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证据表明：马至少是于距今5000年前的铜器时代在欧亚草原区被驯化。最早驯化马的目的可能有3个：一是存留多余的捕猎马作为食物来源，二是使役和射骑，三是用于祭祀或观赏。

在我国山东省出土的中华远古马化石，和在湖南省发掘出土的衡阳远古马化石，都表明中国马种的起源并不比国外晚。据《周易》记载，黄帝、尧、舜时“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说明中国在很早的时候，马已被驯化和用于使役。

在秦汉时期，社会政治制度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式的中央政府集权，王朝大力发展以军事为主要目的的养马业。到了汉代，更是为了与外部力量抗衡并扩张疆土，养马业被作为国力的基础优先考虑发展，从而开创迅速提高国力的成功模式。

在中国，赛马的历史也来源于马在军事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远古时期，赛马的出现是以游猎为基础，马的速度与耐力决定了是否能填饱肚子，在那时填饱肚子几乎是头等大事。

在我国的西北河西走廊山崖峡谷中，发现过大量的岩画，这些岩画中就有古代先民骑马、狩猎、作战的形象。岩画被创作的时间在公元前4000年至10000年之间，成为我国最早有赛马记录的佐证，赛马历史的画卷也从此徐徐展开。

早在商代晚期，人工饲养马匹并将马用于骑乘和争战就已经出现；周时，马的调教和驾驭称之为“御”，与“射”一样成为“六艺”之一，到春秋战国时，赛马和马术活动就已形成，《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田忌赛马的故事广为流传，说明当时赛马已经开始流行。

再到汉代，汉武帝爱马非常，甚至为了改良提高中国蒙古马的身体素质，不惜发动战争，从国外夺取优良马种“汗血马”。这个时期赛马活动经常举行，这与当时尚武精神和国力强盛有很大关系。在已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很多陶俑和画像都出现了汉代赛马的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在山东沂南的画像石墓中，发现了骑士为女子的形象，说明汉时已有女骑手，并能在马上做出高难动作。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赛马活动更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长盛不衰，甘肃嘉峪关魏晋时期的墓室壁画中的赛马图，就是当时赛马活动的生动写照。

到了盛唐时期，国力昌盛。在军事上，极其重视马术，唐朝的骑兵显赫一时，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将马术列为军事训练的科目。而当时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丝绸之路，更是将中亚以及西亚关于马的习俗、活动带到了中国，相融相通就此展开。除此之外，人们的基础需求在被满足后，大量的娱乐需求衍生出来。这时，与马相关的用途与活动从单一军事方向解放，逐渐覆盖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当时包括马球在内的各类马术运动，在宫廷和民间兴盛一时。

元朝，北方游牧民族统治的时代，常被称作“马背上的国家”。其在中国赛马历史上也有着特殊意义。蒙古人皆能骑善射，蒙古贵族更加推崇以马为中心的运动，早就形成走马、走驼为乐的活动，大型集会时无不将赛马作为主要活动内容。并且元代时，统治者将马上运动和兵役制结合起来，成为当时的一种军事制度。即使是定鼎大都之后，每当六月吉日，还要北至上京（在热河泺河上游，又称上都）去“诈马”，“诈马”即赛马，这项当时的国家赛事，每年举行一次，好似“马运动的奥林匹克“。

到了清代，有着马背上打天下之称的八旗子弟，对马的重视到了一个新的巅峰。

清代的“诈马”普遍被认为是现代赛马的雏形。这项运动来源于蒙古族等游牧民族，但经过了精细的改良，比赛观赏性更高。清代的“诈马”选手都是六七岁的幼童，幼童身材小，灵活，对于马的控制力更强，他们会身穿华丽的锦衣，骑在没有鞍具的马背上，从十多里外纵马飞奔。在晾鹰台下树立一杆大旗，最先跑到大旗下的幼童和马匹为优胜者，并选出前36名，分别接受皇帝的奖赏。可以想象当时百马奔腾的场面，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热血沸腾。

来源：Horsema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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