府编修正史的主要参考史料，这更明确地说明了《皇明北虏考》在史料上的价值——真实可靠性和详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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